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竞争

直到1957年年中，大部分美国人都在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沾沾自喜。然而，欧洲的小型汽车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在国外的很多市场中，在遭到欧洲和偶尔出现的日本廉价商品冲击之前，美国汽车、机床和许多产品就已经开始消失了，只不过这种缓慢的变化还没有被普通美国人发现而已。

然后，随着经济衰退的不断加深，诺克斯堡黄金的大量外流以及廉价外国汽车销量的增长，公众的看法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实际上，此前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外国工人的时薪仅为美国工人的1/9到1/4，具体数字取决于对比的具体国家。但是，之前的舆论认为，这些国家没掌握技术诀窍，美国的“技术诀窍”能够弥补人力成本的差异。然而常被人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外的人力资源可以与美国相媲美，而且他们经常获得美国在技术诀窍和设备上的帮助（通常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机警的外国人正变得和我们一样高效。

随着20世纪50年代接近尾声，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找不出解决方案。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机警的美国投资者面临如下困境：“我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投资，才能避免受到那些被低成本进口商品冲击的公司或是因重要客户受此冲击而间接受影响公司的拖累？”

有三种不同的方式能够给予投资者想要的安全。第一种方式很明显，那就是投资这些外国公司，这一方式很受欢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之前急于购买“欧洲共同市场”和其他地区主要公司股票的人，都遭遇了一些“惊喜”。股票投资成功的核心在于知道你在做什么。与美国公司相比，这些海外公司的总部通常离投资者更远，因此对其进行调查也就更加困难。这个问题会因为语言障碍（英国公司除外）以及许多客户和一般的投资资讯来源都在国外而进一步加剧。更重要的是，外国公司是在完全不同的投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基本面信息向来没有美国公司那样公开透明。有时候，海外公司的会计制度也可能跟美国公司完全不同。最后，许多海外公司股票的流动性都要比美国股票差得多，因此，与投资者熟悉的美国股市情况不同，少量买卖就可能对股价造成巨大影响。

这些情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大量投资外国公司。不过这的确意味着，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做好海外投资要比做好国内投资难得多。这也意味着，美国金融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的对外国投资的宽容以及热情，可能会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结束而明显消退，即使没有外汇税或政治没收等特殊问题来进一步威胁海外投资安全，这种情况还是很有可能发生。

投资者采取的第二种方式——购买在海外有大量（而且经常是持续增加的）投资的美国公司股票，也同样不易于进行分析。借助廉价海外劳动力和美国管理方式，这些海外工厂通常能比该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有时候，这些工厂能帮助美国公司抵御海外进口商品的冲击，因为它能使其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拥有与纯海外竞争对手出口至该国的商品差不多的价格。

为什么这些外国工厂可能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有吸引力？

首先，几乎所有家庭中的富有成员都会被其他家族成员嫉妒和讨厌。对世界各地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美国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美国电影和无处不在的美国游客给世界各地的人们留下了这种印象。我猜想九成美国游客的举止表现都有利于美国的声誉。然而，凡是曾经出国的人都看到过部分同胞表现出的恶劣举止，例如对当地习俗的恣意批评、满嘴脏话的大声嚷嚷等。不幸的是，一名态度恶劣的美国人对美国国际声誉所造成的伤害，很容易就超过50名举止得体的美国游客给美国的国际声誉添加的好感度。美国游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天然讨厌那些行事风格迥异的外国人，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外国投资者，尤其如果它是一家美国公司的话，自然就会成为希望增加影响力的本土政治家的目标。

在20世纪50年代接近尾声时，受国外廉价劳动力的刺激，美国在海外设立分厂的投资热潮也达到了顶峰，这一做法既为所投资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国家间一定程度的竞争，这些国家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赢得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青睐。只要能带来越来越多的新建造合同或其他收益，外国人就会受到欢迎，这是非常自然的。但当资金停止流入，利润开始回流母国时，当地人们的情绪便可能会发生反转，这种情况或许类似于美国与西班牙领导人佛朗哥就西班牙基地进行谈判时，欧洲明智的观察家所做出的嘲讽。在美国资金涌入的西欧各地，反美情绪都十分高涨，有些国家甚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在西班牙，一个从未得到任何投资但希望很快得到一些投资的国家，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从未如此之高。

基于上述原因，投资于在海外拥有大量权益的公司可能并不总是像当前收入数字所表明的那样有吸引力。拥有许多外国工厂的公司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创造出令人羡慕的业绩，然而，如果将这些海外收益与国内收益一样资本化，那么在未来某一年许多利润连同一些重要资产可能都会突然消失。当然，不同国家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这些严重问题根本不可能出现。

