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生命胜利了

余华

感谢诸杜明教授和瞿洪平教授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参加第四届海上重症论坛。在我心目中，重症医师就是救生员，去死亡威胁里救出生命。今年一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你们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不少人去了武汉和湖北各地，不少人战斗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你们与其他科室的同行，与湖北的同行，与全国各地的同行，共同踩住了疫情的刹车。现在第二波疫情在世界上蔓延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趋于正常。虽然西方社会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中国的医护人员理应得到世界的感谢。

接受你们的邀请之后，我开始去想文学与医学的关系，首先想到是不少作家学过医：外国的有英国诗人济慈，写下了著名《侦探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大家熟悉的契诃夫，还有苏联的布尔加科夫等等，中国的当数鲁迅。很惭愧，我也学过医，当然无论是文学还是医学我都是不能与鲁迅相比较的，医学上鲁迅是海归，我是赤脚医生，文学上我还是赤脚医生。

我做过五年的牙医，有位作家朋友因此调侃我：明明是兽医，偏偏说自己是牙医。我记得他是在二〇〇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开玩笑说的，当时参与活动的一位德国作家，年纪比我们大，他说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牙医和兽医是同一个人。我说的不是现在的口腔科医师，我说的是过去时代的牙医。

中国过去时代的牙医大多是江湖中人，是在油布雨伞下给人拔牙，旁边是修鞋的理发的打铁的。我1978年做牙医时已经告别油布雨伞了，是在正规的医院里，当时叫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现在叫海盐县口腔医院，当时来我们医院的大多是农民，农民不叫医院，叫牙齿店。

文学与医学的关系，我想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疾病与健康，生与死。文学作品描写了无数的疾病与健康，无数的生与死，医学面对的也是这些。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医学是真实的。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想这就是作家与医师的区别，作家面对的是一个个形象，医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是从牙齿店出来的，我的医学知识停留在牙齿店。去年我父亲三次进入重症病房，第一次在杭州的医院，第二次在海盐的医院，第三次在上海瑞金医院，在瑞金医院的三个多月里，让我对重症医师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去年我从英国回来，赶回海盐时，我们家里已经在为我父亲准备后事了。我在文学作品里经常读到“奄奄一息”，我自己的写作里也多次用过“奄奄一息”，我父亲来到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时的状态就是这样，可是瞿洪平教授对我们说：“还有胜算。”

我相信瞿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一堆消极的因素里发现了积极的信号，虽然这个信号很微弱，但是瞿教授和他的团队抓住了，然后通过精准的治疗和护理，让这个微弱的积极信号打败了那一堆嚣张的消极因素。

我理解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重症医师的敏锐和积极的态度，重症医师面对的病人虽然病因病情各不相同，却都是危重的病人，不是危重的病人不会来重症医学科。我觉得敏锐是医术，积极是医德，也是人生态度。对于医师，尤其是重症医师，对待病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超的医术同样重要，因为治病就是积极的行为。

优秀的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常常会在消极的题材里写出积极的主题。我前面提到的英国十九世纪的诗人济慈，学过医的济慈，写下过一首题为《蝈蝈与蛐蛐》的诗歌，盛夏时鸟儿因为骄阳而昏晕后不再鸣叫，蝈蝈就在草地树篱上发出它们的乐音；严冬时的夜晚一片死寂，炉边就会响起蛐蛐的歌声。在盛夏中午烈日下和严冬夜晚寒冷里，在这样消极的环境里，济慈仍然让生命的声音积极响起来，他把这生命的声音比喻为诗歌，他因此写道：“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大地的诗歌从来没有停息。”

继续说说我父亲，他去年十月底从瑞金医院出院。十多年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开始困难了，后来因为脑膜瘤的压迫，走路更加困难。去年五月在杭州做了脑膜瘤手术，八十八岁的年纪，又在病床上躺了近半年时间，后面的三个多月是在瑞金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他从瑞金医院出院后几个月，心肺功能完全康复了，可以用助步器走路，最近他开始尝试用拐杖走路。

然后白内障来了，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的视力0.3，看不清《新闻联播》了。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新闻联播》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前些日子有一位外地的眼科专家在我们海盐县医院门诊，他去就诊，那位眼科专家说他年纪太大，不要做手术，保守治疗就行。他很生气，他以前就脾气不好，最近是经常发火。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看不清电视就听听广播吧。他说不行，还是要去做白内障手术。

刚好瞿教授打电话过来，关于这届海上重症论坛的事，我顺便向他介绍了我父亲现在的情况，说到白内障和我父亲因此大发脾气，瞿教授在电话里说，老人脏器功能恢复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自然会提高。

这句话对于你们来说应该很普通，却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医师对于人的理解。我们觉得我父亲已经很不错了，此前大家已是束手无策，有一位专家医师已经建议放弃治疗，减少痛苦，结果在瑞金医院死里逃生，不仅死里逃生，生活质量也在逐步提高，我父亲应该满足了。

瞿教授理解我父亲的不满足，我想这是对人的理解。我记得去年在瑞金医院的时候，当时我父亲肺部的炎症控制住了，还插着三根管子，气切套管、鼻饲管和导尿管，瞿教授对我们说，下面要做的是逐步拔掉这三根管子，要让老人活得有质量。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什么是人学？简单说就是对人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医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学。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就是保尔·柯察金在接近死亡的伤病里挺了过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这样一句话：青春胜利了。当时我很年轻，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我父亲在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期间，我见到两个病愈出院者，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年轻人。后来我和瞿教授说起这些，瞿教授告诉我，最年长的病愈出院者一百零三岁。

现在我重新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的“青春胜利了”这句话的时候，“生命胜利了”跳了出来。

是你们，重症医师们，还有在重症病房里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护士们，让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让过去现在将来的生命，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