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争之王

要在支持或反对这个计划之间做出选择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是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经过国务院煞费苦心的考虑……我们终于支持了这个决议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他们也果然是这样的），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迪安·艾奇逊

2012年6月18日，大国云集，G20峰会在墨西哥召开。由于在国际经济、政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峰会的实际主角是中国和美国，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中，中国和美国已经被合称为“中美国”（Chimerica），甚至将G20会议称为G2。

为了便于领导人合影时站位排序，细心的主办方在地面贴上了国旗标签，用于标示各国领导人所站的位置。风云际会，曲终人散，散会后，当奥巴马等各国首脑忙于利用这几分钟见缝插针地展开外交，只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弯腰拾起中国国旗贴纸，将它细心抚平、收好，免遭践踏。

这个细节被世界各国媒体细心地捕捉到，并呈现在各国人民面前。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主编师永刚称赞道：“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集体合影后，主席弯腰从地板上捡起中国国旗贴纸。这个细节秒杀了无数外媒版面。”

人们都说：“这一弯腰让中国人的腰更直了。”

“胡锦涛主席拾起的不仅是国旗，还有中国人的心。”

生长在中国经济腾飞期的年轻人或许难以想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将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拾起被列强夺走的民族尊严，他们的先辈曾付出多少努力和血泪。

比起21世纪在国际政治中的游刃有余，20世纪50年代时的新中国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插班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经受着陌生同学怀疑、好奇甚至歧视的冷眼。

而当时的美国，则是一位呼风唤雨的班长，俨然有王者之风，在四处兜售美式民主的同时，也为诸多国家带去了战争和苦难。在联合国的会议厅中，这位战争之王总是能使自己的作战方案得以通过。

早在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正式向全世界宣示了“杜鲁门主义”：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一切国家“复兴”的使命，美国应把权益扩展到全世界，要将世界一切反共力量集结起来，要干涉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共产主义，包括可能被怀疑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国内革命。

同年7月，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X”的重量级政论文章。这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政论，其作者是美国前驻苏联使馆参赞乔治·凯南，一位迅速蹿升的美国政坛新星。文章的主旨是对杜鲁门主义的具体阐释：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哪里的人们要求改革，它就会在哪里生根发芽，人们一旦信仰了它，就不可能彻底消除—但它是可以遏制的，是可以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的。

这篇文章被杜鲁门视为“杜鲁门主义”的生动注解。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在中国，杜鲁门政府全力扶持蒋介石政权；在朝鲜，美国政府镇压南朝鲜劳动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杜鲁门扶蒋反共的策略破产。原本踌躇满志的美国突然惊觉，与之隔岸对峙的，是两个庞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苏联，和突然崛起的新中国，而这两个国家刚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共产主义阵营在一夜之间几乎覆盖了全亚洲。

于是，在1950年4月12日，杜鲁门和其幕僚起草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即大名鼎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成功绕开了国会的重重阻碍，使之顺利获批。这个文件标志着杜鲁门的世界战略的全面形成，成为此后几十年美国执行世界战略计划的理论基石，时任国务卿艾奇逊称其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

第68号文件对国际形势作了如下判定：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爆发了两次剧烈的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逐步形成了美、苏两个中心，成为敌对的两极，它们都拥有核武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长期共存必将导致持续对立和冲突。而现在中国已被共产主义所控制，如果任其控制地区再有显著的扩大，那么就有可能联合那些不足以对抗他们的力量，世界将陷入严重危险。因此，美国只追求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不够的，必须担当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而美国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全速加强西方防务。

杜鲁门主义的确立，意味着美国已走上全球战略扩张之路。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家普遍对此表现出忧虑，曾任副总统、商业部长的华莱士即因反对冷战政策而辞职。

坚决反共的魏德迈也不赞成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因为“遏阻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对方可以在其卫星国的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的丙级队对付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得筋疲力尽”。

