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听天界的那一缕讯息

闲暇与诗意化生活[1]

关中方言里，对那些急急火火而将事做糟的人，有一句损话：急得死呀！这口语从啥时候说起，虽无法考证，但我很自信地推测，两千三百年前的关中人，大约就是这样说话的。因为我在《庄子》里，发现了好多关中方言句式，比如“得是”这句口头语，《庄子》篇章里同字同意出现多处，这句话里包含有道家的处世之态。司马迁说孔子拜访老子，老子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我能告诉你的仅此而已。所谓的“多欲”与“淫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远大志向和宏伟理想吧。老子让孔子将这些东西去除，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去除这些，那还是孔子吗？由此可见儒道各自不同的生命态度。所以，当你凝视这句损人话，会觉得其中潜藏着许多生命信息，它是道家的生活态度，让人从容安闲，慢慢消受安享生命时光。人一辈子，就这么七八十年，你急急火火干吗呢？归路终是一条，急什么急？

对时间的消闲化使用，我以为还是唐宋之人为上，那种安享生命的怡然之乐，将日常性的日子，变为诗意化的审美，的确让人艳羡。你想想，杜甫想从凤翔回鄜州看望家人，路途遥远，要向李嗣业将军借马一匹，于是打借条，借条是一首诗：“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真是奢侈！我想说的是，在时间支配上的奢侈。既能表情达意，又合平仄韵律，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定的。朋友刘郎、强沫者，常有短信赋诗示之，和诗美意，每每蠢蠢欲动，但大多时候，总是几句白话应之。为何？作诗费时间。若以贾岛那样推敲，还不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人那种生活状态，今人难以想象。我细察之，闲暇为本也。其生活的纯一性，延长了人的生命感知。

古代士人这个阶层，作为知识文化的承续传递者，隶属社会的精英阶层。即使他身旁有军政大权在握的炙手可热之人，即使这显赫之势被当朝皇帝倚重，但若其仅为赳赳武夫，总难免显出未化之状。而具有艺术化趣味的文人雅士，倒真正成为历史垂青的对象。时间的选择性记忆，留下来的也多是他们的身影。典雅而富于诗意的生活，成为农耕文明时代令人赞叹不已的吟唱，唐宋则是其难以企及的高峰，人们有时间细细观山赏景，还有余裕停下来慢慢琢磨那一个个如精灵舞蹈一般的字句。

即使政治人物，其慢节奏的生活模态，也能使其从容品藻文字，推敲诗句。皇帝也不例外，尽管他们也常常日理万机，但是那个“万机”和今日之政事相比，还真是单一多了。他们能成为艺术品真正的鉴赏家、参与者，也许其本人就是艺术的创造者。这些恰能说明，在个人时间的支配中，他拥有自由，拥有充分的余裕。人们耳熟能详的有盛唐李隆基，他真是艺术品鉴大师，懂音律、善歌舞，爱诗文；宋徽宗也是，艺术天赋极高，本身就是极为出色的书画家，书法上自创“瘦金体”；魏文帝曹丕，尽管世传其才拙而妒其弟曹植欲杀之，但其文《典论·论文》、其诗《燕歌行》，在中国文学史的构架里，也不能不列之于佳作上品；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至今读来，犹感天动地。有的皇帝，尽管自个儿非有艺术禀赋，但其对艺术的鉴赏喜爱之甚，有时达到变态的地步。譬如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遍求羲之珍品墨宝，得《兰亭序》后爱不释手，据说他生前立遗嘱，要用《兰亭序》陪葬。还有一说：他的儿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与其父皇一样痴迷书法，故违父命将《兰亭序》留了下来，给自己陪葬了。

真正对艺术的品鉴和赏玩，需要闲暇，需要诗心，需要虚静。就是对生活本身，也须细细地品味和感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人闲”和“夜静”，是在一种优裕的消闲心态下，细细品咂山川鸟兽，从而才能感知万象之美，于是才能有这样的诗美和佳句。

时间，就在每个人手指间，不管你是在昏天黑地的匆忙中让它从指间溜走，还是在夕阳下对它静静凝视，你须明白，它真的是人世间最为顶级的奢侈品。

[1] 原载于《西安晚报》2017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