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城市是创新活动的基层载体，不仅提供了创新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资源，拥有大量的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还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为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合作、创新提供了便捷通道。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一些城市便成为创新、创意和创业活动的发源地[1]，创新活动是城市或区域的产物。如美国十个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仅占全国人口的23%，却拥有48%的专利和33%的国内生产总值。旧金山湾区2000年产生专利占美国所有专利的12%以上，随后的15年里，发明率则增加了一倍多，专利在美国所有专利总量的占比近20%[2]。同样，在此期间，美国的其他大城市的专利申请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呈现下降。

高水平的创业活动同样集中在这些区域。旧金山湾区在创业资本支持的初创企业中所占份额从1995年的约22%增加到2015年的45%以上。美国初创企业份额增加的城市分布在纽约的麻省理工、哈佛大学周围的地区，以及硅谷到旧金山市中心、邻近地区。瑞典区域学家将其描述为：“有创造力的人需要有创造力的城市。”[3]

正因为创新、创业活动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力建设以文化、工业、服务和科技等为主体的创新型城市，并取得显著的效果，先后涌现出文化创新型城市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科技创新型城市如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城市作为国家间竞争网络的节点，其创新创业能力已成为国际竞争优劣的决定因素。许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带动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整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

生存在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也不甘落后。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应对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国政府在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就明确将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而城市作为国家在区域层面的核心主体与重要支撑，其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4]。为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国家发改委、科委自2008年开始以深圳市为首个创新型城市的试点后，经过几次扩大试点范围，到2022年底，全国共有103个城市获批纳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密集度最高的地区。

创新型城市试点以城市为依托，通过地方政府颁布实施各类优惠政策，旨在利用城市的产业集聚、科技推动、人力资本吸引等先天优势，打造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直接推动这些城市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创新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创新产出的迸发，共同冲击着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促使它们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取得不错的效果。《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22》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2》显示，截至2022年底，科技部共支持103个城市（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这些城市以占全国51%的人口，汇聚全国85%的研发（R&D）经费投入和72%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培育全国85%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出全国81%的高新技术企业营收，覆盖全国67%的GDP。在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中，北京、上海稳居榜首，苏、鲁、浙、粤上榜城市较多，分别为12席、12席、10席和8席。但区域之间呈现较大差异。创新能力越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那些未能跻身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中的城市多处在欠发达地区。然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合肥。

这个靠近东部沿海的内陆城市，虽为安徽省省会，30年前，其发展优势并不突出，直到20年前，还被人们视为一个“大县城”。当时的合肥经济发展，既缺“天时”，没有先天的工业基础；又乏“地利”，15年前没有铁路，坐省线到蚌埠才能转国家铁路；还少“人和”，每年大量的优秀人才借助于高考而离开安徽，大量的劳动力因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而背井离乡。然而，合肥主政者并没有气馁，而是带领着合肥人，励精图治，奋力拼搏，开始其赶超之路。2006年，在同类型城市中触底反弹开始起飞，2022年GDP实现12 013.1亿元，连续七年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多项指标增速居全国万亿城市前列，并且，在创新人才、创新载体、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构成的创新能力排名上也跻身创新型城市前十强，实现了经济增长量与质的同步提升。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城市，一跃成为备受热捧的明星城市，以惊人的“加速度”成功实现逆袭，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的创新型城市发展情况也是如此。并非所有城市都能很好地进行创新，也并非所有城市都以相同的方式，或以相似的程度在国家地理区域进行创新，一些区域经济体能够实现自我更新，另一些区域经济体则处于衰退之中[5]。一些城市在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基础设施供应和其他与创新相关的组织和服务可能无法跟上，而另外一些城市则呈现“衰落”之势，大量的创新基础设施则变成沉没成本[6]，真可谓差距悬殊，天壤之别。为什么相同国家环境之下，城市创新效果出现如此差异？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性原因究竟是什么？亟待学界的回答。

三螺旋理论给出的解释是：创新驱动的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大学、企业、科研机构、政府等主体要素的协同，政—产—研构成的三螺旋是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换言之，政—产—研三个关键要素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创新型城市创新效果的差异。产业（公司）作为创新的主体与用户提供拉动力，大学则通过知识和技术转移提供推动力，政府则通过宏观调节和金融配置将推动力与拉动力结合起来，最终推动产业发展。大学、产业、政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三方形成混合型组织。政府不再“高高在上”地“参与”大学—产业—政府的多边互惠中，不再是保证有适当的创新基质，而是在微观和制度层面塑造创新行为的轨迹和方向。对创新来说，政府是在大学和生产性部门关系中干预主义的行动者[7]。三螺旋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提供较好的理论指导或参考。但该理论对于处于体制与创新模式转型环境之中的中国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是否适用、是否存在“水土不服”则尚需探讨。构成中国创新型城市的三螺旋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政府引导与市场呈现双强态势。政府在三螺旋之中居于主导地位，拥有制定政策、规章和掌握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各方运行机制、目标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部门在创新活动中的组织协调作用，政府主导着大学—产业之间的合作，并为二者牵线搭桥、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协调引导。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与产、研之间并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在此情形下，其运行的逻辑肯定有别于三螺旋理论，同时，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如何结合才能取得最佳协同效果，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2）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在知识创造、技术扩散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相比，技术供给端的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利、论文呈现高增长，但在技术需求端的企业却缺乏先进技术，瓶颈究竟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提高创新转化效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但大多属于套利型企业家，而不是创新型企业家，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企业家能否真正实现从套利型转向创新型[8]？需要结合中国科技基础、体制、文化特点进行思考才能回答。

（3）中国的创新模式正由基于技术的创新转向基于科学的创新，科学发现引领技术发展，催生基于科学的创新的诞生，并不断产业化形成新兴产业，优化创新型企业的种群结构，形成相互迭代，推动企业群落的进化，实现产业组织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创新模式的转型，需要大学与产业之间协同，关注创新链的前端，重视基础研究；并涉及大学教育转型，从传授知识到创造知识，从教学型向研究型的转型，面向产业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及创业精神。

转型经济环境造成了中国城市的政—学—产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质的差异，决定了三螺旋理论在指导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三螺旋理论的本身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为什么是三螺旋，而不是四、五螺旋……若有，第四螺旋是什么？是中介机构、社会大众，还是创业投资？若是创业投资究竟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或者是二者结合？硅谷创业投资占全美创业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是其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皆为私人投资，而中国合肥实现逆袭，政府创新投资基金则功不可没。政府创新投资基金与三螺旋之间如何架构，互动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合肥市能够脱颖而出，其他城市却未能如愿，其背后的运行逻辑究竟又是什么？

正是这些理论问题尚未解决，导致实践之中的中国城市管理囿于传统创新模式下的管理思维，既缺乏对创新模式转型之下的基于科学的创新之特点及规律的认知，又不能有效地借鉴世界创新型城市的典型经验和三螺旋理论的精髓，考虑中国体制与创新模式转型的特点，将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结合起来，来制定创新型城市战略，更不会按照政—学—产—金内在逻辑，进一步提出更加合理的建设方略，有效地整合资源，培育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战略新兴产业，最终提升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绩效。

由此看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四螺旋创新模式，解析合肥逆袭之路，探索各行为主体之间互动与演变的内在机制，不仅对三重螺旋创新模型本身的认知跃迁及其理论拓展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促进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提高其建设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