事实上，魏德迈的预言相当精确，在中国参战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明确坦言：朝鲜战争中的“主要麻烦”在于，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预言同样准确。他说：“哪里出现共产党的侵略迹象，（美国）就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必会被迫支持这些地区的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但（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这无异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当美国政府在与李承晚政权纠葛不清，常常因为李承晚的擅自行动而全面陷入国际舆论的被动时，其情状与李普曼的预料何其相似。

朝鲜战争共历时三年，在其中两年多的时间，战争双方都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除了在朝鲜半岛上的激烈交锋，中、美、苏等国家以联合国为战场，进行了同样激烈的外交战争。

一些大国忧心忡忡，它们在尝试调停战争。

作为欧洲和亚洲的大国，英国与印度在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就介入了中美两国的斡旋。为了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英国和印度做了大量调停工作，英国负责联系盟友美国，而印度则与近邻中国磋商。

潘尼迦，曾任印度驻中华民国大使、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是中印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潘尼迦是牛津高材生，获得律师资格之后回到印度，当过大学教师，做过时报编辑，还曾给印度王子担任过私人秘书。1948年，他来到邻国中国，当了4年驻中国大使。

1949年，蒋介石溃逃，并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但潘尼迦拒绝转移，以示尼赫鲁政府对新中国的支持。

潘尼迦在任期间，印度在较长时期内都奉行中印友好政策，印度反对“两个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中国，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50年11月23日，在北京，印度大使潘尼迦将英国的停火建议转达给了中国外交部，希望中美双方能举行一次和谈。

在中国高层会议的内部报告中，印度和英国的建议被认为是“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因为此时美军形如困兽，正在疯狂进攻，所以不排除是美国试图通过英国的斡旋来获得喘息机会。中国十分清楚，自己并非发动战争的一方，和平才是志愿军所求。所以北京并未直接拒绝这个提案，而是将台湾问题摆上谈判桌，要求一并解决朝鲜和台湾问题。

事实上，虽然举行停火谈判在客观上确实能给新败的美国以喘息之机，但美国在1950年底寻求谈判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察觉到战争有扩大化趋势，原本设定的“有限战争”方略即将破产，极有可能会被迫在亚洲陷入长期战争，消耗极大国力，而直到此时，美军在战场上连苏军的面都没碰到。对于始终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的美国而言，这无异于顺应了斯大林的消耗战术，使自己在东西方对峙中陷于极大被动。

因此，不得不寻求停火却无论如何不能先低头的美国发出了使用原子弹的核威胁。心知肚明的英国政府为美国制造了发声机会，于1950年12月4日促成了英国首相艾德礼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华盛顿会谈，美国得以体面地提出谈判要求。

在这一阶段的试探性博弈中，作为50年代东西方阵营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还没有直接对话的平台。通过第三方的斡旋，中美两国的隔空对话在一开始就激烈异常。

美国不愿退让。无论是出于世界头号强国的骄傲，还是对现代化战争的自信，美国都不愿把谈判条件降低，而且在发出谈判信息之前，美国已充分利用联合国游戏规则，挖好了一个个或明或暗的陷阱，使中国难以避免地进入圈套。例如，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代表伍修权在纽约与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会晤后，也及时向北京的周恩来致电报告了联合国的复杂情况。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分别向伍修权和莫斯科回电，说明了“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试探中国停火的条件”这一情况，准备通过伍修权向联合国提出五个停火条件，并希望在当日得到苏联政府答复：

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斯大林很快发来了回电。当晚莫斯科时间8时40分，苏联的意见就到了周恩来手中：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亮出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中国只需表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态度，同时要求联合国和美国首先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这个电报表明，斯大林的意见‘与主席考虑相合，拖而不摊为上策’”—周恩来马上将苏联的态度告知了思虑已久的毛泽东。

至此，中苏双方已对谈判达成一致态度。12月8日，周恩来电告伍修权和乔冠华，明确指示他们：“关于谈判问题，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查的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

可是，此时在战场和联合国都占据了一定先机和主动的中国，却浑然不觉走进了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

