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章 机缘巧合成女王

2018年5月19日 温莎城堡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大婚，婚礼的气势与场面不亚于任何一场英国皇家盛会。世界各地的电视评论员争相追捧，无不感叹英国王室婚礼的盛大与隆重。当天恰逢天公作美，天空蔚蓝如洗，古朴的温莎城堡倍显气势恢宏，恍如身临《权力的游戏》抑或是《圣城风云》的剧情之中。温莎城堡本身就是一部寓意深刻的童话——充满传奇、幻想、悲剧、阴谋和坚韧。

然而，今天真正的明星并非在婚礼上宣誓的王妃，而是衣着鲜亮、头戴礼帽、正襟危坐在长椅上的女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君主，在位时间甚至超过了尊敬的维多利亚女王，无人能及。

我是一名记者兼评论家，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王室相关信息的报道。此时，我正在为纽约《每日野兽》[1]报道哈里王子与王妃的婚礼盛况，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撼。

温莎城堡圣乔治教堂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首次如此鸾翔凤集，从步履蹒跚的高龄公爵到朝气蓬勃的唱诗班，五行八作同聚于此，齐声共唱“伴我同行”。这一切都与戴安娜王妃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戴安娜王妃打破了那些试图束缚她的陈规旧俗。哈里和梅根的结合一方面得益于这种对世俗的勇敢反抗精神，同时也是对这种反抗精神的一种彰显。

许多围观婚礼的人不禁感受到：高雅美丽的戴安娜王妃，被誉为“人民的王妃”，如今虽已逝去不能参加婚礼，却仍是一种精神存在，是温莎王室巨大转变的灵魂，也是这场传统仪式下世纪之爱的精神支柱。不过哈里王子也深谙潜在的现实：之前他曾说过，成为国王或女王只是一份工作，头脑清醒的人没人想要这份工作。他的哥哥威廉王子别无选择——总有一天会轮到他当国王，而哈里王子和他的新娘也需在这一体制中各就其位。然而，对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说，她从来就没有过任何选择，因此若要问她是否后悔当这个女王，完全是徒劳无益之举。在圣乔治教堂中的那一刻，她向世人证明了她作为女王力行君主立宪制，虽几经风雨和磨难却依然傲然挺立的风骨。她一定也心知，自己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代女王。

* * *

其实，伊丽莎白继承女王之位实属机缘巧合。由于爱德华八世逊位，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乔治六世顺位继承王位。乔治六世只有两个女儿，作为长女的伊丽莎白公主和父亲的命运相同，自然而然地成了王位继承人。实际上，温莎家族历史中调整王位继承人的渊源远比逊位本身深得多。这些渊源植根于英国王室家庭的特质之中，对年轻的伊丽莎白继位前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头几十年王室的家庭私生活从不允许公之于众。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王室私生活这一概念。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思维来说，这种掩饰王室私生活的行为其实是为了控制信息和掩饰丑闻的阴谋，但是这样说又未免有些强词夺理。总之，王室坚信只有君主制完美无瑕才能成为体制——为了君主制得以存续，王室必须完美无瑕。

然而爱德华八世的逊位行为打破了这种完美无瑕的状况。此次逊位事件的相关报道传遍世界各地。国王逊位其实就是王室中的一个严重道德问题，但是报道却都将这一事件升级为一场宪政危机。只不过这一道德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是当时一家之首的乔治五世和妻子玛丽王后在白金汉宫营造的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导致而成。正因这种家庭氛围，国王的四个儿子才会形成这样的品行，逊位才成为一种选择。一个儿子不适合做国王，一个儿子不得已而为王。

乔治五世的四个儿子分别是：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生于1894年；约克公爵阿尔伯特（后来的乔治六世国王），生于1895年；格洛斯特公爵亨利，生于1900年；肯特公爵乔治，生于1902年。乔治五世国王和王后作为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可谓一败涂地。乔治五世是一个沉闷单调、性情暴躁之人，从未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他脾气火爆，几个儿子都惧怕他。他甚至会在用餐时对王后大吼大叫，常常气得王后和孩子们弃桌而去。王后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一名朝臣曾这样评价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自私的人之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位年轻的王子深受所谓的世界大战之害，内心留下了永久的创伤。这所谓的大战无非就是欧洲王室之间的你争我夺，毫无意义可言，一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大屠杀导致整个欧洲的经济陷入大萧条。乔治国王的四个儿子中最桀骜不驯、鲁莽冲动的就是继承人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王子。

与白金汉宫中王子们压抑无情的生活相比，王宫外面的生活充满疯狂和享乐。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伦敦多少有些德国魏玛的味道：社会环境嘈杂放荡；上层阶级畏惧革命；文学艺术领域充满活力，激进的文化运动层出不穷；工人阶级惨遇经济大萧条，生活窘迫，抗议之声此起彼伏；极端政党竟然使用欧洲法西斯政权的制服和徽章。当时四个王子均未成家，受环境影响，普遍认为与德国纳粹相比，苏联对于资本主义（以及对他们自己）的威胁更大，特别是当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表亲罗曼诺夫一家被布尔什维克在一间地窖中暗杀后，他们更加憎恨苏联。

