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像一阵旋风一般,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到了小镇:“沙皇被推翻了!”可居民们都不相信。没过几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进入了火车站。两个穿着军大衣、肩上挎着步枪的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逮捕了车站的宪兵、年迈的上校和驻军的长官,乡亲们这才意识到真的变了天。于是,老百姓成群结队沿着积雪的街道涌向镇上的广场,他们非常渴望去了解这些从未听过的词:自由、平等和博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镇里充满了兴奋和欢呼,不过这里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曾经掌控的镇政府上空飘扬着一面红旗,只有它在提醒人们这里发生了变化。其他一切都维持着原来的样貌。在冬季结束之际,一个近卫骑兵团驻扎进小镇里。每天早上,他们列队出动,骑着马去火车站追捕来自西南战线的逃兵。这些士兵身材魁梧,满面红光。他们当中的军官都是伯爵和侯爵,戴着金色的肩章,穿着镶银边的马裤,和沙皇时代的军官一样,革命仿佛从未发生过。
而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说了算的还是原来那些人。不过到了十一月,一些怪事情开始发生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火车站,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也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布尔什维克。这个强而有力的名字从何而来,镇上谁都说不清楚。
近卫军发现想抓逃兵并不简单。车站里被子弹打破的窗户越来越多了。逃兵们都是成群结队地从前线回来。一旦有人阻碍,他们就会用刺刀还击。到十二月初的时候,逃兵们更是以一列又一列车的速度涌向这里。近卫军在车站武装集结,打算抓住这些逃兵。但出乎他们的意料,逃兵那边竟然有一挺机关枪。从车厢里冲出来的十七个人被击毙,但近卫军也被穿着灰军装的逃兵逼出车站。没了近卫军的封锁,载着逃兵的列车又一列接着一列地继续前进。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朋友在谢廖沙家里玩完扑克牌之后来到了保尔家。他们躺在院子里的草地上百无聊赖。三个人绞尽脑汁想要找点新鲜事去做。这时,他们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一个骑兵一路疾驰,一跃便跳过了道路和低矮栅栏之间的水沟。骑兵用马鞭指着保尔和克利姆卡说:“喂,两个小伙子,过来,我问你们点事。”保尔和克利姆卡赶紧站起来跑到栅栏旁边。骑兵一身尘土,他的帽子、制服和马裤上累积了一层灰尘。在他腰间的皮带上,一把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式手榴弹十分招摇。“小伙子们,能弄点水让我喝喝吗?”骑兵问道。保尔跑去接水的时候,骑兵转头看向盯着他的谢廖沙说:“告诉我,孩子,你们镇上现在归谁管?”谢廖沙一股脑儿地向这位陌生人讲述了当地所有的新闻。“这里已经两个星期没人管了,现在只有本地人组建的自卫队。所有居民都要轮班守夜。你是什么人?”说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骑兵笑着说:“小伙子,知道的事情越多就老得越快。”保尔捧着一大杯水出来了,骑兵接过去一饮而尽,随后把杯子还给保尔。紧接着,他抖了抖缰绳就朝着松树林那边走了。“那人是谁啊?”保尔问道。“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了耸肩,回答道。而谢廖沙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他肯定地说道:“看来这里又要来新政府了。我说列辛斯基他们怎么昨天都溜了。只要有钱人一逃走,那就是游击队来了。”他的推断很符合逻辑,因此保尔和克利姆卡都立刻表示同意。
就在几个孩子讨论的时候,公路上又传来了马蹄声。三个人听到声音都跑到了栅栏旁边。透过树林,他们隐隐约约看到一群人和马车出现在了林务官房子旁边。而在靠近公路的地方,有十五六名骑兵,他们个个都端着步枪。为首的人像是中年人,穿着卡其色夹克,系着军官腰带,胸前挂着一副野战望远镜,他旁边的就是刚刚来讨水喝的骑兵。那人胸前还别着一条红丝结。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碰了碰保尔说,“看到红丝结了吗?他们是游击队的,我发誓。”说完,他就高兴地跳过栅栏,朝大道上跑去。其他两个人也跟上前去。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看着这些骑兵。这些人越来越近,刚才讨水喝的那个人跟三个孩子点头致意,然后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道:“那是谁家的房子?”保尔走上前去,跟着马儿的脚步,边走边说:“是律师列辛斯基的房子。他昨天跑了。看来他很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中年人笑着问道。“这个。”保尔指着红丝结说道,“我们都认识这个。”居民们纷纷跑到街上,好奇地看着这支来到镇上的队伍。三个好朋友也站在路边看着这群浑身尘土、精疲力尽的红军战士。队伍里仅有的一门大炮和架着机枪的手推车行进在石子路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孩子们跟在队伍后面,直到部队在镇中心停下扎营之后才各自返回家中。
