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键先生
孤岛
咸丰十一年（1861年），钱鼎铭三十七岁。
这个来自江苏太仓的青年人家世显赫。他的父亲钱宝琛，是吴越王钱镠的第二十九世孙，二十四岁中进士，此后一路升迁，官至湖南、湖北巡抚。钱宝琛曾与林则徐在翰林院共过事，私交甚笃，而且在禁烟上与林同属强硬派。林则徐禁烟获罪后，被贬至新疆伊犁，途经南昌时，钱宝琛不避风险，以现职巡抚身份，前往滕王阁码头迎候，依依惜别。在道光年间，钱宝琛的名气一度很大。
不过，与乃父相比，三十七岁的钱鼎铭一直默默无闻。虽然他二十二岁中举，但功名却止步于此，后通过捐资获户部主事。主事为级别较低的基层办事官吏，相当于正六品，与一般知县、通判不相上下。但在咸丰十一年的冬天，钱鼎铭的机遇来了。
这都是因为上海。咸丰九年（1859年），钱鼎铭的父亲去世，按照礼制，他离任回乡奔丧。钱鼎铭的老家在江苏太仓，就在他回乡期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江南诸郡县先后告失，苏浙地区的官僚、地主纷纷逃往上海避祸，钱鼎铭亦在其中。当时的上海属于江苏省管辖，由于受到洋人的保护，这里成了江浙官绅的最后避难所。包括原两江总督何桂清、新任江苏巡抚薛焕等众多官员也都退守上海一隅。当然，“退守”只是一个体面的说法。
1860年夏秋之际，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乘胜追击，直逼上海城下。尽管上海受到严重威胁，但由于洋人的干预，忠王大军的攻势受到遏制。此时，太平天国并不想和洋人撕破脸，他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与洋人的争端，因此李秀成下令部队不准还击，结果在洋人的炮击下太平军伤亡颇多，就连李秀成本人也被炮弹伤及面颊。此后由于安庆危急，太平军开始实施救援安庆计划，上海之围暂解。
一年之后，安庆城破，湘军在西线得手，但李秀成却率部由江西突入浙江，攻陷杭州。1862年，同治皇帝刚刚登基，东线便败讯迭至。一月间，李秀成在攻克杭州之后，立即进军上海，旨在拿下上海，使苏浙沪地区连成一片。
太平军后期四大主力，一是陈玉成的羽林军，一是李秀成的宿卫军，此外还有李世贤的京卫军和杨辅清的都卫军。此次进逼上海的除了李秀成的宿卫军之外，还有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统领的京卫军，共计十万之众，分五路出击。
此时的情形与一年前完全不同。那时，太平军对于攻击上海还未做好准备，加上不愿与洋人闹翻，所以并未动真格的，可这一次李秀成却是志在必得。尤其是安庆失守后，他必须拿下上海，方能与曾国藩扯个平手，扭转西线失利带来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对待洋人的态度，太平天国这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861年1月12日，太平天国幼赞王蒙时雍等照会英国舰长宾汉姆时，便改变了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承诺。照会称“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原只限于本年”。也就是说，从1862年开始，太平军将不再遵守原先的承诺。
六天后，李秀成大军由江苏松江直趋上海，并发布公告，谕令驻守上海的“逆贼归顺”，并劝上海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敢抗拒，则是自取灭亡。这是彼时太平军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上海风声鹤唳，一片恐慌。事实上，当江浙大片领土被太平军占领之后，上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如果上海失守，江浙官绅将失去最后的一块栖息地，而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也将随之化为乌有。为了挽救上海，也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上海的官绅们开始紧急磋商，寻找救援之道。
苏绅顾文彬和潘曾玮提出了向曾国藩求援的计划。实际上这是当时能够救援上海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此时节制四省军务，手握重兵，是东南半壁最有权势的人物。但这一计划开始提出时却遇到了一些周折，主要是驻扎上海的大员们意见并不统一，直到杭州告急之后，新任江苏巡抚薛焕、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以及江苏布政使吴煦等高官才不得不放下各自的私念，达成共识，决定向曾国藩求援。
