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的贡献

在中国的古籍中，有四大名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水经》的郦道元注、《文选》的李善注。四大名注之所以被人称道，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的文献价值。裴注对于后来的《三国演义》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三国演义》取材的一座宝库。这当然是裴氏始料不及的。他一心要为《三国志》拾遗补阙，却无意中成为一千年后的一部小说巨著的功臣。裴松之憾《三国志》之简略，为其作注，其文字数接近《三国志》。裴注引及魏晋人的200多种著作，据统计，这些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被记载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其中的十分之九已经看不到了。后人对裴注褒贬不一，如王通、刘知几，指责裴注烦琐，批评裴氏该注的不注，不该注的却注了。叶适甚至讽刺说，裴松之所用的材料，都是陈寿抛弃不用的。王通、刘知几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叶适的意见不免偏激。即就史料的保存来说，裴注的贡献就不可抹杀。刘知几的评价，一方面是出于史家的严谨，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距离三国的时间还不够遥远，如果他能够预知裴注所引之书后来大多散失，就不会那么说了。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创造文化不易，保存文化同样不易。历朝战争对文献文物的破坏，像敦煌卷子的大量流失，《永乐大典》的所剩无几，圆明园文物的流落海外，都是例子。横祸袭来，玉石俱焚。许多小说古本散落在日本和欧洲，又是一个证明。《永乐大典》如果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就得重写。裴松之是一位史学家，他为《三国志》作注，目的是补《三国志》之缺漏。他认为，碑铭和家传不可轻信，敌国的传闻未必可信，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无法核实的，姑且并列存疑。例如《三国志》说，官渡之战时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氏直接提出怀疑和反驳。应该说，他的态度非常认真严肃。他的《三国志注》，开启了史料辨伪的风气。

裴注对《三国演义》的贡献弥足珍贵。由于裴松之嗜奇爱博的个性，裴注所引的大多是野史。野史处于历史和小说的中间地带。一方面，野史也还是史。一般来说，野史的作者具有很好的文史修养，不是三家村秀才。他们在主观上具有弥补正史的动机，如果一味地信马由缰，胡侃海聊，笔下生花，一味地要显示其锦心绣口的文学才华，那就连作野史的资格都不够。文人爱惜羽毛，戏说历史是会挨骂的。另一方面，野史没有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没有官方的审查，少了一种束缚，少了一点顾忌，不用那么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它不像正史那样一本正经。野史往往根据传说而来，同样的一件事，在不同的野史中，常常会有不同的记载。譬如曹操仓皇出逃，路过故人吕伯奢家杀人的事情，在孙盛的《杂记》、郭颁的《魏晋世语》、王沈的《魏书》里就有三种不同的记载。野史的记载，或与史实相违背，如三顾茅庐的故事，鱼豢的《魏略》、司马彪的《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毛遂自荐，求刘备录用。可诸葛亮的《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鱼豢是魏人，司马彪是晋人，他们离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并不遥远，但其纪事却与史实有如此大的出入，则野史是否符合史实，确实需要我们慎重对待。野史的作者，常常带着个人的爱憎褒贬，笔端蘸着感情，字里行间夹着风霜。野史在叙事的时候，注重细节。描写一具体，情节一细致，就不免加入想象的虚构的成分。譬如马超与曹操在潼关的遭遇战，《武帝纪》里有如下的记载：“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而在《曹瞒传》里则有细致的描写：“操征马超，隔渭水，操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操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操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操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操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后者显然更有小说的意味，曹操的狼狈和自嘲，生动如画。再如许攸投奔曹操一事，《武帝纪》中有如下的记载：“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而《曹瞒传》则有详尽的生动的描写：“既入坐，谓公（曹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由此可知，细节的描写对于小说来说，是多么重要。搜奇觅异，追求趣味，讲究文采，放飞想象。一边受到实录传统的束缚，一边又抵御不住文学的诱惑，控制不住好奇的本能。野史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小说取材的对象。当然，野史和野史，其情况也有种种的不同，它们的小说意味，或浓或稀，也有程度的不同。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感受到曹操思想性格的矛盾复杂，恰恰是裴注里有关曹操的材料最多，思想倾向又最为复杂。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各种倾向不同的材料涌入裴注，后来纷纷地卷入《三国演义》成书的洪流。这是曹操形象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裴注所引孙盛的《异同杂语》，提及许邵对曹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十个字的评语，更是成为《三国演义》刻画曹操的总纲。裴注所引诸书对曹操的描写，虽然大多突出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但负面的描写也不少。曹操年轻时的放荡不羁，对声色犬马的追逐，假作中风，给叔父下套、破坏叔父的信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自白，与许攸见面时的忽悠，袭击乌巢时杀害俘虏的凶残，赤壁之战华容道仓皇出逃的窘迫，遭遇马超追杀的狼狈，捕杀伏后时的冷血，侍寝女子的被杀，对杨修的嫉恨，杀害边让、袁忠、桓邵所暴露的酷虐，军粮不足，诬仓官贪污，遂以仓官之头压众人之怒，这些劣迹，都被野史记录下来。裴注所提供的材料，虽然虚实难辨，但无疑为《三国演义》刻画一个立体的鲜活的曹操，特别是刻画其奸诈多疑的性格侧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可见“抹黑”曹操的颜料大部分来自野史。

我们可以说，裴注是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一块出色的跳板。裴注的严肃，使《三国演义》不至于成为一种戏说；裴注的好奇，又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裴注中有关蜀汉的材料，依然比较短缺。蜀汉的那些领袖人物，在裴注里的形象，也远不如《三国演义》里那么高大和丰满。这种不足，对于一部以蜀汉为主要表现对象、歌颂对象的长篇历史小说来说，是一个缺陷。很显然，从史传到《三国演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