那天晚上,在列辛斯基家宽敞的客厅里,四个人围坐在桌腿雕着花样的餐桌旁边。司令官是花白头发的布尔加科夫同志,其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布尔加科夫在桌子上摊开了该省的地图,然后用手指在上面画着线路。他看着对面那个颧骨很高、牙齿坚固的人说:“你说我们要在这里驻军,叶尔马钦科同志。但我认为我们明天早晨必须离开这里。”
“最好今晚就赶紧动身,不过同志们都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在德军到达之前抢先撤退到卡扎亭。但我们现在的战力严重不足,只有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两百名步兵和六十名骑兵,根本没办法跟德军交战。我们必须跟其他撤退的红军部队会合。此外,同志,我们必须记住,除了要对付德国人之外,我们还要对付沿路各种反革命分子。我建议,我们明早撤退之前,先炸掉车站外围的铁路桥。这样就能拖住德国人,他们至少要花两三天的时间才能把桥修好。同志们,你们怎么看?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布尔加科夫看向桌子周围的几个人。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咬着嘴唇,看了眼地图,又抬起头看向了布尔加科夫。
“我同意布尔加科夫的意见。”犹豫了半天斯特鲁日科夫总算表了态。另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对。”只有叶尔马钦科,那个白天讨水的人摇了摇头说:“那我们组织这支队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遇到德国人的时候不战而退吗?要我看,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跟他们碰一碰。我已经厌倦了到处跑。如果是我来决定的话,我肯定选择在这里决一死战。”他用力推开了椅子,然后站起来在屋里踱步。布尔加科夫看着他,摇了摇头。
“打仗不是靠莽夫之勇,叶尔马钦科。明知道注定会失败,我们为什么要让同志们去送死呢?这简直在开玩笑。后面的敌人可是整整一个师的武装,而且还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战争不是儿戏。”布尔加科夫看向大家,说道,“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早撤离。现在研究第二个问题,如何进行联络。”布尔加科夫继续说,“由于我们是最后撤退的部队,我们必须担负起敌后工作的任务。这里是一处铁路枢纽,有两处车站。我们需要留下一个人负责联络工作。大家都说说自己心中的人选。”
“我觉得应该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叶尔马钦科走到桌边说道,“首先,他是本地人;其次,他是一个钳工和电工,很容易就能在车站里找到一份差事;最后,他今晚才能抵达这里,白天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在队伍里,老百姓也没见过他。这个小伙子脑子机灵,办事也井井有条。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布尔加科夫点点头。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尔马钦科。你们二位有其他意见吗?”布尔加科夫看向另外两个人,“没有?好,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们给朱赫来同志留点钱和必要的证件。现在研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同志们,就是如何处置镇上存放的枪械。这里有两万把步枪,都是沙皇打仗的时候留下的,可惜大家都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些枪全都存放在一户农民的棚子里。棚子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想让我们赶紧把枪拿走。我们不能把这些枪留给德国人。要我看,我们要把它们都烧掉,而且必须马上行动。明早之前必须全部销毁完毕。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棚子在小镇边上,那里住的都是穷人,万一火势蔓延到老乡家里就不好了。”