在前一天，即12月7日下午，印度大使潘尼迦向中国转交了一份备忘录。

这份由十三个亚非国家联合提出的议案，就是著名的“十三国提案”。由印度牵头，十三个中立国家提议举行大会讨论朝鲜停战问题，中国作为全权参加者，在大会上宣布愿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

十三国提案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和严正拒绝。

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对潘尼迦表示，不能满足“保证不越过三八线”的要求，坚持应由朝鲜人民军来解放平壤。而印度政府则反复强调，十三国并不怀疑中国志愿军的力量，但希望中国政府能郑重考虑政治协商，一味追求军事解决只能延缓和平，即使美军被赶出朝鲜，依然能从日本起飞，对朝鲜进行轰炸。为了打消中方疑虑，潘尼迦最后说，这一建议是非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如果中国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次日，印度参赞考尔趁热打铁，阐明了形势的紧迫，并澄清了十三国的动机。可以看出，印度为了消除中国的疑虑，已做得足够细致周详。考尔对中国的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反复劝说，声明十三国提案并非为了支持美国，而是亚洲国家的第一次联合提议，因此，如果同意此提案，将十分有利于获得道义上的胜利—而美国之所以大力兜售其六国提案，无非也是为了占据道义制高点。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接受十三国提案，美国所支持的六国提案就自然而然会遭遇流产。

出乎印度意料的是，考尔的观点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对。陈家康当面质疑，“十三个提案国为什么不公开反对美帝侵略？为什么不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撤军？为什么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不发表宣言反对？”

考尔表现出了极大诚意，并坦陈，在军事上占优时进行谈判并不是政治上的软弱，反而是好时机，希望能尽快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促成谈判，赢得世界各国支持。

但是，印度的愿望并未及时实现。直到12月12日与苏联达成共识后，周恩来才得以会见潘尼迦。短暂的交谈并未达成实质性共识，而在翌日，周恩来电告伍修权、乔冠华，对于十三国提案，中国的态度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其对停战条件的意见”。

中国的态度异常强硬坚决，使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们对此评价不一，众说纷纭。

在战后的历史学研究中，众多学者都认为，十三国提案的提出，其实是中国接受停火谈判要求的最佳时机，如果当时中国同意谈判，则可避免第四、第五次战役所带来的重大伤亡，不至于陷于战争泥潭长达三年之久。

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鉴于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时每每不能获得应有权益，而熟谙国际规则的美国，却往往是花样繁多的联合国提案的受益者，更何况，美国正在节节败退，中国的举国上下都盛行速胜论，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中国实在难以不将联合国的停火协议看作美国的缓兵之计。

战场与政局，这两个瞬息万变的未知因素构成了一个难解的二元一次方程。不仅对于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而言十分难解，同样使美国费尽思量。

云山战役和长津湖战役的溃败，使一度过分乐观的美国迅速冷静下来，及时意识到远东战略破产、长期陷于亚洲泥潭的危险，并开始将停火方案摆上议事桌。在从前两次战役的慌乱中迅速恢复之后，稳住阵脚的美方及时重新评估了中国军力，1950年12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雷根据前方最新汇报得出结论：“靠目前的兵力和正常轮换，完全可以在朝鲜守住，‘至少不必被迫进行谈判’了”。

于是，美国的态度马上发生180°转变，虽然在外交措辞方面一如既往地模棱两可，但此时已显得底气十足。当天，美国的态度已由此前的“在尽量体面的条件下进行和谈”，转为向印度代表表明“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建议，也没有要任何人提出此项建议。不过，倘若有人提出，美国将予以考虑，只是不得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美国并未久等。翌日，与美国关系紧密的菲律宾就将十三国提案交给了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

老练的美国政府并未急于表态。11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杜鲁门政府对提案条分缕析，国防部长马歇尔指出，停火意味着空中侦察的停止，进而会导致美国海军撤退，无异于帮助中朝军队增强地面攻势，接受十三国提案将极为不利。但是，如果断然拒绝提案，美国即使不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略者，也将道义大亏，被看作好战的战争发起者。经过艰难权衡，美国愿意在不得附有政治条件的前提下接受该方案—由于担忧国会的责难，杜鲁门甚至决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中美两个主角均已表态，联合国大会紧急召开会议，并以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略有调整的十三国提案，同时由联大主席安迪让、印度代表劳和加拿大代表皮尔逊组成三人停火委员会。