乔治四子中的二儿子阿尔伯特王子结婚最早，1923年就结婚了，迎娶的妻子具备他母亲所不具备的特质——贤良淑惠。伊丽莎白·鲍斯－莱昂骨子里就带有苏格兰人坚毅不屈的品德，对丈夫的两个兄弟爱德华王子和肯特公爵即乔治王子臭名昭彰的道德品行嗤之以鼻。实际上，当爱德华王子混迹于伦敦社会绯闻不断时，他最小的弟弟的所作所为可谓危险至极，无异于飞蛾扑火。

总的来说，乔治王子是众王子中最聪明、最有魅力的。他在艺术、设计和戏剧方面都有一定审美能力。对艺术的追求使他接触了大量不落窠臼、放荡不羁的人，这些人在王室中是百年难遇的。他弹得一手好钢琴，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和爱德华王子一样热衷于时尚，喜欢把自己装扮得时髦新潮。同时，他又是一个双性恋者，生活混乱，吸毒成瘾。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作为长子的爱德华王子则尽己所能照顾乔治，帮他收拾生活中的烂摊子，重整旗鼓。然而直至1934年，乔治王子迎娶了美丽的希腊和丹麦公主玛丽娜后，他混乱的生活才得以收敛。夫妻俩在贝尔格莱维亚[2]开办了一个艺术沙龙，吸引了当代众多极富创意的人才——但是与当代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相比，沙龙中聚集的主要都是一些王公贵族和纨绔子弟。只可惜婚姻只是一个挡箭牌，乔治王子仍然无所顾忌地沉浸在自己的秘密世界中。他亲眼见证了哥哥遇到新欢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夫人时，深陷恋情之中不能自拔，变得和他一样鲁莽草率。辛普森夫人是极其危险的人，超越了乔治所追求的一切。

1936年12月3日……

小报[3]时代的到来

爱德华八世加冕为国王后与华里丝·辛普森夫人生活在贝尔维德尔堡，这是一座仿哥特风格的城堡，建在温莎大公园旁边的小山上。爱德华王子之前就在贝尔维德尔堡与两个情妇厮混过，这里远离白金汉宫，远离公众视野，显然成了他的秘密爱巢。辛普森夫人是一个美国人，感情史非常丰富。因此他俩的绯闻在英国掀起了一场巨大危机，最终导致他退位。

这天早晨，国王正在餐厅焦急地等着辛普森夫人吃早饭。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华里丝走进了客厅，手里拿着一份伦敦报纸，上面还附着她的照片。‘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她问。‘看了，’我说，‘情况不妙。’”

国王哀叹道：“让一个脆弱的女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画像被肆意扩大刊登在风靡一时的报纸头版上，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了。”这件事确实是一个分水岭，一个转折点。家庭丑闻被小报完全曝光于天下，这对君主制国家的王室来说还是头一次。华里丝·辛普森拿起那份《每日镜报》时，心情沉重沮丧，而这种沉重沮丧在她之后的王室成员都有深切体会，也是戴安娜王妃悲剧的罪魁祸首。爱德华形容华里丝夫人的画像“被肆意扩大”有些夸大其词。《每日镜报》上刊登的其实只是辛普森夫人在摄影棚里画的一张肖像，只不过放大了一些而已。

当时英国的大部分严肃报纸都掌握在一小撮白手起家的人手中，这些人通过舞文弄墨起家，靠政治赞助发家致富。他们的影响力极大，足以扶持或者摧毁一国之政，只不过直到现在这些报业巨头的总体立场都是维护君主立宪制，视其为立国之必要机制。虽然他们也会报道一些王室中无伤大雅的花边新闻来促进报纸的发行量，但是决不会触碰任何王室丑闻——除非这个丑闻已经到了纸包不住火的地步。

爱德华王子于1931年遇到辛普森夫人，那时她还是已婚状态，在伦敦主持一家沙龙。据国王后来回忆，参加沙龙的人主要谈论的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罗斯福新政，以及充斥在他们世界中的一些新思想。这位未来的英国国王被希特勒的“新思想”深深吸引，错误地认为——这种思想当时十分盛行——法西斯主义将成为有利于欧洲发展的一种社会体制。爱德华王子所不知的是，他的这位新情妇早就与纳粹关系密切。她和驻伦敦的德国外交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关系暧昧。爱德华王子对法西斯主义所抱有的幻想与里宾特洛甫的幻想不谋而合。他幻想着英国上层阶级不会真的愿意与希特勒开战，还能说服整个国家的人民跟着效仿——这也是辛普森夫人所主持的沙龙所倡导的思想，最终爱德华王子接纳了这些思想。

