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音乐的起源和整体功能
音乐如此自然地让我们沉浸其中，纵使想挣脱，终欲罢不能。
——波伊提乌
（Boethius）1
在迄今发现的文化中，没有一种是少了音乐的。音乐创作似乎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就像素描和绘画一样典型。被保存下来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见证着这种艺术形式的古老，其中一些还描绘了跳舞的场景。在这些洞穴中发现的骨制笛子也表明，人们是伴着某种音乐而起舞的。但是我们没有史前音乐的相关记录，因为音乐要么是在记谱法发明之后以书面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要么是由文化群体的成员将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声音和节奏再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会习惯性地认为素描和绘画才是早期人类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觉得音乐占有同等地位。然而音乐，或者是各种形态的乐音（musical sound），与人类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很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发挥了超乎我们想象的重要作用。
当生物学家考虑诸如艺术等复杂的人类活动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引人注目的品质是由人的本能衍生出来的。如果某种活动被看作有助于人类自身生存或适应环境，又或者是从这些有助于生存或适应环境的行为中衍生出来的，那么它就具有生物学的意义。
例如，绘画可能源于人类通过视觉来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视觉是人类的一项成就，使人作用于或影响外部环境，以促进自身生存。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在洞穴墙壁上描绘动物的。绘画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可以与语言概念的形成相比较。作画人在实物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检视它，尝试将它描绘成不同的形象，由此，至少在幻想中，对它施加力量。这些艺术家是魔法师，通过画动物来对动物施法。通过刻画动物的形象，早期人类觉得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动物。
由于绘画能使洞察力更加敏锐，这位旧石器时代艺术家仔细观察猎物形态的过程，实际上帮助他学会了更准确地了解他的猎物，从而增加了他在狩猎中成功的机会。艺术史学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写道：
艺术远不像早期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多余精力的消耗。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艺术是生存的关键，是对求生所必需的能力的磨炼。在我看来，艺术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关键。2
文学很可能起源于会讲故事的原始人。他不只提供娱乐，还把部族的传统传播给他的听众：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他们的生活意义是什么。通过厘清听众存在的意义和状况，讲故事的人增强了听众的个人价值感，提高了他们处理社交任务和人际关系的能力。神话故事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因此，讲述和传承这些神话故事加强了社会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并赋予每个人意义感和目的感。绘画和文学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原本用来适应生存环境的人类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但音乐的作用是什么？音乐当然可以被看作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式，但它传达的信息并不明显。音乐通常不是具象的：它不会使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变得敏锐；除了一些著名个例[1]外，音乐通常也不会模拟外部世界。音乐也不是命题式的：它不提出关于世界的理论，传递信息的方式也和语言不同。
有两种传统的方法可以探讨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问题。一种是研究音乐的起源。今天的音乐是高度发达的、复杂的、多样的和精巧的。如果我们能理解它是如何出现的，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基本内涵。另一种是考察音乐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被使用的。纵观历史，音乐在不同的社会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关于音乐的起源目前还不存在普遍的共识。音乐与自然界的联系是很微弱的。自然界充满了声音，而一些大自然的声音，比如流水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快乐。在新西兰、加拿大、牙买加和瑞士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声音偏好的调查显示，没有人不喜欢小溪、河流和瀑布的声音，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人喜欢这些声音。3但是自然界的声音，除了鸟啭和部分其他动物的叫声外，都属于不规律的噪声，而不是可以形成音乐的、有固定音高的持续音符。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音乐中的声音被定义为“音”（tone）：它们是有恒定听觉波形的可分离单元，可以重复和复制。