斯特鲁日科夫稍微挪动了一下椅子。他长得很结实,脸上的胡子很久没刮了。他说:“为什么要烧掉这些枪呢?我宁愿把它们分给这些居民。”布尔加科夫立刻转过头,看着他说:“你是说把枪分了?”叶尔马钦科激动地说:“这可真是个好主意!把这些枪分给工人,其他居民如果想要也可以领取。等德国人动真格的时候,乡亲们至少还能背水一战,毕竟德国人有多残暴大家心里都有数。万一真逼上来了,大家至少还能拿起武器反击。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对,就应该把那些枪分出去。要是能弄一点到乡下去就更好了。农民们肯定能藏好。等德国人来这里掠夺的时候,这些步枪准能派上用场。”
布尔加科夫笑着说:“话虽没错,但如果德国人下令交枪,他们绝对不敢私藏。”叶尔马钦科反驳道:“那也不可能是所有人,肯定有人不会交枪。”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扫视了屋里的其他人。年轻工人赞同其他两个同志的意见:“我来负责发枪。”“那好,就这样决定了。”布尔加科夫表示同意,随后他站起身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我们先休息,明早再行动。朱赫来到了以后,请他来我这里一趟,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钦科,你去检查一下岗哨。”所有人都离开了会场之后,布尔加科夫来到客厅旁边的卧室。他把军大衣铺在床垫上面就躺下了。
第二天一早,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已经在这里给司炉打一年的下手了。走在路上,保尔感觉到今天的小镇有些不一样,路上很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有的人甚至拿着两三支。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因此急忙赶回家里。路过列辛斯基家的花园时,保尔看到昨天那几个人正准备上马。保尔跑进家,匆匆洗了把脸。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于是保尔赶紧跑到镇子另一头的谢廖沙家里。谢廖沙的父亲是个火车副司机,他们家的房子和院子都不太大。谢廖沙不在家,但他母亲在,于是保尔就问了他的母亲。可那个白胖的妇人只是嫌弃地看着保尔说:“鬼才知道他去哪了。天还没亮他就跑出去了,说有人在发枪。我估计他去发枪的地方了吧。你们这些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最好都在家里猫着,这样疯疯癫癫的可怎么是好。人还没有围裙高就琢磨着去领枪了。你告诉那个小混球,如果他敢往家里带一颗子弹,我非活剥了他不可。什么东西都敢拿回家,出了事还得连累我。你问这个干吗?你也要去吗?”
没等她讲完,保尔就匆匆跑到了大街上。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两边肩膀各扛着一支枪的人。保尔跑到他旁边问道:“叔叔,可以告诉我去哪领枪吗?”“维尔霍维纳大街。他们正在发枪呢!”保尔匆忙道谢,然后拔腿就跑。他又经过了两条街,碰到了一个小孩拖着一支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道:“你从哪搞来的?”
“游击队的队员们就在学校对面发呢。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发了,只不过现在全都发完了,那里只剩下几个空箱子了。我这是领到的第二支。”男孩得意地说。这个消息让保尔非常沮丧。“该死,我应该直接去那里的。”保尔难过地想着,“我怎么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呢?”突然,他心生一计。保尔转过身,两三步就追上刚才那个小孩,从他手里抢走了步枪。“你分到一支枪已经足够了,这一支应该给我。”保尔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说道。
光天化日被人抢走了枪,小男孩气得向保尔冲了过去。但保尔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端起枪,用刺刀冲着男孩喊道:“这刺刀可没长眼,走开。”男孩气得哭了起来。知道自己不占上风,他只能一边跑,一边咒骂保尔。而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迈着大步走回家了。他翻过栅栏,跑到棚子里,把枪藏在了棚梁上,然后就吹着口哨进屋了。
乌克兰的夏夜总是如此美妙。像谢佩托夫卡这样的乌克兰小镇,周围还有一圈村屯。很多年轻人会在宁静的夏夜走出家门,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坐在花园里,有的干脆就坐在路旁的木材堆上。夏夜的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远处的天空上闪烁着微弱的星光,还有年轻男女的欢笑声和歌声在这美妙的夜色中回荡。
保尔十分喜爱他的手风琴。他会轻柔地把手风琴放到膝盖上,然后两只手灵活地游走在双排琴键之上。一声低音之后,迸发出来的欢快的旋律不断地向四周流淌,风箱伸缩之间,风琴演奏出了和谐的音符。在这样美妙的音乐中,你怎能忍住只是静坐在那里呢?或许在你意识到之前,你的双脚已经在回应音符的召唤了。这样的生活多么美妙啊!
