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采访
“老师的学说如今在外国可是广为流传，真不愧是老师。”
柳川用着崇敬的眼光看着江桥裕之，遗憾地说道：
“我真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京都，亲自听您讲一堂课。”
自江桥裕之离开东京后，柳川龙之介便常常感到寂寞、无聊，不过由于还是常常与老师通信，所以也不算太难耐。
可是就在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柳川忽然又看到了报纸在大面积地报道江桥裕之。
就这样，柳川龙之介便一直在不断地关注自家老师的哲学理论。
在感慨江桥裕之的哲学理论之高深的同时，柳川也不由得感到，自己现在离老师太远，而老师变得又太快。
怀念老师的心情也逐渐急切了起来。
终于在最近，柳川龙之介也终于能找到时间来京都旅游。
在京都车站下车后，柳川龙之介便马不停蹄地前来拜访了江桥裕之。
而一旁的户版润，在柳川龙之介感慨完之后，适时地补充道：
“其实您即使来了，也是不容易听到老师讲课的。”
“江桥老师的课，可一直是一座难求呢。”
“要知道，江桥老师明明下午才上课，可是有些学生甚至会清早便去占座，生怕自己错过老师的讲课。”
户坂润，是江桥裕之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在江桥裕之讲课期间，户坂润一直积极提问，而且提问的问题也总是切中要害，还能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思想。
所以，江桥裕之便把他放在身边，常常和他一同探讨哲学。
二人宛若师徒，只是还缺一个正式的拜师环节。
而面对二人的吹捧，江桥裕之不禁有些脸红，连忙谦虚道：
“我只不过是在一点微不足道的领域研究出了些许成果，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你说出这种话，我真不知道你是在谦虚，还是在变着法子夸自己。”
“要知道，现在京都的哲人们都在以你为尊呢。”
面对江桥裕之的谦虚，古琦润一郎撇了撇嘴，吐槽道：
“和你这样的天才做友人，真不知道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
不过，古琦润一郎虽说嘴上对江桥裕之的凡尔赛感到不齿，但也只不过是调侃一下。
对于江桥裕之的那套哲学，古琦润一郎其实不是很感兴趣，可是对于友人能获得如此大的声望，自己还是为友人感到高兴的。
就在四个人闲聊之时，一阵门铃声打断了几人的谈话。
在女仆前去开门后，西田教授带着一位白种的外国人走进了江桥家。
西田教授在和各位打过招呼之后，开口说道：
“我现在来到这里，是不是打扰到各位了？”
“怎么会呢，您什么时候来，我都是欢迎的。”
回答完西田教授的话之后，江桥裕之看向西田旁边的外国人，转而问道：
“请问，这位是……”
听到江桥裕之的疑问，西田首先介绍道：
“这位是《泰晤士报》的记者耶弗森·威勒。”
“此行是专门从英国到来京都采访你的。”
“江桥先生，您好。”
一旁的威勒操着一口不熟练的日语，向江桥裕之说道：
“不知道您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报纸的采访？”
毕竟只是一次采访而已，而且是西田教授带来的记者，江桥裕之当然会答应。
只是考虑到旁边还有客人，江桥裕之有些迟疑。
注意到江桥裕之的目光，古琦润一郎首先说道：
“《泰晤士报》可是英国有名的大报纸，怎么能拒绝他们的采访。”
“而且我们也很好奇，外国友人会采访你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而一旁的威勒也适时地说道：
“只是一次简短的采访而已，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
“那好吧。”
在答应了威勒的请求后，由于受不了这个记者糟糕的口音，江桥裕之又用英语补充了一句：
“你接下来可以直接使用英语和我交流。”
在得到了江桥裕之肯定的答复后，威勒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
在提问了一些诸如“成长环境、家庭环境”之类通常的话题后，威勒忽然开始问道：
“我曾拜读过您的《菊与刀》，您曾说过您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重塑霓虹的民族性。”
“那么请问，您是怎么看待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优劣性的呢？”