虽然我们可以科学地根据音高、响度、音色和波形来定义音之间的差异，但科学不能描述构成音乐的音之间的关系。虽然关于音乐的起源、目的和意义仍有相当多的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音乐与自然界的声音和节奏关联甚微。外部联系的缺失使音乐在各种艺术中显得独一无二；但是，由于音乐与人类的情绪紧密相连，它不能被仅仅视为一个表现声音之间关系的无实体系统。音乐常被拿来与数学做比较，但是，正如G. H.哈代（G. H. Hardy）所指出的那样：“音乐可以用来激发大众的情绪，而数学不能。”4
如果音乐仅仅是类似装饰性图案的人造物，那么它只会带来淡淡的审美愉悦，仅此而已。然而，音乐可以渗透到我们的内心。它可以让我们流泪，或者给我们带来强烈的快感。音乐，就像恋爱一样，可以暂时改变我们的整个生活。但是，音乐艺术和现实生活中人类情绪之间的联系是很难定义的；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许多杰出的音乐家放弃了这种努力，并竭力说服我们：音乐作品是由无实体的声音组成的，与其他形式的人类经验没有联系。
音乐与其他动物发出的声音有关吗？这些声音中最具“音乐性”的是鸟啭。鸟类在鸣啭时也会发出噪声，但可定义的音的比例往往更高，以至于有些人将一些鸟啭评定为“音乐”。鸟啭有许多不同的作用。“歌手”既向异性宣传了自己的领地是值得来的，也对竞争对手发出了警告。寻找配偶的鸟儿比已经交配过的鸟儿鸣啭得更积极、更有活力，这支持了达尔文的观点，即鸣啭最初是一种性邀请。鸣啭主要是雄鸟的行为，取决于雄性激素水平，但是一些鸟类也会出现雄性和雌性的二重唱。只要有足够的睾酮，不常鸣啭的雌鸟也能掌握雄鸟的“曲目”。5
美国鸟类学家和哲学家查尔斯·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认为，鸟啭会呈现出音高和速度的变化：渐速、渐强、渐弱、变调和主题变奏。有些鸟，比如棕林鸫，有多达九种类型的鸣啭，可以相互衔接成不同的组合。哈茨霍恩认为：
鸟啭在声音模式和行为环境上都与人类音乐相似。歌曲阐明了纷乱无序与单调规律性的中庸美学……鸟啭与人类音乐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可重复模式的时间跨度很短，通常不超过3秒，上限为约15秒。这种局限性符合原始乐感的概念。每一种简单的音乐技巧，甚至是移调和同步和声，都在鸟类的音乐中出现。6
他继续指出，鸟啭远不止是基于生物学需求的各种形式的交流。他认为，鸟啭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应用，变成了一种为自身而开展的活动：对生活乐趣的表达。
鸣啭可以击退近处的雄鸟，而且能吸引配偶。在没有任何明显的直接成果的情况下，鸟儿依然坚持鸣啭，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种自我奖励。它表达的是无限的情绪态度，传达的不仅仅是叽叽喳喳，还有更多的信息。在所有这些方面，鸟啭的作用都很像音乐。7
其他研究者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鸟啭主要基于生物学层面的需求，除非能发挥一些有用的功能，否则它们是不会鸣啭的。
人类的音乐是否可能起源于对鸟啭的模仿？格佐·雷维斯（Géza Révész）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是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的朋友，他从两个方面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首先，如果人类音乐真的起源于模仿鸟啭，那我们应该能够在没有文字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里，找到一些类似鸟啭的音乐。相反，我们发现的是与鸟类音乐毫无相似之处的复杂节奏模式。其次，鸟啭是不容易被模仿的。慢速的现代鸟啭录音表明，它们甚至比之前人们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只要你听听一只画眉在花园里的鸣啭，就会意识到模仿它的歌声在技术上是很困难的。李斯特的钢琴独奏曲《传奇曲》（Légende）的第一首《阿西西的圣方济向鸟儿布道》（St François d’Assise:La Prédication aux oiseaux），设法使人联想到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既巧妙又极具音乐性。我曾听过一盘记录鸟啭的美国磁带，它很有说服力地令人想到，德沃夏克（Dvorák）在艾奥瓦州斯皮尔维尔的捷克社区逗留之后，将那里的鸟啭融入了他的主题[2]中。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在他的音乐中比其他任何作曲家更多地使用了鸟啭。但在音乐史上，这些都属于更巧妙和近期的发展。早期人类可能很少注意到鸟啭，因为它与早期人类关心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8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相比是一个特殊的类别，他也认为人类音乐不可能起源于鸟啭。
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仿真感而忽略了迪奥多鲁斯（Diodorus）提到过的风吹过尼罗河芦苇丛的呼啸声，那么除了鸟啭——卢克莱修（Lucretius）的鸟类的流畅歌声（liquidas avium voces），也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作为自然界音乐的样本了。虽然鸟类学家和声学家都同意鸟类发出的声音是具有音乐性的，但鸟啭和音乐之间存在遗传关系的假设既无道理也无法证实，几乎不值得讨论。9
