大商要有“中”字思维

中国是一个讲究“中”和“度”的社会，凡事谋求平衡、和谐。尽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讲，地主被消灭，农民也富不起来，有其道理，但地主富起来，如何为富也仁，同样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

一个能培植中气的社会，才能周身协和而接近理想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京东创始人刘强东2017年有关中国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这是整个中国人特别是已经富起来的人的耻辱”的一番话，虽然听起来刺耳，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当然，2021年2月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社会本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的一分子，如果贫富分化问题过于严重，一旦有所变故，损及的是整个系统，富人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最大限度地让更多人走出贫困线，就是对改革开放成果及富人的最好保全。

中国面临种种的共同问题，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但重中之重还是贫富不均及社会失衡问题。有人指望于中国培育出一个中产阶层来，思路没错，但贫富分化并不会借此自然解决。解决贫富问题不应只是政府的工作，有大历史观的商人要有力所能及的担当。

李嘉诚讲，他追求的境界是要“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冯仑对此的理解是，在发展事业时要让自己强大，在做人时要让自己矮下来，矮到无我，让周边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压力。在维系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上，商人不能将自我矮化到人群中，要站起来有所担当，才能融入社会，真正消除贫者与富者之间彼此的压力感。

马云也有所进化，在恒大、碧桂园、万达等企业俯下身子参与到中国消灭贫困的社会战役之后，2017年12月，他宣布成立脱贫基金，准备用5年投入100亿元，组建一套组织保障体系，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全面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去，并将此确定为阿里巴巴的战略性业务和战略性目标。他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但我们应该先富帮后富，我们的员工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员工，所以我们不能为富不仁。”

马云的这番话是妥帖的，堪称表率，这是匹配他在中国商界地位的历史担当的。但凡大商都要有站在政治的立场考量商业的敏感和情怀。

中国共产党是极具理想主义的，一是反腐，二是扶贫，都很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们决定为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贡献力量。

前几年李嘉诚跑路传闻甚嚣尘上之时，社会上盛传他的一种观念，商人不要觊觎政治，“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这种说法又未免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撇得太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李嘉诚曾稳居华人首富的宝座，这本身也是他审时度势、顺应国势的产物。如果没有对国势的顺应，没有政治加持，何来其在大陆囤地、坐收时代发展之红利的好事？

商业是有其政治道义的，不可能需要时为自己搽脂抹粉，不需要时就变脸。政治也是有其时代性和人性的，如果无从把握政治的时代性和人性，也就不可能精准把握蕴含其间的商业时代性和人性。政治的时代性不能过于突兀，不然可能会造成商势的顿挫与政商关系的紧张。无论政治还是商业的道义，都以顺应时代为要，都讲究艺术效果。

“中”字思维不仅体现在维系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平衡之中，也深刻烙印着把握公与私平衡的命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取舍有着与时俱进的审视维度。从全面脱贫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里程碑。资本横冲直撞与无序扩张，与这个时代的鲜明属性格格不入。要瞒天过海掀起资本的盛宴与狂欢，会显得格外唐突。蚂蚁金服、联想、滴滴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做企业，要有关切国家经济、科技、数据等各个层面利害的自觉，不能有携大自重、携洋自重的侥幸。尾大不掉，于社会终是毒瘤，于人于企注定是一出悲剧。

把握行业之势是顺势而为，但最大的顺势是顺国之势，顺国势就要有国家和人民立场。没有国家和人民立场，将一部分人的利益凌驾其上，就难免摔跟斗，遭遇滑铁卢，轻则口碑尽失，遭遇顿挫，重则破产重组，物是人非。

这是一个资本与政治需要重新耦合、找准彼此尺度与火候的时代。真正的大商不可能伟大于一个孤掌难鸣的时代，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商业代言人，更要是一个时代人性与风向的洞察大师。但凡大商，唯具有纵深的商业史观，才更容易知深浅、晓分寸地把自我安放在时空的某个坐标中，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前承何事，后启何向，进而才可能试着在商业史上为自我留下一席之地，对后世有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