因此，如果不能轻易地知道这些海外分厂能否为那些寻求免受20世纪60年代海外竞争影响的投资者提供保护的话，那么还有其他方式吗？我相信是有的。在某些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获得和保持技术领导力，是美国公司避免低成本海外竞争威胁的可靠方式。拥有此类公司股份的投资者不必担心低成本海外劳动力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并且能够在无须承担海外投资巨大风险的前提下从中受益。

为什么会这样？既然国外的研发成本比美国更便宜，为什么国外竞争对手不会很快在技术上领先呢？答案绝对不是因为美国有比外国更多或更好的科学技术人才。相反，主要是因为其中一些技术非常复杂，而且朝着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奠定了领导地位，而其他外国公司则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类似的领导地位。投资者要做的就是寻找那些能够保持技术领先的管理团队，换句话说，那些似乎在某些特定领域（或其重要部门）拥有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的公司，其竞争对手总是在未来才能达到它们现在的地位。当竞争者达到它们现在的位置时，它们又会往前迈进一步。如果一家公司可以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担心国外竞争会比国内竞争更激烈了。

此外，这些公司可能还会受益于20世纪60年代海外工业国家日益壮大的过程。如果该公司的产品具有技术优势，那么外国公司就会想要购买，就像稍早前海外工业大幅崛起之前那样。但是直到最近，外国潜在买家仍然受限于货币问题，被它们的政府限制购买美国产品。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应该会少得多，因此，具有技术优势的公司可能会拥有前几十年无法想象的广阔出口市场。

最后，如果公司拥有海外竞品无法企及的优秀产品，而且正好在海外也设有分厂，那么它就在反外国产品税或资产充公方面有了一些保障，而其他公司就不会那么幸运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极端迫害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太多讨论。然而，尽管希特勒仇视大多数犹太人，也仍然有少数犹太人完全不受骚扰，因为他们拥有希特勒急需的特殊技能。同样，如果一家公司拥有生产外国所需关键产品的专业知识，那么该公司就拥有其他公司没有的筹码，并能够借此与敌对国政府讨价还价。可能希特勒的例子过于极端，我们来看一下近东部分地区主要石油公司的案例。当地政府并不是因为合同协议或喜爱这些外国石油公司才没有恶劣对待它们，正相反，主要是因为只有它们有运输和销售石油的基础设施。如果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海外，那么公司知道如何制造重要产品将会至关重要。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应对20世纪60年代激烈外国竞争的方法，与不考虑外国竞争时寻找杰出投资机会的方法并无不同。如果投资者能够找到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因为出色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在外国竞争成为普遍威胁之前就是好的投资标的，那么他将不必担心20世纪60年代外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但如果这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外国生产者可以轻松地复制它的产品，那投资这家公司将很可能会有风险。

这些都是狭义地看待外国竞争的问题，即个人投资者能够赚钱而不是亏钱的视角。但是若从广义视角看又将如何呢？美国经济会因为无法与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海外廉价商品竞争而遭受损失么？

我认为，在知道未来几年谁将成为美国总统以及他将如何处理这一重要问题之前，答案都不会明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企业管理层可以应对国内外薪资差异的问题并平衡成本，但前提是从现在起国内工资的上涨速度不要超过国外（后者也在上升），同时工会强迫企业额外雇工（featherbedding）的行为不会进一步增加美国产品必须承担的成本。

额外雇工的问题，即要求添加不必要工作岗位的劳动规定，并不容易解决。企业管理层宣称额外雇工让人无法忍受（确实如此），但工人代表们总是顽固地坚持这些规定，直到受波及的工人获得某些保证，例如当他们被更高效的设备取代时，他们将能够得到其他薪酬类似的工作。工程技术的进步在创造无数新行业的同时，也使得旧行业能够以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只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失业的工人提供薪酬相似（甚至可能更高）的工作机会应该不会太困难。如果运气够好，在20世纪60年代有总统愿意正视额外雇工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产业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站稳脚跟，而且还能够维持目前的国内外工资差异。但如果美国的工资成本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上涨更多，那么美国将出现大规模失业与经济衰退。然而，我目前还找不到可以预测会发生何种情况的任何依据，未来究竟如何可能取决于未来的总统会让国家陷入完全不必要的经济危机，还是他通过发挥个人影响力与魅力，让社会各界明白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事。如果美国制造的商品想要应对与外国廉价商品的激烈竞争，同时不牺牲美国人目前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商业和工会领袖就必须在这些议题上共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双方有任何合作的迹象。如果我们到了只能靠政府解决此事的地步，那时谁领导政府，他会怎么做将决定最终结局如何。正如刚刚所说的那样，现在做出明智的判断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