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指出，自然界的声音，比如微风拂过树林的沙沙声、小溪的潺潺声或鸟儿的歌声，使我们觉得它们好像是音乐，但它们本身并不是音乐：“我的结论是，音调元素只有通过被组织起来才能成为音乐，而这种组织是以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为前提的。”10
斯特拉文斯基强调组织是音乐的主要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就是音乐史上最细致、最有条理、最痴迷于简洁性的作曲家之一。但他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鸟啭确实有音乐的成分，但是尽管遗传模式会发生变异，它还是太明显地依赖于内置模板了，无法与人类音乐进行比较。
一般来说，音乐与自然界物种发出的声音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因此一些学者将音乐视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现象。民俗音乐学家约翰·布拉金（John Blacking）的观点就是如此，英年早逝之前，他担任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技艺娴熟的音乐家。
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音乐，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音乐就像语言和宗教一样，是人类这一物种独有的特征。促发音乐创作和演奏的基本生理和认知过程甚至可能是遗传的，几乎存在于所有人类身上。11
如果音乐确实是人类这一物种独有的特征，那么将音乐与其他物种发出的声音进行比较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那些研究过非人灵长类动物发出的声音的人，以及发现这些声音的功能的人，发现了其与人类音乐有趣的相似之处。狮尾狒在社交互动中会发出各种不同音高的声音。它们也使用许多不同的节奏、重音和发声方式。个体发出的特定类型的声音表明了它当时的情绪状态，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个体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当个体之间关系紧张时，有时可以通过同步和协调声音的表达方式来化解。
人类，像狮尾狒一样，也会用节奏和旋律来解决情绪冲突。这也许是集体歌唱在人们身上所起的主要社会作用……音乐是情绪和生理唤醒的“语言”。一种取得文化共识的节奏和旋律模式，例如一首合唱的歌，提供了一种共享的情绪形式，至少在唱歌的过程中，参与者会感受到他们的身体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做出情绪反应。这是合唱带来的团结感和善意的来源：至少在短时间内，人们的生理唤醒是和谐一致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用节奏和旋律来说话似乎是直接从合唱中发展而来的。狮尾狒同步而和谐地唱出它们的声音序列时，似乎也可能体验到这种暂时的生理同步。12
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群体唤醒这个主题上来。在这一章中，让我们再看看关于音乐起源的其他推测。
有一种理论认为，音乐是从婴儿的啼哭声发展而来的。所有的婴儿都会咿呀学语，即使生来就失聪或失明。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咿呀学语不仅包括近似话语的发音，也包括音调：音乐和语言的前身是不可分离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曾对幼儿的音乐天赋发展进行过研究，他说：
1岁或15个月大左右的孩子最先发出的一些旋律片段并没有很强的音乐性。它们的起伏模式是在非常短的间隔或范围内上上下下，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波，而不是特定的音高。实际上，重大的飞跃发生在孩子1岁半左右，孩子第一次可以有意识地发出离散音高（discrete pitches）的声音。这就好像发散式的咿呀乱语已经被有重音的话语所取代了。13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孩子开始习惯使用离散音高，主要是使用二度、小三度和大三度。到2岁或2岁半的时候，孩子开始注意并学习别人唱的歌曲。雷维斯非常确定，孩子在生命第二年里发出的喃喃自语的旋律已经受到了他们从环境中学会的歌曲或他们接触过的其他音乐的影响。14如果喃喃自语的旋律实际上有赖于外部环境的音乐输入，那么认为音乐是从婴儿的啼哭声发展而来的观点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埃伦·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教，她曾在斯里兰卡、尼日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生活过。她颇具说服力地指出，音乐起源于母亲在婴儿1岁时与其进行的一种仪式化的口头交流。在这种类型的交流中，语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那些情绪性表达，而不是事实信息。韵律、节奏、音高、音量、元音的延长、语气和其他变量都是一种说话方式的特征，这和诗歌有很多共同之处。她写道：
无论词汇和语法意义最终变得多么重要，人类的大脑都被组织或预置为首先会对人类声音的情绪和语调方面做出反应。15