这天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外面的木垛上,其中笑得最开心的是保尔的邻居,也是石匠的女儿,嘉莉娜。她特别喜欢和男孩们一起唱歌跳舞。她的女中音浑厚而又嘹亮,但是保尔有点怕她,因为她是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她在保尔旁边坐下来,搂着他,笑着说:“你的手风琴拉得真棒!可惜你还没长大,不然我准让你娶了我,做我的好丈夫。我喜欢拉手风琴的男人,美妙的琴声总是让我心醉。”
保尔害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晚上,大家都看不到。他很想离嘉莉娜远一点,可姑娘的手一直抓着他不放。“怎么了?我的小可爱,想从姐姐这里逃走吗?小帅哥害羞了吗?”她笑着说着。感受到她的胸脯贴在自己的肩膀上,保尔心里一惊。而其他人的笑声打破了街道的宁静。
保尔推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你别靠得这么近,我都没办法演奏了。”这句话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玛鲁霞顺着保尔的话说:“保尔,来一首伤感的真情流露的曲子吧!”保尔的手指抚过琴键,弹奏起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嘉莉娜带头开始跟着唱,然后是玛鲁霞,最后大家都开始跟着唱:
船夫们走在回家的路上
明天就能重逢回到故乡
那是如此地美好与甜蜜
我们一起唱出心中的悲伤
年轻、充满活力的歌声传到了远处的森林中。“小保尔!”是阿尔焦姆的声音。保尔收起了手风琴,扣上了琴带:“有人叫我,我得走了。”“再弹一首吧,现在能有什么急事?”玛鲁霞想要挽留保尔,但保尔很坚决:“明天再弹吧,今天不行了。我必须要走了,阿尔焦姆在叫我呢。”于是,他穿过马路,回到了家里。
保尔打开门,发现除了阿尔焦姆之外,桌子旁边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哥哥的同事罗曼,另一个人保尔不认识。“你叫我吗?”保尔问道。阿尔焦姆点了点头,然后看着那个陌生人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弟弟。”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一只粗糙的手。“过来,保尔。”阿尔焦姆对弟弟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生病了吗?这样,你明天去问问他们需不需要再雇一个熟手来顶替上。如果他们需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
陌生人插话说:“不用这样。他明天直接带我去见管事的就行。”
“他们当然需要。就因为斯坦科维奇生病,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来了两次,想找人顶替他的位置,可惜没找到。没有电工,他不敢光靠司炉一个人发电。之前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那就妥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然后我们一起去发电厂。”“好的。”保尔的目光注意到陌生人的一双灰色眼睛。那坚定的目光凝视着保尔,让他觉得有些不安。陌生人穿着一件灰色外套,所有的纽扣都扣着,从上到下紧紧绷着他宽阔结实的身体。他的肌肉发达,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整个人就像一棵老橡树一样稳健。
“再见,朱赫来。”阿尔焦姆送他走出家门,“明天你就跟我弟弟一起去吧,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游击队离开之后的第三天,德军就来到了镇上。冷清的车站重新响起了汽笛声。“德国人来了!”消息迅速传遍了全镇。
小镇像被惊扰的蚁穴一样骚动起来。虽然大家知道德国人迟早都会来,但很多人不太相信。而现在,德国人不仅要来,而且已经来到了镇里。所有的居民都躲在栅栏后和门后,不敢贸然走到街上。
德国人在公路两边列队行进。他们穿着橄榄色的制服,手持步枪随时准备着。他们的步枪上装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背上背着大包。这群人源源不断地从车站进入小镇,小心翼翼走在路上,准备随时应对偷袭,尽管没有人想攻击他们。队伍前面是两名军官,手里拿着毛瑟枪。走在马路中间的那个盖特曼[1]中士是翻译,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大衣,戴着高高的皮帽。
德国人在镇中心的广场上列队。随着阵阵鼓声,一小群胆子大的居民凑到跟前。穿着乌克兰大衣的盖特曼军官走到一家药店的台阶上,大声宣读指挥官科尔夫少校发布的命令。
我在此下令:
* 本镇所有居民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他们拥有的任何火器或其他武器。违者枪毙。
* 本镇宣布戒严,禁止居民在晚上八点后出现在街上。
本镇司令 科尔夫少校
沙皇时期的镇政府在革命后曾经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处,而现在这里又成了德国人的司令部。门口站着一个哨兵,他的头盔上印着帝国之鹰的徽章。司令部的后院被划出来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通告发出的这几天,居民们纷纷来到这里上缴武器。成年人担心自己太惹眼,因此过来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子。所幸德国人没有扣押任何人。还有一些人不敢过来交枪,只能趁着夜色偷偷把枪扔到大街上。第二天一早,来街上巡逻的德国兵就会捡起来,装进车里运回司令部。