1861年11月18日，前往安庆的乞援人员从上海出发，领头的就是三十七岁的户部主事钱鼎铭。《清史稿》有如下记载：“鼎铭奋然请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至安庆谒国藩，陈吴中百姓阽危……继以痛哭，国藩遂决策济师。”可以说，钱鼎铭这次请援功莫大焉，这不仅对上海，甚至对整个战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对他个人来说，意义同样重大。他不仅一举成名，而且从此步步高升，直至当上了河南巡抚，与乃父钱宝琛同列封疆，青史留名。
不过，安庆请援起初并不顺利，一度让钱鼎铭茶饭不思，焦急万分。
拿什么救上海
1861年9月5日，经过一年多的血战，湘军终于攻克安庆。9月11日，曾国藩从皖南东流移师安庆。这一年，曾国藩五十岁，再过两个月就是他的五十寿诞。可以说，克复安庆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安庆古称“宜城”。两千多年前，这里曾是春秋古皖国所在地。相传东晋诗人、堪舆家郭璞登盛唐山有“此地宜城”之语，宜城之名由此而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省会由江苏南京迁来，此后在长达一百七十多年时间里，安庆一直是安徽的省会。
太平军兴以来，安庆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这里曾多次发生恶战。曾国藩接统江南军务后，下定决心要拿下安庆。为此，他不惜血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不过，安庆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湘军损失也不小。因此，曾国藩移师安庆后，心情并不轻松。尤其是李秀成挥师东进之后，江浙大片领土沦入太平军之手，更使曾国藩倍感压力。
1861年11月11日，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可就在新皇即位后仅一个多月，杭州——这座南方重镇便被李秀成攻陷，上海亦陷入危殆之中。对于江南局势的迅速糜烂，朝廷极为不满。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刚刚掌权的慈禧太后把保卫上海看作头等军国大事，明诏密谕，函电交驰，要求曾国藩必须力保上海。
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地处东南沿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财赋重地。1843年以前，上海还相当闭塞，但五口通商之后，由于华洋互市，上海发展神速，很快繁荣起来。不久其商业地位已超越广州，“独为巨擘”。
也许数字是最好的说明。咸同年间，上海出口的总贸易额占全国各海关的百分之六十四，丝茶为最大出口商品，其中丝的出口几乎全部经由上海放洋，而茶的出口经由上海的高达百分之七十。进口量也相当惊人。仅英国一年从上海贸易赚到的金钱就达一千三百万英镑，折合白银相当于四千万两，相当于英国从印度获取贸易利润的三倍之多。据说，当时每天停靠的上海码头的外轮竟有三百多艘。至于上海的税收，也是清廷中枢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果查阅1861年前后的官方文件和民间记载，上海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面对太平军大兵压境，各方都在高度关注，作为统辖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更是深感责任重大。然而，要想解救上海却困难重重。
11月18日，钱鼎铭一行从上海赶到安庆后，曾国藩平静的心绪再一次被打乱了。据曾国藩日记记载，是日早饭后，他下了一局围棋，然后习字、清理文件、会见来客，一直忙到午刻。就在这时，钱鼎铭从上海赶到了。与他同来的还有候补知县厉学潮。
接下来的会见是在一种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钱、厉二人一见曾国藩便扑通跪下，一口一个“大帅”地哭喊着。他们痛陈上海危殆已极，请求曾帅立即发兵救民于水火之中。尽管他们所说的内容，曾国藩早已知悉，但钱、厉二人的凄婉哀切的神情还是打动了曾国藩，让他难以平静。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1]
所谓申包胥哭秦庭，典出《通志》。楚昭王十五年，申包胥赴秦国求救，但秦哀公拿不定主意是否出兵，申包胥便“哭秦庭七日”，终于打动秦哀公使其出兵救楚。曾国藩在日记中把钱、厉二人比作申包胥哭秦庭，可见其情迫切。会见中，钱鼎铭还向曾国藩当面呈交了由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领衔、沪绅集体签名的公启，公启“系冯桂芬敬亭手笔”。冯桂芬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榜眼、翰林出身，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脍炙人口，曾广为流传。在这份公启中，这位大名士以其惯有的华丽辞藻，写下洋洋数千言，立论精到，“深婉切至”。曾国藩读后，颇为动容。