印度参赞考尔再次与中国代表会面。12月14日下午，他先是向中国通报了联合国决议，剖析了目前形势对中国的有利之处，希望中国尽快接受提案。这次，中国代表没有对提案表示反对，但陈家康坚持强调，应由美国先对提案表态，而非中国。

中方的坚持使印度极为忧虑。考尔诚恳地向中方言明，一方面，印度会继续向美国施压，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及时表态，坐失良机，则很可能在国际社会陷入极大被动。

考尔的忧虑很快得到了应验。

中国已决心与美国硬碰硬。当天，周恩来就指示伍修权和乔冠华，将12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发言稿进行修改，重点是“揭露美国赞成在朝鲜先停火再和谈的诡计”，而伍、乔二人一待招待会结束，就即刻回国。15日，潘尼迦再见章汉夫，一番劝说，依然无法与中国达成共识。

在彻底拒绝联合国决议后，12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文指责联合国，认为十三国提案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助其喘息。22日，周恩来在公开声明中全面批驳联合国提案，号召亚非国家抛弃“三人停火委员会”，并批评了先停战后谈判的想法。

中方的态度强硬如斯，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战场局势决定的。前两次战役的大胜，使志愿军的既定目标发生改变，希望继续扩大战果，打过三八线，实现“速胜”。但实际上，由于没有制空权，补给极为困难，两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减员已逾10万（冻伤超过5万），且补给已经明显跟不上日益拉长的战线。

因此，彭德怀、聂荣臻、周恩来均希望能暂缓攻势，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多方考虑，仍在12月13日回电彭德怀，指示志愿军必须打过三八线。

前线的彭德怀对战局深怀忧虑。

12月19日，他致电毛泽东，表示“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2日，彭德怀又向中央转去副司令邓华的信，指出，第三次战役估计不会有太大胜果，建议转为长期对峙。

至此，毛泽东也意识到补给问题的严重性。21日回电彭德怀，承认彭对敌情的估计正确，因此“必须做长期打算”，也同意“如进攻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

但是，中方此时的休整，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扩大战场优势，为获得全胜、将联军赶出朝鲜奠定基础，而非为了立即停火。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31日，爆发了激烈的第三次战役。

1月4日，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强硬态度相呼应，志愿军攻克了汉城，国际局势再度骤然升温。

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1月11日，皮尔逊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包括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客观而言，这五项原则对中国更为有利，而且已经过美国明确表态，内容也与12月22日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几乎一致。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竟然同意了这个报告。五项原则显然违背了美国“不接受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的原则，但为何能被美国所接受？

表面看来，战争之王退让了。

但实际上，杜鲁门政府出人意料地接受五项原则，根本是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赌。

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美国的决策过程。

“要在支持或反对这个计划之间做出选择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是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经过国务院煞费苦心的考虑……我们终于支持了这个决议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他们也果然是这样的），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在美国两党的冲突已趋白热化的当时，民主党政府早已被国内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弄得透不过气，但巨大的国际压力又使他们无路可退，杜鲁门和艾奇逊索性兵行险招，他们依据中国一贯的强硬态度做出判断，竟然同意了联合国五项原则，所冒的风险不言而喻。共和党领袖塔夫脱称这个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报刊和两党议员纷纷责难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场风暴很快就自己吹过去了。1月11日提出、13日通过的决议案，在四天之后被中国人拒绝了”。艾奇逊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精疲力竭的杜鲁门和艾奇逊仿佛是在海难中挣扎许久的船员，在惊涛骇浪和狂风骤雨的摧残下几近绝望，却在最后一刻看到了刺破云端的阳光。

谢天谢地，中国人果然拒绝了提案。

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政治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主张，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为此，潘尼迦解释，这只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再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

