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暂居漫记
李晓君
人到中年之后,突然又成为一个租客,这是一件未曾料到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为了摆脱父母的荫蔽,非常渴望有个独立的暂住空间。事实上,我也做到了。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乡村教书,我拥有了有生以来第一个独立的居室。来到省城以后,度过了一段东奔西突的租住岁月,开始拥有自主产权的住房。伴随着这段不短的岁月,人也步入中年。这是个危险的年龄阶段,心态脆弱,彷徨而多虑,身体的状况也开始走下坡路。渴望稳定不变构成了这个年龄的人内心最大的愿望。但生活并非经过电脑设定的程序,有着按图索骥的清晰轨迹。
探究一个租客的心态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抛开我自身不说,先从贤士花园的其他租客说起。我曾经说过,我们小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老人多,他们整体性的面容,构成了贤士花园略显陈旧、悲情而又颓废的气质。他们衣着灰暗,容颜衰老,行动迟缓,面容平静而略显悲伤(他们中达观矍铄者为少数,对于时代和命运,他们有着与年轻人截然不同的看法)。无他,时代的烙印在他们身上过于深刻,他们性格中的共性(集体性)大于他们的个性。但通常,他们是小区的土著,在此颐养天年直至终老。我暂时放下他们不表。因为我想描述的是另一个群体:租客们。能够让我注目的除了这些老人,便是一些年轻的各自美丽的女孩子,她们每天早出晚归,如同穿花蛱蝶,翩翩来去,少不了要让我多看几眼。租住在小区的女孩们,大多是南昌大学一附医院的实习护士。
医院的大楼就在贤士花园对面,之间只横亘着一条街道。大楼高耸冰冷,如同亘古的风景。而实习的女护士们则如同流水落花,一茬又一茬,来去匆匆。探寻这些女孩们的心态,于我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我租住的房子,之前便是几个护士的暂居之所,随着实习的结束,她们便收拾行李匆匆离去,除了遗落在房子中未及被房东清扫出去的不引人注意的小物件:挂在卧室门背后的几个塑料挂钩,抽屉里的粉色发夹,几张语焉不详的纸片,衣柜里遗弃的手套、帽子,便无其他。她们曾经在这个房间里短暂的音容笑貌,说话的语气、身体的温度、流泪时的心情,在镜子前流连顾盼的样子——都随着光线的湮灭,消散在暗夜里,被晨光刺破,如同虚无一般。也许,在灰白色的浴缸里还残留着她们掉落的头发——它们,混杂在弃置不用的浴缸的尘垢中。
有一天早晨,我走进陈旧的电梯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女孩在打电话。我想我能猜出她的身份。我安静地站在她的旁边,只听见她手中的通信设备里传递出的声音,因为我的在场,她开始流畅的表达变成了间隔的“嗯”“哦”。她用余光扫视了我几下,我若无其事地看着封闭的前方,我差不多是她的父辈,尽管我不太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我更希望是她的一个朋友,虚拟中的恋人,至少是一位可以与她亲热交谈的兄长。
到现在为止,我未曾发现我与她们其中任何一位有过交谈。实际上,除了小区的门卫(也是因为要去那里取快递),我几乎与整个小区的人没有任何交往,确实没有。我发现我在内心里没有与他们延伸关系的愿望,保持独立的个性,抑或是越来越明显的疏离与冷漠,在我复杂难表的心里都有吧。我每天在小区进去,穿过变得熟悉的楼道、熙攘的菜市场、灰暗的人群,总是偶尔会邂逅般地遭遇到南大一附院的实习护士,其中不乏面容姣好、衣着与众不同的佳丽。此刻,她(她们)已褪去身上的医院气味,而是沐浴打扮了一番,画了眼影,抹了口红,像是去赴情人的约会一般。她(她们)在黄昏的院落里,在佝偻的老人们和深冬构成的背景前显得楚楚动人、暗香浮动、多情而妩媚。
通常,这些女孩们在出了小区大门后会变得活跃而欢快,那副矜持、审慎的表情如同用过的面膜一样被她们撕去,丢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她们恢复了这个年龄的女孩应有的欢快。是不是小区压抑的氛围给了她们某种暗示,使之仍有某种如我年轻时与父母共居的紧张?不得而知。有时,我在等待红灯的路口与她们相遇——年轻的女孩子一下子多了不少,她们分别来自附近的各个出租屋里,当然,各色人等都有,都在赶着去上班。这些女孩有的手里拿着早餐,并不避讳路人就当众大啖起来,丝毫没有一个淑女应有的风度。我很欣慰地看着她们,对此抱有深深的认同感——因为我也是个在路边摊买早点并当街就做狼吞状的人。