除了公启之外，江苏巡抚薛焕还委托厉学潮向曾国藩呈交了一份专函。如果说，公启代表了民意，那么薛焕的专函则属官方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薛焕首次打破了沉默，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向曾大帅提请救援。薛焕原是江苏藩司。所谓藩司，正式的官名叫布政使，是一省管理民政和赋税的长官。1860年6月，江苏巡抚徐有壬死后，薛焕便补了空缺。巡抚系一省最高长官。太平军在苏杭节节胜利，薛焕忧心如焚，但对要不要请湘军前来救援，却一直心存顾虑。他不是不希望有人救援，也不是怀疑湘军的能力，而是担心湘军来了，他的巡抚就坐不稳了。事情明摆着，一山不容两虎，实力决定一切。如果湘军救了上海，江苏巡抚的肥缺难道还有他的份吗？
可不请湘军又能怎么办呢？薛焕起先另有打算：一是请洋兵。他一到上海便积极联络在华的列强各国，希望他们能够调洋兵来保卫上海，但洋人的态度模棱两可，态度暧昧。因为此时，洋人还在观望，并没有真正和太平军翻脸。二是募勇扩军。上海有的是钱，有钱还怕招不到兵吗？于是，他派人去了湖南，开始招兵买马。但是，战局的发展之快却超出了他的想象，还没等到把人马招来，李秀成已经攻下杭州，并向上海进军了。
上海的官绅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请湘军的事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而且刻不容缓。为了向薛焕施加压力，他们请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庞钟璐，他是团练大臣，属于省级官员，地位与薛焕相当；另一个是上海道台吴煦，虽然道台是地市级官员，隶属巡抚管辖，但在上海滩，吴煦却是地头蛇，离了他薛焕根本玩不转。
谈话的结果是薛焕改变了态度。其实，他不改变也不行了，太平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除非他想步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后尘[2]。薛焕不傻，孰重孰轻他还拎得清。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救命要紧，他只好让步了，不得不以巡抚的身份正式致函曾国藩，并交由厉学潮亲手转呈。
上海的官绅现在是迫不及待。他们恨不能曾国藩马上派兵。因为太平军已经进逼城下，城内兵力严重不足，人心涣散，情况万分危急。但对曾国藩来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钱鼎铭看着曾国藩踌躇不语，再次跪倒在地，涕泪滂沱。他说，上海已是旦夕难保，江南士绅盼湘军如久旱盼雨，请求大帅速派大军东进，以解沪绅百姓于倒悬。看着钱鼎铭声泪俱下，曾国藩心里也颇不落忍。他一边扶起钱鼎铭，好言加以劝慰，一边声称此事需从长计议，并让他们先下去休息。
这次谈话实质上并无结果。此后一连几天，曾国藩亦无明确态度。钱鼎铭不禁度日如年，心焦如焚。为了达到目的，他天天去找曾国藩软磨硬缠。换了别人，兴许不敢。可钱鼎铭不怕，因为他与曾国藩有一层特别的关系。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与曾国藩是同年。所谓同年，就是科举考试中同榜考中的进士。在互相援引的旧官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子女也因父辈关系变得亲近，俗称年侄，或年家子。钱鼎铭之所以敢自告奋勇前来安庆，也正是仗着这一点。他在曾国藩面前以年侄、晚辈自称，曾国藩不答应，他就每天来到大帐外，每见年叔便长跪不起，痛哭流涕，搞得曾国藩心烦意乱，也拿这个年家子毫无办法。曾国藩在给澄、沅二弟的信中说：
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甫[3]，即前任湘抚钱伯瑜[4]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即不还乡，可感可敬。[5]
不过，“可感可敬”是一回事，真正要出兵又是一回事。其实，曾国藩不是不想救上海，但要救上海，难度实在太大。首先，安庆之战后，湘军兵力严重减员，徽州一带的战事仍在进行，加之围攻天京，他手中的军力已是捉襟见肘，根本无多余之兵可派。其次，上海远在千里之外，而江苏大部地区已为“长毛”所占。上海几成孤岛、死地。即便有兵东援，要想通过层层封锁也并非易事。
就算曾国藩有心救援上海，他又拿什么去救呢？
成功的游说
时间一天天过去，上海的危险也一天天增加，形势紧迫，刻不容缓。尽管钱鼎铭心焦如焚，天天去求曾国藩，但毫无结果。就在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决定独自登门拜访，也正是这次拜访一举扭转了局面。