“我就知道，会有这种问题。”
看着记者此时狡黠的目光，江桥裕之皱着眉头说道：
“首先，我要向你明确一点，不同的文化之间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哦……好吧。”
听到江桥裕之的回答，威勒感到有点尴尬，便开始为自己找补道：
“我只是想问您，对于每个文化的各自的优劣性而已。”
“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江桥裕之说道：
“每种文化的特性都不能脱离其生长的环境，不同的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所以每种文化都是适应其独特的环境的。”
“我们不能泛泛地谈论和比较每种文化，必须有针对地看待每种文化在其环境下发挥的作用。”
“也许在一种环境下会导致副作用的文化特性，却是另一种文化适应环境的关键。”
在讲完长篇大论之后，江桥裕之总结道：
“所以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文化特性也没有；不要随便的给文化下判断。”
“我创作《菊与刀》，也只是在针对本民族在当今时代下的民族性而已。”
听到江桥裕之无趣的回答，威勒感到无比失望，只得奉承了一句：
“能说出如此有哲理的观点，您果然是个具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
在此之后，威勒心有不甘，于是又提了几个相似的问题，可惜得到的依然是无聊的回答，最后只能悻悻而归。
回到住所的威勒，看着本子上写下的采访记录，不由得面色发愁。
原本的威勒，只是来观察东京震后的重建情况。
但在听说了江桥裕之在西方的出名，和罗素等人对其的评价后，当即决定来拜访这位东方的维特根斯坦。
可是对于英国大众来说，这种有关东方人的报道，除非有什么非常令人惊异的特质，否则很难得到关注。
可是，威勒看着手上的这份报道，几乎没有任何令人值得关注的点，
他的家庭美满，私生活似乎也非常检点。
思想非常正常，以至于在这个充满不正常的时代的衬托下，显得太正常了。
而且，江桥裕之竟然在如今普遍反理性的思潮下，竟然还坚持理性，且观点看起来十分无趣，论证也十分艰深晦涩。
好像没有读者会对这样的名人感兴趣。
无奈，威勒只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对江桥裕之的采访进行了选择性地调整。
塑造出了一个坚持东方传统，抵制西方思潮，一直在与当今时代斗争的一个充满东方色彩的形象。
而且对于婚姻极不信任，对于友人报以警惕，对于现实报以悲观。
一直都在抑郁与怀疑中度过，对于时代和自己现有的生活持否定态度，甚至有自杀倾向。
至于所谓的职业准则，道德良心；威勒可是大不列颠老米字旗记者，准则和良心只有在适合的时候拥有。
其实，仅仅把报道改成这个样子，还算是威勒有良心了。
在威勒原本的设想中，江桥裕之将会是一个非常西方的人。
对于霓虹文化深恶痛绝，一直想将霓虹文化改造成西方文化的样子，最好是大英帝国的模样。
这样可以充分的让大英民众们感觉到，自己帝国的文明之优越，竟然令万族为之钦慕。
不过威勒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写。
毕竟要是自己真的这么写了，只怕江桥裕之和愤怒的霓虹民众会提刀杀了自己。
再者说，考虑到在西方著名的泰戈尔和甘地之类，或许这样具有东方色彩的人物，可能更让人感到有吸引力。
果然，当这份采访被发回总部时，总编大加赞扬了威勒，当即便把他刊登在了下一期报纸上，标题为“东方的维特根斯坦”。
报道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读者们的广泛关注。
而很快，这份报纸又被翻译回霓虹，无数媒体跟风转载《泰晤士报》的报道内容。
甚至还有国内媒体根据《泰晤士报》，为江桥裕之起了个新称号。
“西方文明の第一个怀疑者，霓虹传统の最后一个坚守者。”
如果仅仅是这些还好，但这些媒体连江桥裕之有关婚姻的报道也一并转载了过来。
这可把铃木健次郎吓得不轻，以为自家女儿的婚姻真出问题了，连忙寄信过来询问。
这甚至让江桥裕之哭笑不得，在写完回信安抚了自己的老丈人之后，又专门写了篇文章，以此澄清自己的生活。
铃木彩香也常常拿报纸上的内容说笑，问江桥裕之是不是又对婚姻感到不信任了，想要背叛姐姐。
而江桥裕之的朋友们，嘲笑在江桥裕之倒霉的同时，也一起写了一些文章帮忙澄清。
而西田教授也没料到会是这个样子，连忙找上江桥裕之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