这些女孩,我能对她们的了解只限于此。过了马路,她们便与我分道扬镳,我走永外正街去上班,她们则直接从站台后面一附院的侧门进去,消失在大楼的各个科室,来到令她们产生敬意的老师和一个个呻吟的患者身边。对于这个职业,我有些微的了解,因为我的妹妹和堂妹都是护士。若要对她们的职业环境以及工作中的细琐进行描绘,我发现,几乎无法动用一个词。我瞥一眼消失在站台后面的女孩们,就像与我的妹妹告别一样,然后走自己的路。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的关系圈除了同事、战友、同学、老乡等等之外,在现实中很难再开辟出深刻的交往来。在一个陌生社会,尤其在城市的新兴社区,邻里关系这个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过去讲“远亲不如近邻”,现在已经无法适用。邻里之间横亘着比物理的大门更坚固冰冷的心门。要说异数自然也有,我有两个要好的哥们儿,从事视觉艺术行当,他们在旅途的大巴或火车上、上班路上、聚会,甚至看电影时,能迅速与身边的陌生女孩谈上话并互相交换手机号码。必须承认,他们是人群中的少数。
一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黑人。他高大、雄壮的身躯,立马使窄小的空间凝聚起紧张的空气。这个黑人小伙儿穿着灰色的运动衫,头戴棒球帽,戴着耳机(手中拿着苹果6,并拨弄着手指快速地在屏幕上与人互动),在他黝黑、宽阔的脸上,唇红齿白,眼睛黑白分明。女儿说,她也遇到过几次这个黑人——她说,他还友好地与她打招呼。只是女儿形容他高大身躯时的表情显得有些夸张。如果你看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转播的话,一定知道有个外号叫“大鲨鱼”的中锋奥尼尔,这个篮下大杀器与我同龄,身高216厘米,体重147.4公斤,曾经和来自中国的大个子姚明在场上互为敌手。我们小区这个黑人,从外貌和体形上都有些接近于奥尼尔,只是小一号而已。这是我们刚住进贤士花园时的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小区里的黑人老外不止一个。
此外,几个有着印巴人体貌肤色的女人也时常在小区出入。她们也和南大一附院有关。是前来交流学习的医学生。作为一个电影和美术爱好者,她们曾经出现在我看过的影片和画册中。在印度细密画和宝莱坞花哨、浮华的电影制作工厂,她们的异国风情常常让我留意。她们穿着民族服饰,趿着拖鞋,身上喷洒着某种香水,与小区的老人们、孩子们、女护士们以及各种身份不明的租客们,共同栖居在南昌老城区某片蓝天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飘移的世界。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得不删改甚至抛弃。当我走在永外横街侧畔狭小的里弄里,那里内容丰富:牛羊肉铺、家禽摊子、乡下菜农占道经营的寒碜的摊点、糕点房、五金电器店、水果店、金器加工店、为一附院病人家属提供的饭菜加工小店、网吧,林林总总,仿佛让你置身于一个非城非乡、莫名所以的世界。仿佛这个世界的隐喻——弄堂的一切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气勃勃。而永外横街里面的贤士花园,同样呈现出某种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一个可供人类学家研究的样本。当年费孝通先生写《江村经济》,通过对中国东部某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解剖麻雀,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与费孝通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所观察到的一切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租客的兴起就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租客们无处不在: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建筑工地打工而租住在城乡接合部的青壮年劳力,租住在县城陪读的留守爷爷奶奶们(为此离开了一辈子未曾离开的土地),如我一般的城市新租客,实习的女护士们,交流学习的老外,以及去往国外留学的学子们……而我暂住的小区如同这个世界——如果是个坩埚或者沙漏的话——的底部,在它幽暗、低微的仿佛老照片远景部分的谦卑的角落里,在南大一附医院夜晚猩红的电子招牌的映衬里,显得那么安静持久而又变动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