子宫里的婴儿在听到不规则的噪音和音乐时会有身体反应，其母亲也能感觉到其运动；这样看来，似乎是听觉的感知促使婴儿第一次意识到除他以外还存在着与他相关的其他事物。出生后，婴儿和母亲之间的声音交流继续加强着相互的依恋，尽管视觉的感知很快变得同样重要。大多数母亲对婴儿说话时会使用轻声细语的音调和节奏，最初是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强调伴随这些发音出现的话。这种交流贯穿孩子的整个童年。例如，如果我和一个只会说几句话的18个月大的孩子玩耍，那我们可以用各种不需要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很可能我俩都会发出一些声音：我们会咯咯地笑，咕咕哝哝，发出玩追逐和躲藏游戏时常有的那种声音。我们可以建立一种相当亲密的关系（至少暂时是这样），但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此外，虽然成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涉及语言交流，但也并不总限于此。我们可以和说不同语言的人建立关系，而且我们最亲密的身体关系不需要使用语言（尽管双方通常也会用语言来交流）。许多人认为与另一个人身体接触的亲密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它比任何用话语所能表达的东西都要深刻。
语言学家将口语的韵律特征与句法区分开来：重音、音高、音量等表达情绪意义的韵律特征，全然不同于语法结构或字面意义。韵律交流与音乐有许多相似之处。婴儿会对母亲声音的节奏、音高、音强和音色做出反应，而所有这些也都是音乐的一部分。
这些元素在诗歌中显然很重要，在散文中也可以如此。作为一个现代的例子，我们可以考虑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声音的实验，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尤为明显。
但即使在他最早的小说中，一个词的意思也不一定取决于它所指的对象，而是取决于说话人声音的音高和语调；因为即使在那时，乔伊斯也是在对听众说话，而不是对读者说话。16
人们会不由想起乔伊斯有一副好嗓子，曾考虑成为一名职业歌手。他在写《尤利西斯》（Ulysses）中塞壬那一章时描述了如何使用音乐的技术资源。乔伊斯笔下的莫莉·布鲁姆（Molly Bloom）听不懂手摇琴琴童的语言，却能理解他的意思。
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一种观点是，通过将韵律元素与句法元素分离，音乐逐渐从成人口语中发展起来。威廉·波尔（William Pole）在《音乐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usic）中写道：
最早的音乐形式可能源于说话时声音的自然变化。将声音维持在一个特定的调上，然后接上另一个更高或更低的调，这是很容易的。无论它们有多粗糙，也构成了音乐。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可能会有几个人被引到一起来合唱这种粗糙的歌。如果一个人做领唱，其他人就会被他们耳朵的本能所引导，模仿领唱，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首齐唱的歌曲。17
波尔博士最初的演讲是在1877年发表的，他的书就是根据这些演讲写成的。这些演讲经常提到“野人”“野蛮人”等，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音乐哲学》仍然很有价值，但波尔并没有意识到，前文字社会的音乐可能和现代社会的音乐一样复杂。在波尔博士发表演讲的20年前，也就是1857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3]，并发表在《弗雷泽杂志》（Fraser’sMagazine）上。斯宾塞注意到，当说话变得情绪化时，人发出的声音会跨越更大的音调范围，因而更接近音乐。因此，他提出，激动说话的声音逐渐从伴随它们的话语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声音实体而存在，形成了它们自己的“语言”。
达尔文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音乐出现在口语之前，起初是求偶鸣声。他观察到，拥有发声器官的雄性动物多是在受到性欲的影响时使用声音的。一种最初用来吸引潜在配偶注意的声音可能会逐渐被修改、修饰和增强。
人们怀疑，人类的祖先，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拥有用清晰的语言彼此表达爱意的能力之前，是努力用声调和节奏来互相吸引的，这似乎不是不可能。充满激情的演说家、吟游诗人或音乐家，用各种各样的音调和韵律来激发听众最强烈的情绪时，毫无疑问，他们使用的手段与半人类（half-human）祖先是相同的——很久以前，后者在求爱和竞争中以此来激起彼此炽热的激情。18
格佐·雷维斯转述了又一种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该理论首先是由卡尔·斯顿普夫（Carl Stumpf）提出的，尽管雷维斯没有直接提及这位早期的作者。这个理论基于的观点认为，歌声比说话声有更好的传导振动效果。雷维斯认为，当早期的人类想与远处的同伴交流时，他们发现歌声比说话声更有效。雷维斯肯定地说，发出响亮的信号会使人产生快感，并使人记住这种让声音响彻广阔空间的乐趣。他认为这样的叫声很容易转化为歌声。换句话说，他试图从约德尔唱法（yodel）中提取出所有的音乐。
的确，前文字社会将音乐用于远距离的交流，而且为此发明了极具传导振动效果的管乐器。据说，亚马孙河流域的穆拉印第安人通过一种用三孔竖笛吹出的特殊音乐语言进行交流。19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用鼓和号角来发信号是普遍的做法。即便如此，使用乐音的交流本身并不是音乐，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信号转化成了音乐。
