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郭汉城：树高千尺，源自根深

韩业庭

他是中国戏曲理论界的“两棵大树”之一。他说，戏曲理论研究者的肚里至少要有上千出戏，越多越好。

100多岁的老人会是什么样子？身体孱弱？老眼昏花？头脑糊涂？见到郭汉城老人的时候，上述印象全被颠覆。

2019年1月28日，由《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在京举办，论坛的主角是郭汉城老人。他身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须发全白。被家人用轮椅推进会场后，郭汉城没让人搀扶，自己起身踱到会议桌前，从淡绿色的布袋中拿出眼镜、放大镜、笔。

见到熟人，郭汉城一一叫出对方名字并打招呼；对于不认识的，他则握着对方的手询问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一上午时间，除了中间上厕所，老人家始终安坐在座位上，并交替着把一只手放在耳后，侧身倾听大家的发言。

出生于1917年的郭汉城，抗日战争时期即投身于革命文艺工作，曾任察哈尔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张庚等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前身）的同事，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传统戏曲，参与了20世纪中叶“戏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们主张戏曲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建立起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体系。当年，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前海西街，因此他们被后人称为“前海学派”。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前海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术群体的最大特征，这一点在郭汉城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1963年，中国戏曲研究院首招三名戏曲研究生，导师是张庚和郭汉城。后来担任《中国京剧》主编的吴乾浩，是当年的三名研究生之一。吴乾浩回忆，研究生学习开始后，郭汉城先生要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多看戏，“要跟广大观众一起欣赏，看的时候要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去感受和发现”。郭汉城提出戏曲理论研究者的肚子里至少要有上千出戏，越多越好，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只有看大量的戏，你提出的意见才会更实际、更可行”。

吴乾浩清晰地记得，三年研究生学习，他们每年至少要看二百场戏，几乎隔天就在剧场里，“有时候，我们没钱买票，郭老自掏腰包也要让我们进剧场”。

郭汉城自己更是一生奔波于实践的天地中，他遍访剧团，结交广泛，在同时代戏曲学者中，他“看戏最多、戏曲界朋友最多”。

湖南的剧作家范正明本不认识郭汉城，抱着试试的态度给他写信请教问题。郭汉城收到后，迅速回信。后来，范正明给郭汉城写了九十多封信，郭汉城几乎每封必回，两人成为挚友。

90岁以后，由于身体大不如前，郭汉城不能像从前那样经常外出，但他总想方设法弥补不能再深入一线的缺憾，他常说：“理论研究者的根永远在实践。”

学生们去探望郭汉城，怕影响他休息往往不愿待太久。可郭汉城每次总拉着学生们不让走，“央求着”他们讲讲戏曲界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又出了哪些好戏。昆曲演员石小梅是郭汉城的好友，她两次进京演出，郭汉城都因身体不适没法去剧场看戏。为了一解老人家的“戏瘾”，石小梅带着琴师和另一位演员，亲自上门为郭汉城清唱《游园惊梦》，没有道具，干脆拿大葱当扇子。

戏曲评论家曲润海说，郭汉城先生“山高不显”，这是他根基深厚之故。郭汉城的根基之所以深厚，就是因为他把学术之根深扎于现实和群众，从而可以汲取无穷的养分和能量。这些养分和能量，为他的戏曲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滋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戏曲是应该全排现代戏，走现代化的路子，还是应该坚持传统的戏曲化方向，学界业界争论不休。郭汉城凭借自己多年扎根实践的经验，发表了《现代化与戏曲化》一文，廓清了人们对“现代化与戏曲化”问题的模糊认识，有效推动了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他与戏曲理论家张庚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志》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是新中国戏曲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二位因此被誉为中国戏曲理论界的“两棵大树”。

研讨会结束时，众人让郭汉城讲几句话。这位百岁老人，不让别人搀扶，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众人深鞠一躬表达谢意，他说：“我虽然耳聋眼瞎，但内心充满了干劲儿。”

（作者：韩业庭，《光明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