钱鼎铭拜访的这个人就是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尚未成名，还只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幕僚。幕僚，又称幕宾，它是行政编制之外的一种人员，并非朝廷任命，但在行政系统内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些幕僚虽然没有具体职务，但他们相当于高参、谋士、机要秘书和重要助手，权力和影响力非常之大，有的甚至能够主导和左右整个机构的决策和运作。
李鸿章自咸丰九年（1859年）投奔曾国藩后，就一直受到恩师的器重。曾国藩也对他极其信赖。在湘营中，他总理文案，赞襄军务，实际上成了曾国藩的左右手。许多大事，曾国藩甚至听凭李鸿章处置，往往由他“数言而决”。
钱鼎铭决定去找李鸿章，正是因为看到了李鸿章的这种影响力。在安庆求援的那段时间里，钱鼎铭发现李鸿章与曾国藩关系甚密，时常在一起密谈。于是钱鼎铭决定去找李鸿章，请他帮忙说服曾国藩。
此时钱鼎铭与李鸿章并不熟悉，不过论起家世两人却不乏渊源。钱的父亲钱宝琛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还有曾国藩都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同榜进士，这种关系使他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钱鼎铭找对人了，这次拜访使陷入僵局的死棋活了起来。不过，关于钱鼎铭拜访李鸿章的谈话，见诸史料的记载并不多，而记述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大多过于简略，很难看出具体眉目。不过根据零星记载，加以归纳，大致可以清楚他们的谈话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海税厘充足，饷源丰富，如果落入太平军之手，殊为可惜。
二、上海有钱，可以养得起兵。湘军如果去，兵饷可以保证，每年六十万不成问题。这对湘军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
三、从战略上讲，上海地位重要，退可牵制江浙，进可规复苏南，最终实现对天京的南北夹击。
据载在这次拜访中，钱与李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钱说上海有钱，现缺的是能带兵的将领。李问所谓将领的标准是什么，钱答，像阁下这样。咸丰十一年（1861年），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了，可一直潜龙在渊，大志难伸。他投奔湘军后，虽然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总理文案参与核心决策，地位之高有目共睹，可尽管如此，他仍有寄人篱下之感。湘军门户之见甚深，李鸿章以皖籍而居高位，自然引起湘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统兵大员内心对他更是抵触。
李鸿章刚到曾幕时，曾国藩为了提高他的军事水平，曾安排他到基层进行锻炼。锻炼的部队为曾国荃所统领。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老九。李鸿章去了之后，为了表示对曾国荃的尊重，特请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师叔为他题诗。其实，他不过是客套一下，没承想曾国荃倒也不客气，提笔便写了一副对子：
门多将相文中子
身系安危郭令公[6]
李鸿章看后顿感不快，你曾九也太大言不惭了，居然把自己比作郭子仪，你一个秀才竟在我这个进士面前摆起谱来了。他气得当时就想走人。曾国藩随即写信好言相劝，说是让他下部队主要是让他了解湘军的组织结构、作战和训练方式，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阁下宏才远志”，将来必为匡济之才。
如果说曾国荃的傲慢和粗鲁还能够忍受的话，那么，左宗棠和彭玉麟就更过分了。左宗棠一向自视甚高，天底下几乎没人入他法眼，就连对曾国藩也不大买账，况乎李鸿章一个小小的幕僚？彭玉麟更是一个大刺头，外号彭打铁，脾气上来了谁也不让，有一次竟与李鸿章因口角而大打出手。
在三湘子弟面前，李鸿章终归是个外人。如今，钱鼎铭这句话正中其下怀，自立门户之心怦然而动。这次谈话之后，李鸿章的态度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他积极劝说曾国藩，力主出兵上海。正如钱鼎铭事先想到的那样，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他的影响力显而易见。