雷维斯的理论也没有考虑到音乐中的节奏元素，而民俗音乐学家认为节奏元素是最重要的。雷维斯、达尔文和斯宾塞都没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音乐对早期人类或他们的后代产生了吸引力。20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不仅是一位革命性的社会理论家，也是一位技艺娴熟的作曲家。他认为，正如我们所知，音乐的声音是伴随或先于语言出现的。在莫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 Cranston）所写的卢梭传记中，他根据卢梭的著作《论语言的起源》（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里的内容，叙述了卢梭的理论：
人类最初相互交谈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情感，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除了歌唱，没有明显的口语。他认为最早的语言是吟唱；它们旋律优美，富有诗意，而非平淡实用。他还认为，是激情而非需求促使人类第一次开口说话，因为激情会驱使人走向他人，而生活的必需品会驱使人独自去寻求满足。“并不是饥饿或口渴，而是爱、恨、怜悯和愤怒使人开始发声。”原始人在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与人交谈之前，会先通过唱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21
约翰·布拉金认为唱歌和跳舞先于语言交流的发展。
有证据表明，早在智人出现并拥有我们现在所知的言语能力之前的几十万年里，早期人类就已经能够跳舞和唱歌了。22
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认为，人类可能在会行走之前就会跳舞了。他还认为诗歌出现在散文之前，而且人天生就能用象征符号来表达感情、态度和思想。维柯认为，语言的隐喻性用法先于其字面性或科学性用法；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想法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写道：
真正的诗歌绝不仅仅是日常语言的一种高级形式。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一首被用完耗尽因而被遗忘的诗，很难再发出任何感召了。23
科学家和哲学家所普遍使用的客观语言关注的是概念思维以及认证和验证，而不是唤起；它通常尽量避免隐喻，与诗人、前文字社会的成员以及没有受过传统和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所使用的“音乐”语言很不一样。“磁铁喜欢铁”并不是对磁性的科学解释，而是一种世界各地都有的拟人化表达。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自然地谈论花瓶的嘴唇、犁的牙齿、河流的口、土地的颈[4]、矿山的脉、大地的内脏、呢喃的波浪、呼啸的风、微笑的天空、呻吟的桌子和落泪的柳树[5]——这样的世界一定与对说法中即使带有一点点的隐喻也会与所谓的字面意思截然不同的世界有着深刻的、系统上的区别。这是维柯最具革命性的发现之一。24
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指出的，上面列出的所有隐喻都来自人类的身体。当人类观察外部世界并试图描述它时，他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主观的、身体的体验来描述。科学的语言并没有完全从诗歌和音乐的语言中分离开来，认为外部世界的现象只有去除拟人化才能被理解的观点并没有发展起来。行为主义者认为，只有以科学的客观性来观察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用移情理解来评估人类的行为，才能准确地理解人类。维柯会同意约翰·布拉金的观点，认为一个族群的音乐是理解他们的文化和人际关系的关键之一。
古希腊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音乐在那里无处不在，极其重要。虽然我们对希腊音乐的实际声音所知甚少，但古典学者称它为“一种融入他们生活本质的艺术”。25
在我们的文化中，精湛的乐器演奏技巧是职业音乐家的专利；但希腊人认为，唱歌和弹奏里拉琴应该是每个自由公民教育的常规组成部分。音乐是庆典、宴会和宗教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比赛与体育比赛同等重要。诗歌和音乐密不可分：例如，荷马的诗歌最初就是在里拉琴的伴奏下朗诵的。
对希腊人来说，音乐和诗歌是不可分割的。诗人和作曲家经常是同一个人，所以文字和音乐通常是一起创作的。希腊语单词“melos”既表示抒情诗，也表示一首诗的伴奏音乐：它是英文单词“melody”（旋律）的起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音乐与数学有关，但它适于伴奏的是诗歌的主观语言，而不是凭智性论证的客观语言。我们可以想象在音乐的伴奏下吟诵《奥德赛》（The Odyssey），但我们无法想象在音乐的伴奏下吟诵《理想国》（The Republic）。
首先，早期的诗歌是歌曲。唱歌和说话的区别在于音高的不连续性。在平常的口语中，我们会不断地改变音高，甚至是在单个音节的发音中。但在歌曲中，音高的变化是离散的、不连续的。口语是绕着八度音程的某个部分旋转（放松地说话时约为五度音程）的。从一个音符到另一个音符，严格的和限定的步骤贯穿着歌曲的始终。
现代诗歌是一种混合体。它有歌曲的韵律，也有口语的滑音。但古代诗歌更接近于歌曲。其重音不像我们平常说话那样通过音强来强调，而是用音高来强调的。在古希腊，这种音高被认为是诗歌基音以上五度的音程，所以在我们音阶的音符中，扬抑抑格就是GCC，GCC，并没有特别重读G音。此外，那三种额外的重音，即锐音、折音和抑音，正如它们的符号所暗示的那样，分别是音节内的升调，同一个音节上的升调和降调，以及音节内的降调。结果是，一首诗歌唱起来像素歌（plainsong）一样，伴有各种各样使其产生美妙变化的听觉装饰。26