但中国仍坚持“先谈判后停战”。

潘尼迦依然苦劝不已，“中国不应首先表示反对联合国的决议，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应该首先表示原则上接受联合国的决议，随后再提出修正方案，如此就有了回旋余地”。

英国也出言相劝，指出美国出尔反尔的代价太大，一旦提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美国再想发动进攻绝非易事。

中国的另一个反对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决议的讨论。潘尼迦解释说，这个建议是“提请中国考虑的谈判基础，如果中国同意则正式协商”。既然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是正在交兵的双方，联合国当然不可能将中国当作成员，先行征求其意见，再提出建议。

对此，中国做出了适当让步，但仍以获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第一要务。周恩来对潘尼迦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联合国看为作战一方。问题是中国在联合国应有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认，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这一点。”

为了说服中国同意五点方案，潘尼迦甚至透露“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

但潘尼迦和英国大使始终难以和中国代表达成一致。

杜鲁门和艾奇逊以退为进的豪赌，终于为他们赢得了在国际社会的全面主动。“1月17日，正当艾奇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遭受抨击而一脸沮丧的时候，忽然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艾奇逊看后如释重负，立即显得神态自若—纸条上写着：中国拒绝了五点方案。”

紧跟着，美国的一连串政治攻势接踵而至。美国迅疾展示了其在国际斗争中的执行力。

1月17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政治委员会发表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驳斥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并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

20日、24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

甚至一向倾向于承认新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英国也公开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

这时，为了亡羊补牢，争取国际舆论，中国在1月22日紧急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表示可以先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其次，必须保证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地位。

然而，时机稍纵即逝，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连串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1月24日，为了挽回僵局，十二个亚非国家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议，建议由美、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国召开会议，以便中国作出澄清和补充。但此时的美国既已取得先机，就不会再给中国任何机会。1月30日，提案被否决。

2月1日，如美国所愿，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

与此同时，在朝鲜战场上，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已在重新分析、评估战局后，得出了全新结论。他认为，前两次战役的溃败，只是造成了美军士气低落，情况远远不是原先估计的那样，美军是不会被志愿军直接赶下海的；而志愿军的补给不足，也使其只能维持“礼拜攻势”。美军且退且休整，虽然在第三次战役中，由于一线韩军的溃败，导致李奇微拱手让出汉城，但美军的大规模反击已在此时开始了。

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之后，1月25日，经过试探性进攻之后，美军的全面反击发动了。在强悍的空中优势辅助下，所有地面部队、炮兵、坦克部队（25万人）全面北进，彻底关上了谈判大门。

在战争初期尝到苦头的美军，此刻显得格外冷静果敢；而充分意识到战争艰难性的中方也在不断调整军事与外交策略。美方的海空优势明显，中方则拥有地面优势，在第五次战役后，中朝联军一度越过三八线，消灭敌军几个师，但并未实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略目标，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于5月20日全线反击，虽然使中朝军队北撤，但同样无法更进一步。最后，双方终于在三八线两边形成均势，均未再发动大规模进攻。

至此，双方均明白了，均势已成，军事手段已不能解决朝鲜问题，转为开始寻求停火谈判。

主战的金日成也意识到局势艰难。在中国的劝说下，金日成于6月3日赴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并和高岗于6月10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确立了停战方针。最后，斯大林于6月13日致电北京，同意停战。

一旦确定了停火方略，中国的谈判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建议由苏联政府出面，在联合国提出停火与调解；同时不再坚持强调获得联合国席位和解决台湾问题。

回顾中美两国在联合国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两国均在不同时期陷入过困境，甚至做出一些误判。美国的重大战略失误主要发生在战争前期，中国的失误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集中在中期，由于缺乏外交知识和国际斗争经验，新中国面对几项联合国提案时曾一度陷入被动。

作为国际社会的新生，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确实缴纳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也正是在朝鲜战争中，通过长逾两年的漫长谈判，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培养了大批优秀外交官，为新中国的外交史写下了凝重而长远的第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