下午一点,缴枪的截止时间已经到了,德国士兵统计了收缴的数目:一万四千支步枪,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没被上缴。不过德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数字,尽管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来,镇外的犹太墓地就传来了枪声。德国人枪毙了两个被搜出枪的铁路工人。阿尔焦姆一看到德军的命令就赶紧回到了家里。他在院子里看到了保尔,于是赶紧来到保尔面前,双手抓着他的肩膀,轻声但非常坚定地问:“你有没有领枪回家?”保尔本不想说关于枪的事情,但是他不敢和哥哥说谎,所以就坦白了。
他们来到棚子下面。阿尔焦姆把枪从横梁上拿下来,卸下枪栓和刺刀,抓住枪管,用尽全身力气把它砸到栏杆的木桩上。枪托应声而碎。步枪的残骸被阿尔焦姆远远地扔到花园外的荒地上,卸下来的枪栓也被扔进了厕所坑里。
做完这一切后,阿尔焦姆看向弟弟说:“你不是小孩子了,保尔。你应该知道你不能玩枪,更不能把这东西拿到家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可能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要耍小聪明,如果真的被德国人发现你在家里藏了枪,那我就会第一个被枪毙,因为他们还不会杀小孩。这个时代很残酷,你要记住这一点。”
保尔答应以后不会这样了。兄弟俩正穿过院子准备回屋的时候,一辆马车停在了列辛斯基家门口。律师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妮莉和维克多,从车上下来了。阿尔焦姆愤怒地低声说:“这几个秃尾巴鹌鹑又回来了。好戏要开场了,这几个混蛋。”说完他就进屋了。没了枪的保尔伤心了一整天。而与此同时,他的朋友谢廖沙正在一个破旧的棚子下面使劲地挖着墙根。挖好之后,谢廖沙把三支新步枪用破布包好,放了进去。他从没打算把枪交给德国人,于是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挖坑,确保能够把枪藏得万无一失。他填平了大坑,又弄了一堆垃圾盖在上面。随后,他认真地进行了检查,并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他摘下帽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让他们找去吧。就算他们找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埋在这里的。毕竟这棚子荒废很久了。”
不知不觉中,保尔已经和朱赫来建立起了友谊。这位新电工已经工作了整整一个月。朱赫来向保尔展示了发电机的构造和运作方式。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小孩。他经常在空闲的时候去看望阿尔焦姆,并听他母亲讲述家里的难处和烦恼,尤其是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子。朱赫来是个逻辑严谨、思路清晰的人,他的话总能安抚这位操心的母亲,让她忘记烦恼,变得快乐一些。
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堆满木材的院子时,朱赫来拦住了他说:“你母亲告诉我你总是调皮捣蛋,跟人干架,像只好斗的小公鸡一样。”朱赫来笑了起来,似乎很认可保尔母亲的比喻,“事实上,好斗不全是坏事情,但你要知道该打谁和为什么要打。”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于是他回答道:“我不会没由来地跟人打架,每次都是有理有据。”“那你想不想学习正确的打架方式?”朱赫来的问题令他意外。“什么叫正确的?”保尔惊讶地看着他问道。
“你看。”朱赫来简单地给保尔上了一堂入门的拳击课。但这对保尔来说有些太过专业,他总是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上。虽然朱赫来的拳头让他难以招架,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勤奋且耐心的学生。
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里回来。他在屋里转了一圈,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他决定去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屋后花园角落里那个棚子的顶上。他穿过后院来到花园里,三两下便爬了上去。他拨开遮住棚子的樱桃枝,一直爬到了棚顶中央,然后躺在阳光下。
棚子的另一边正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爬到那边就能看到整个花园和他们房子的一边。保尔把头探过去,看到了院子一角和一辆停在那里的马车,以及一名勤务兵正在给住在列辛斯基家的那个德国中尉刷洗衣服。
保尔经常能在列辛斯基家门口看到那个中尉。他个子不高,大红脸上留着一小撮理过的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和一顶漆皮军帽。保尔知道他住在厢房,那间屋子的窗户对着花园,从屋顶上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时候,中尉正在桌子旁边写字。过了一会儿,他就拿上写好的东西走出房间。他把那张纸递给勤务兵,随后就沿着花园小径来到门口。他在凉亭停下脚步与人交谈。没过一会儿,妮莉·列辛斯基就从凉亭里走了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个人一起走到了大街上。