希腊语的“音乐”（μouσlkή）一词不容易解释，因为它指的是以音乐为决定因素的诗句，或者是音乐和诗歌的合二为一。而现代西方诗歌主要是语言性的，诗句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配上音乐。
古希腊诗句则不同。音乐节奏包含在语言本身之中。音乐节奏的结构完全是由语言决定的。这里没有独立的音乐节奏的位置，没有什么能被增加或改变。27
逐渐地，音乐成分缩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重音系统；也就是说，动态重音与原始节奏几乎没有关系，而且不会以不同的音高来发音。我刚才引用了特拉西布罗斯·乔治亚德斯（Thrasybulos Georgiades）的著作《音乐与语言》（Music and Language），他认为最初的μouσlkή被散文和音乐各自的独立形式取代了。随后是以语言为决定因素的诗歌，诗句的韵律由重音而不是音高控制。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以熟悉的方式把散文和诗歌都谱成音乐。所以语言和音乐可以在适合的地方被重新组合起来，例如在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中；但这发生在它们最初的统一被破坏之后，它们各自的独立性已经确立了。
卢梭认为，在历史之初，并不存在脱离歌曲的明确口语，这很可能是正确的。精神分析学家安东·埃伦茨威格（Anton Ehrenzweig）本身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音乐家，他写道：
我们有理由推测，口语和音乐的共同起源既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而是一种两者兼而有的原始语言。后来，这种原始语言分裂成不同的分支；音乐主要通过音高（音阶）和音长（节奏）来保持发音，而语言主要通过音色（元音和辅音）来选择发音。此外，语言恰好成为理性思维的载体，因而受到了进一步的影响。音乐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象征性语言，而其象征意义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28
如果歌曲和口语最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后逐渐分离，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们功能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可以想象，随着散文变得不那么隐喻、不那么拟人化、更客观、更精确，人们会使用这种语言形式来传达信息和阐述思想，同时保留诗歌和音乐的交流用于宗教和其他仪式。然而，即便是科学家和数学家为了解释和传达他们的想法而进行的演讲，也从不缺乏音调、重音和音高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变化，那演讲就太单调了，没有人会去听了。
现今，我们习惯于听器乐，它与人声或公共仪式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还发展了语言，使其可以用于科学描述或概念思维，而不需要韵律、隐喻或主观感受的表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都是最近发生的。我认为它们之间也有联系。如果把维柯、卢梭和布拉金的观点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音乐最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认为音乐源于与他人交流的、主观的、情感的需要，优先于传达客观信息或交流思想的需要。
民俗音乐学家通常强调音乐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的集体重要性。像古希腊文化一样，许多文化并没有将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活动与其常常伴随的活动区分开来。歌唱、舞蹈、朗诵诗歌和宗教圣歌都与音乐密不可分，以至于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音乐本身。事实上，对于观察者来说，判断一个特定的活动是否包含音乐是很困难的。仪式上的演讲，就像希腊诗歌一样，可能包括节奏和旋律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它的一部分，以至于文字和音乐无法被真正区分开来。
音乐的起源可能不为人知，但从最初开始，它似乎就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音乐通常为宗教仪式和其他仪式伴奏。一些人类学家推测，声乐起初可能是一种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特殊方式，一种具有许多普通口语的特征但又很独特的语言方式。29
斯特拉文斯基会赞同这个观点的，1939年至1940年，他在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上发表的演讲中明确地肯定：“音乐的深刻意义及其基本目的……是促进交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促进人与最高存在的统一。”30
在前文字社会中，艺术通常与典礼和仪式密切相关，而这些典礼和仪式与日常生活的常规是分离的。正如埃伦·迪萨纳亚克敏锐观察到的那样，艺术关注的是“制造特别”，也就是强调和渲染仪式化的行为。31在仪式中，语言以隐喻和象征的形式被使用，并且常常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这进一步增加了它们的意义。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说：
一般来说，即使是歌曲，也不是简单地为了聆听的快乐而创作的。它们也要发挥作用，作为葬礼的挽歌，作为舞蹈的伴奏，或作为唱给情人的小夜曲。32
