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是明朝

中国早期商帮史的发展，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山西盐商的崛起上。诸多专家学者将开中制、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这自有其道理，但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明初的盐业及屯田政策并非明朝的原创，开中制实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折中制的沿袭。如果盐政、屯田制能让山西商帮萌芽，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存在这样的语境，为何商帮未萌芽于彼时？

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那就是有一种超越宋元之外的牵引之力或者说变量，最终促使商帮兴起于明朝。

明朝在经济领域有四大突出特点，一是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在明朝业已形成；二是中国手工业私有化完成于明朝；三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四是以白银为纽带，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和晚明的一口通商对贸易及经济发展的推动。

明初，朱元璋命全国府、州、县修桥治路，京师到各行省建立陆路交通干道。水运较之前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朱棣在位时浚通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时又修复通惠河，大运河由此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交通要道。

明朝初年，盐业政策一如既往地推动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这与宋元盐、粮一直是长途贸易的主角没有太大差别。到明朝中后期，长途贸易的内容变成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江南、华南、华中、华北和西北五大经贸区域在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形成，它们之间的频繁贸易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最终形成。

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时期，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朝。明朝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至明朝后期，除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摆脱官方控制而成为民间手工业。

明朝的私营工商业，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工业产品产量占据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官方用令周边国家朝贡的方式垄断对外贸易，但所需的手工业品多来自民间手工业作坊。

与此形成映衬的是官营工业不断萎缩。官方冶铁业在正德年间以后迅速衰落，万历时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虽说民间禁止开采金银矿，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在景德镇的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明后期，京郊门头沟的煤窑很多，官窑只有一两座，其余都是民窑。

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成为本位货币，这也是观察商帮兴起于明朝的一个核心判断。

白银在推动中国商帮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初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超越之中，尔后体现于以漳州商人为主体的闽商崛起中。

注释：

[1] 朱元璋：《皇明祖训》，见[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启运录卷之八》，钱茂伟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

[2] 朱元璋：《皇明祖训》，见[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启运录卷之八》，钱茂伟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

[3]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其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统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隋王室也来自同一个集团，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是在山西起家的。

[6]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7]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8] 耿昇：《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载《中华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9]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张书生、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11]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12] 清《嘉庆两淮盐法志》。

[13]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14]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15] 军屯就是明朝卫所制度的自给自足。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兵制，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叫“所”。大约以5600人为一卫，1128人为一所，112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即“总兵官”，予以统率。战事结束，总兵官交出兵权，军队回归卫所，这一制度类同于唐代的府兵制。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6] 宿小妹、李三谋：《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

[17] 宿小妹、李三谋：《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

[18] 柳思维编著：《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9] 侯文正：《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载《文史月刊》2006年。

[20] 田冰：《明成化至正德时期北方边粮供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1]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