这一切保尔全都看到了。正当他打算闭上眼睛小憩一会儿的时候,他看到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挂上了他脱下来的军服,然后推开窗子,开始整理房间。收拾完之后,他就关上门离开了。
随后,保尔看到他去了马厩。厢房的窗户打开着,保尔能够看清整个房间。桌子上放着皮带和一个发光的东西。按捺不住好奇心,保尔悄悄攀住樱花树,溜进了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穿过花园,透过窗户向里面望去。他看到了一条戴着肩带的腰带和一个枪套,枪套里装着一把非常漂亮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深吸了一口气,在内心挣扎了几秒之后,他最终还是脑袋一热,跳进屋里,拿起枪套,把手枪从枪套里抽了出来,随后赶紧开溜。来到花园里,他赶紧瞭望四周,发现没事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枪放进口袋,然后就像猴子一样,飞快地爬到树上,回到棚顶。他回头看了一下,勤务兵正在跟马夫相谈甚欢,花园里也非常安静。保尔从棚顶溜下来,然后匆匆跑回家。
母亲正在厨房做饭,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保尔从箱子后面扯出一块破布塞进口袋,然后悄悄溜出房门,穿过院子,翻过栅栏,走到通往森林的那条路上。他一边跑一边用手按着口袋,以防当啷着的手枪撞到腿。他的目的地是树林里那个倒塌的砖窑。此刻的保尔两只脚似乎已经完全腾空了,他能听到风在耳边呼呼地响着。
老砖窑那里十分安静。不过这里的景象十分破败,房梁早已倒塌,瓦砾堆积如山,砖炉也已经被砸坏了。这个地方杂草丛生,除了保尔和他的两个好朋友之外,再没有人来过这里。保尔知道这里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把他偷来的东西藏得既安全又隐秘。他从一个砖炉的破洞跑了进去,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但是周围没有任何人,只有松树在沙沙响着。微风搅动着路上的灰尘,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松脂味。保尔用破布包上了那把枪,把它放到炉子底下的一个角落里,随后他又找到一块砖头压在上面。钻出来之后,他又用砖块把炉门堵上,还做了个记号,然后才慢悠悠地沿着大路走回家。一路上,他的膝盖一直在颤抖。“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呢?”他心里想着,而随之而来的想法让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保尔有点害怕留在家里,因此早早便来到发电厂。他从看门人那里拿了钥匙,然后打开门走到了发电室。随后他清理了炉膛,给锅炉里装满了水,然后开始生火。他一边干活一边想着列辛斯基家里是什么情况。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跑过来找到保尔,把他叫到外面低声问道:“为什么今天有人来你家里搜查?”保尔吓了一跳:“搜查什么?”“这不是我想要的回答。”朱赫来停顿了一会儿,继续问道,“你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搜查吗?”保尔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搜查,但他不敢冒险告诉朱赫来自己偷枪的事情。他吓得浑身发抖,于是担心地问道:“他们抓走了阿尔焦姆吗?”“没人被抓走,但是你们家被翻了个底朝天。”
这个回答让保尔稍微放松了一点,但他依然非常担心。在这几分钟里,他和朱赫来两人都怀着各自的心事。保尔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朱赫来不知道为什么,因此非常紧张。朱赫来想道:“见鬼,难道他们已经听到风声,知道我的身份了吗?可阿尔焦姆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怎么会突然搜查他们家呢?我一定要提高警惕。”两个人默默分开,各自干活去了。
列辛斯基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中尉发现枪丢了之后就叫来了勤务兵。勤务兵说枪肯定是被人偷了。平时一贯很有修养的中尉使劲扇了勤务兵一耳光,勤务兵身子晃了晃,然后又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他表现出认罪的态度,等候中尉的发落。律师列辛斯基也被叫来问话。他对发生这样的偷窃行为感到愤怒,并为在他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给中尉道歉。
维克多·列辛斯基对父亲说,这枪很有可能是邻居偷的,尤其是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最可疑。律师赶紧向中尉汇报这条线索。中尉听完马上命令进行搜查。可惜搜查一无所获。而这次经历让保尔明白,有些事情虽然会有很大风险,但还是存在成功的概率。
注释
[1]盖特曼(乌克兰语:Гетьман)是15世纪至18世纪波兰、乌克兰及立陶宛大公国(1569年至1795年称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指挥官的头衔,地位仅次于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