在前文字社会中，个人很少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成员认为个人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家庭是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仪式和审美活动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上层建筑或奢侈品。在德兰士瓦北部的文达，音乐在开幕仪式、工作、舞蹈、宗教信仰中均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每种集体活动中都是如此。特别重要的是其民族舞蹈齐科纳（tshikona）。
这种音乐必须由二十多个的男人精准地吹奏音高不同的管乐器，这要求演奏者在控制好自己演奏的同时与其他演奏者融为一体，而且至少需要四个女人在多节奏和声中演奏不同的鼓。33
这种描述摒弃了非洲乡村社会的音乐不如我们的音乐发达或复杂的观念：它只是与我们的音乐不同。齐科纳很有价值，它鼓舞了所有参与的人。布拉金认为，这是由于它的表演在尽可能大的集体中产生了最高程度的个性。在现代西方管弦乐团中演奏或在大型合唱团中唱歌可能是令人愉快和振奋的，但这两种活动都没有提供太多的个人空间。
无论是在已出现文字的文化中，还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文化中，音乐对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都有贡献。热爱收集民歌的贝拉·巴托克强烈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变化，并意识到由特定文化产生的音乐类型与该文化的本质是分不开的，他写道：
我很荣幸能近距离观察到这种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尚存的同质性正在不幸地迅速消失的社会结构。34
西方的胜利和现代交流的便利导致各种音乐的消失，同时也减少了口头语言的数量。
基尔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A.斯洛博达（John A. Sloboda）认为，前文字文化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文化更需要音乐。
社会需要组织才能生存。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有许多复杂的人工制品，它们帮助我们将我们需要和重视的组织具体化和客观化。原始文化几乎没有人工制品，社会的组织性必须在更大程度上通过暂时的行为和人们相互交流的方式来表达。也许，音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记忆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类可以通过声音和手势的时间组织来表达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歌曲、有韵律的诗歌和谚语构成了无文字文化的主要知识宝库。这似乎是因为这种有组织的序列比文字社会在书中使用的散文更容易记忆。35
被认为是欧洲民族主义之父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18世纪也做过类似的观察。
所有未开化的民族都会唱歌和表演；他们歌唱他们所做的事，从而歌唱历史。他们的歌曲是他们人民的档案，是他们科学和宗教的宝库。36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音乐一直不受外界影响，直到英国人到来，才为西方国家所知。
他们通过严格地遵守仪式保存的所有知识、信仰和习俗[自然的不断更新（他们因此才得以生存）被认为取决于此]都在他们神圣的歌声中被铭记并传播，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的音乐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仍在演奏的音乐。由于他们没有书写或记谱的形式，口述传统是保留和教导知识的唯一手段，因此音乐提供了基本的记忆媒介。由此，音乐被赋予了最大的权力、秘密和价值。37
布鲁斯·查特温（Bruce Chatwin）在他引人入胜的著作《歌之版图》（The Songlines）中展示了歌曲是如何被用来划分土地区域，并成为领土凭证的。每个图腾祖先都被认为是边走边唱着定义各种地貌特征的。通过歌曲，世界的不同部分被带入意识，并被记住。查特温观察到，土著居民用来确定领土边界的方式和鸟类一样。每个人都继承了祖先的一些歌曲，而这些歌曲决定着一片特定区域的范围。歌曲旋律的音调轮廓描绘了与之相关的土地的轮廓。就像查特温的资料提供人告诉他的那样：“音乐是一个记忆库，可以帮你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你的路。”38
当部落在宗教仪式上聚集在一起唱他们自己的歌曲时，歌曲的主人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唱自己特定的歌词。歌曲超越了语言障碍，成为那些无法用其他方式交流的个体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当一种文化受到威胁时，音乐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伊利诺伊大学的音乐学和人类学教授布鲁诺·内特（Bruno Nettl）在讨论美国印第安平头族（Flathead）的音乐时指出：
在平头族文化中，音乐主要是用来为其他活动伴奏的，也许是为了确保这些活动以平头族的方式完成……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开始，当许多族群（白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逐步影响平头族时，音乐支撑了该部落的完整性。39