查阅曾国藩那段时间的日记，经常出现“与少荃[7]久谈”“（与）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傍夕至少荃处一谈”“至少荃处，与钱调甫（鼎铭）久谈”等等。据《淮军志》推论，曾国藩决定出兵大抵在11月24日，而这一天正是他与“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的第二天。对于曾国藩而言，出兵上海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是有心无力难度太大，因而举棋不定。在这种时候，李鸿章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
1861年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在决定是否出兵上海的决策中，如果说曾国藩是最后的决策者，那么，李鸿章就是一个“关键先生”。
梦想照进现实
曾国藩决定出兵后，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便是由谁统兵前往。这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曾国藩有自己的盘算。首先，派去上海的这个人必须是可靠的，而且是自己人；其次，这个人还得有能力，能够独当一面，打开局面。可这样的人并不好找，因为既可靠又有能力的人，现在都在重要岗位上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很难抽出身来。
这时，有人主动请缨了。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吴坤修。吴坤修在湘军中并不十分有名。他曾担任过盐运使，是曾国藩的部将。钱鼎铭到达安庆不久，他就主动请缨，提出自募六千兵勇，南下增援上海。但曾国藩并不看好他，认为他的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如果说他符合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他并不具备。
其实，曾国藩这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选，尽管一开始并没有说出来。这个人就是他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荃在曾家兄弟中名气不小，在湘军中也是数得着的人物。领兵以来，他攻九江、克安庆，打过不少硬仗，立下汗马功劳。老九的性格与乃兄曾国藩截然不同。曾国藩谨慎、节制，而曾国荃却鲁莽、张扬。他作战凶狠，所率老湘营是曾国藩的嫡系和主力。
作为饷源重地，上海这块大肥肉自然不能外流。不久，曾国藩制订的第一套援沪方案出笼了。在这个方案中，东援主帅便是曾国荃，所辖兵力以老湘营为主。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详细说到这件事。信中写道：
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8]率万人以去……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祈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9]
这封信写于11月26日。这是钱鼎铭到达安庆后的第八天。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曾国荃不领这个情，他根本不想去上海。曾国藩的信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久久不见回音。此时，曾国荃正在湖南募兵。安庆之战后，湘军损失惨重，同时由于战线拉长，急需补充兵员。于是，他奉乃兄之令回乡招兵买马。曾国藩的信寄出后，一连十天，毫无回音。曾国藩急了，接着又写了一封信，敦促其弟迅速带队赴沪，并要他“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信的最后还特别强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
可是，曾国荃还是不予回复。曾国藩以为乃弟是有顾虑，毕竟孤军深入上海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确保进兵成功，曾国藩还对整个援沪方案作了进一步完善：一、令李鸿章统八千陆勇；二、令黄翼升统六千水师；总计万余人跟随老九同去上海，协同作战。决定做出后，曾国藩在当日又一次写信给其弟，通知了上述安排。
但曾国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显然他的态度是消极抵触。曾国藩有些恼火了，自己煞费苦心的安排，居然不被理解。其实，他不明白，曾国荃有自己的算盘。他不想去上海是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主攻天京，夺取首功。因此，对于这个援沪主帅他压根儿就没有兴趣。
就在老九以沉默对抗乃兄之时，李鸿章却表现得十分积极。尽管曾国藩的方案并不让他满意，因为在这个方案中，他只是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前往上海，这显然与他的想法存在差距。但这似乎并未影响他的情绪。不仅如此，他还一直起劲地募集淮勇。
淮勇，顾名思义，便是来自安徽的兵勇。募集淮勇的工作早在安庆之战后便开始了。由于长年征战，三湘兵员日渐枯竭，为了扩军备战，曾国藩不得不从湖南以外的地方招集兵员，“以济湘军之穷”。李鸿章当时便受命从安徽召集兵勇，以弥补湘军的兵力不足。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后来竟成了淮军创建的一个发端。
这里可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李鸿章明知不能成为援沪主帅，为何还要如此积极？原因何在？他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答案也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不过，据《淮军志》披露，12月26日，曾国藩曾有一奏折，在保举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的同时，保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这份奏折很重要，但却没有收入曾氏全集。摘要如下：
王有龄久受客兵挟制，难期振作。欲择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为……查有臣营统带淮扬水师之福建延建邵遗缺道员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地方一切事宜，该员亦能洞悉利弊。至巡抚驻扎之地，上海僻在东隅，不足以资控制。臣愚以为宜驻扎镇江……待该员军抵镇江后，再求明降谕旨。[10]
或许这份奏折能够说明一点问题。尽管李鸿章不是援沪主帅，但曾国藩也没亏待他。那就是保举他出任江苏巡抚——这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李鸿章的动力或许正是来自这里。不过，关于苏抚的“驻扎之地”，曾国藩明确指定在镇江而不是在上海，这又说明曾国藩并不想把上海交给李鸿章。
12月31日，这是1861年的最后一天，曾国荃的回信终于姗姗来到了安庆。他在信中明确拒绝了曾国藩的想法，说明了自己不想去上海的理由。这让曾国藩深感失望。事到如今，最合适的人选只有李鸿章了。这天晚上，他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交谈。言谈之中，曾国藩知他去意已决，便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了。
其实，直到这时候，曾国藩仍然留有余地，指望老九弟最后能够改变主意。这种想法至少在此后一个月中都未改变。这期间，他给上海方面去了好几封信，信中都说明，李鸿章即将带兵前往，但只是作为先行官，曾国荃作为援沪主帅并未改变。
曾国藩原本还有一个备选人物，那便是湘军老将陈士杰。陈士杰是湖南桂阳州人，拔贡出身。据《清史稿》载，他早年跟随曾国藩办团练，“甚得力”，先后授知府、道员。在曾国荃拒绝去上海后，曾国藩便有心举荐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由他接替九弟出任援沪主帅。可事与愿违，陈士杰也不愿意去，理由是母亲年纪大了，希望能够就近照顾，请求驻守湖南。陈士杰是个大孝子，他的请求曾国藩无法拒绝。
时间紧迫，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曾国藩从容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选择李鸿章了。李鸿章的机遇终于降临了。历史的选择常常具有偶然性，但对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个结果意义重大。
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严冬，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
[1] 《曾国藩全集》第十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2] 杭州破城后，王有龄自缢身亡。
[3] 钱鼎铭字调甫。
[4] 钱宝琛字伯瑜。
[5] 《曾国藩全集》第七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6] 《学海一得》，翁飞，安徽省文史馆编印，2010年。
[7] 李鸿章字少荃。
[8] 曾国荃字沅甫。
[9] 《曾国藩全集》第七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10] 《淮军志》，王尔敏，中华书局，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