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E. O.威尔逊（E. O. Wilson）写道：
在原始文化中，唱歌和跳舞的作用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引导人们的情绪，为共同行动做好准备。40
通过乐器发出的声音来帮助人们做好准备的共同行动中的一种就是战争。对敌人的攻击往往是通过吹响号角来发动的，这既能激发攻击者的攻击性，又能恐吓敌人。
穆拉人和奥里诺科河地区的其他部落在开始攻击之前会用号角演奏狂野的序曲；萨摩亚人吹起海螺壳，圭亚那的原始人在尖锐的号角声中开始了他们的前进。41
这种声音也被用来吓跑恶灵。
为人熟知的曲调可以为人们提供连续性和稳定性，但音乐也能创造新的共同体验模式。布拉金给出了非洲鼓模式的例子，当几个演奏者组合这些模式并进行表演时，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作品。
通过音乐的互动，两个人创造出了比他们各部分之和更大的形式，并为自己创造了在普通社会交往中不太可能出现的移情体验。42
音乐辅助记忆的威力在现代文化中仍然很明显。我们许多人对歌曲和诗歌的记忆要比对散文的记忆更准确。一项对智力迟钝儿童的研究客观证实了音乐有助于记忆。对于同样的内容，这些儿童在一首歌中记住的比在听故事后记住的更多。43
一些主要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人不安地发现，他们回忆流行歌曲的歌词竟然比记住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古典音乐更容易。我想这是因为流行歌曲很简单、不断重复、流传更广。这也是它们容易引起怀旧之情的原因。重复可以使任何类型的音乐令人难忘。专业的音乐家，尤其是指挥家和独奏家，需要记住大量的古典音乐，而且通常可以不太费力地做到，因为他们已经反复学习和演奏过它们了。
在西方社会，音乐作为定义和识别一种文化的手段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但并没有消失。特定的音乐作品继续与特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以等同于国旗的方式来代表社会。“他们在演奏我们的曲子”这句话的意义可以比我们字面所指的广泛得多。在英国，我们从来不把《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说成“我们的曲子”；然而，它象征着我们社会的结构以及对忠诚的期望。具有讽刺意味但并非无法解释的是，在美国，同样的曲调也被用来唱《为你，我的国家》（My Country, ‘Tis of Thee）。在足球比赛中演奏赞美诗《与主同行》（Abide With Me）的品位令人怀疑，但是那些一起唱的人会感觉到一种更强烈的共同参与感，即使他们不相信自己所唱的歌词，或不赞同赞美诗所表达的基督教信仰。
教会领袖们怀疑音乐所唤起的感情是否具有真正的宗教色彩，这并不奇怪。音乐煽动虔诚之火的力量可能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更关心在会众中增强集体的感情，而不是促进个人与宗教的关系。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曾透露，他是如此痴迷于声音的乐趣，以至于担心自己的头脑有时会因感官的满足而麻痹。不过，音乐之美也有助于信仰的复苏。
因此，我在感官满足造成的危险和歌唱所能带来的好处之间摇摆不定。在不对一个不可改变的观点做出表态的情况下，我倾向于赞成在教堂里唱歌的习惯——这可以使虚弱的灵魂被虔诚的感情所鼓舞。但当我发现歌声本身比它所传达的真理更动人时，我承认这是一种严重的罪过，在那些时候，我宁愿不听歌手唱歌。44
要想确定人类音乐的起源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音乐很有可能是从母亲和婴儿之间的韵律交流中发展起来的，这种交流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联结。进而，它成为成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随着说话能力和概念思维的发展，作为一种传达信息方式的音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作为一种交流感情和加强个体之间联结的方式，尤其是在群体环境中，音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总是习惯于考虑个体对音乐的反应，以至于很容易忘记，在音乐的大部分历史里，它主要是一种群体活动。音乐最初是为公共目的服务的，宗教仪式和战争就是两个例子。后来，它作为社会仪式和公共场合的附属物被用作集体活动的伴奏。我们与前文字文化共享音乐的这些功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音乐的加冕礼或国葬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对过去私人住宅里进行的音乐活动所知甚少，但有必要回顾一下，在现代音乐会中，器乐是作为独立的实体在公共音乐厅中演奏的，没有人声，也没有任何仪式；这种形式的音乐直到17世纪晚期才成为英国音乐生活的突出特征。从那时起，音乐本身作为一种独特形式的重要性开始不断增长。在同一时期，表演者与听者的区别也变得更加明显。个人听众对音乐的反应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
[1] 例如海顿的《创世纪》（The Creation）、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戴留斯（Delius）的《孟春初闻杜鹃啼》（On Hearing the First Cuckoo in Spring）和施特劳斯的《家庭交响曲》（Sinfonia Domestica）。
[2] 即主旋律。——译者注
[3] 波尔在脚注中提到过这个理论，但未提及斯宾塞。
[4] 指地峡。——译者注
[5] 这些例子全部摘自维柯的《新科学》（Sanza No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