伦敦的报纸没有报道与两人恋情相关的任何消息。1936年，辛普森夫人借口丈夫与人通奸提出离婚并得到批准。该离婚案在伊普斯维奇市审理，国王与新闻界人士达成协议，对此事严格保密。正如爱德华后来所说：“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奇迹——与报社编辑们达成‘绅士协议’，不对此事进行渲染。”协议的确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美国媒体可没有签订这份协议，于是派出记者到辛普森夫人位于伦敦的家里四处打探消息。虽然最后这些记者被一名警司和两名警员押送出去，但是这场闹剧却勾起了记者们的胃口，开始挖掘他们的故事，很快记者们就探知国王给辛普森夫人送了一条价值12.5万美元的翡翠项链。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但是当时整个大西洋基本就没有八卦新闻的交流，以至于英国公众对所发生的事完全不知。与此同时，美国记者很快就捕风捉影地获得了最轰动消息：国王决定迎娶辛普森夫人。10月16日 《纽约新闻报》的报纸上赫然印着《国王即将大婚》的大标题。

政客、报业巨头、英国国教和宫中朝臣之间掀起了一场忠与诚的激烈斗争，只是这些斗争依然不为公众所知。《泰晤士报》一直被视为是一份高于普通大众的报纸，是国家正义的捍卫者、王室行为的仲裁者。该报纸的编辑杰弗里·道森对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具有重大影响力。他对国王的婚姻将会带来的影响深感忧虑。鲍德温也有同感，但是在绯闻爆发时，两人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一个政府部门的部长后来指出没有哪个“严肃”报纸愿意第一个爆料这条消息——他们都在等政府的指示，没有政府的首肯，《泰晤士报》也不敢发声。

与之相比，《每日镜报》却不受政府约束，时刻探寻着报道此条新闻的时机。12月1日，布拉德福德大主教在其教区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公开谴责国王：“请你们祈祷我主赐予他恩泽吧，他急需上帝的恩泽……如果他还能够知己任，笃君行，请予以我们明示。”12月3日，让爱德华和华里丝备感头疼的《每日镜报》编辑于凌晨3：53发布了他们结婚的新闻。深更半夜，报社的总编哈里·巴萨罗穆连睡衣都来不及换，套了件大衣火速赶到报社，重新编排了当天报纸的头版内容。经过五次编审，最终稿终于得以印刷。由于时间太晚了，报纸只来得及在伦敦和伦敦周围各郡流通，其他地区的读者们对这场婚姻引起的危机仍一无所知。

报纸头版赫然写着《天佑吾王》的大标题，现在看来，里面的内容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报道中这样写道：

本周之前，《每日镜报》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对此事一直采取的是不评不报的态度。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事实，但依然按住未发，直到现在东窗事发，问题已严重到无法用外交手段进行解决，才不得已将此消息公布于众。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人民和帝国的利益。形势已然如此，人民有权利知悉所有事实的真相。

在制造爆炸性新闻方面，巴萨罗穆可谓才华横溢。他受够了舰队街的集体自我审查制，带领《每日镜报》站在了反对国王婚姻的这一边，主要是出于对执政政治阶层幕后黑手的本能厌恶之情，而非出于对国王的不忠之心。巴萨罗穆在报纸上使用了他首创的黑色大字体，他发声的语气好像是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声音：“人民有权知道国王的全部要求和条件”。这种犀利的语言风格，以及直指君主和政府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震慑了统治阶层。

在这场危机中最具有争议的角色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他当时只是被视为一个特立独行但没什么发展前景的人。他和所有人一样坚信君主制，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始终支持国王——不过他认为爱德华对辛普森的爱只是一时的激情，并不赞成他们的结婚。他的密友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是《每日快报》的报业主，也认为如果能把辛普森夫人吓跑，让她离开英国，国王“就会回归温莎城堡。然后关上大门，拉起吊桥。就看鲍德温有没有胆量把你扔出城堡”。

可是，谁会去吓唬她呢？实际上，人们还真想出了不少吓唬辛普森夫人的办法。有人朝她住的公寓窗户上扔砖头；有人给她寄恐吓信，语言尖酸刻薄。多年后，有人问丘吉尔是不是也亲自朝辛普森夫人的窗户上扔过砖头，他回答说：“我没有，不过麦克斯（比弗布鲁克）肯定扔过。”比弗布鲁克否认自己扔过砖头，但是他说有可能《每日快报》的某个人扔过。“真让人忍俊不禁。”他说。如这次逊位危机的许多其他细节一样，这件趣闻轶事也是时隔多年才浮出水面的。直到1985年约翰·“乔克”·科尔维尔爵士（Sir John‘Jock’ Colville）的日记出版后，才为人所知。约翰爵士曾是战时丘吉尔最亲密的助手之一，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王室的新闻发言人。

《每日镜报》自以为掌握了事件的全部事实，但实际上远非如此。因为不论他们的行为多么厚颜无耻、倒行逆施，也没有能力透视王室的生活。爱德华八世的逊位揭开了未来诸多问题的序幕，在公众自以为了解的君主制和现实之间掘出一条巨大的鸿沟。那时，但凡是掌权之人，无论教会的或非教会的，都认为屏蔽公众对王室家庭生活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确保王室的体面。若非如此屏蔽，王室的私生活定会让公众瞠目结舌。

此外，当时也没有严肃媒体致力于改变这一现状。《每日镜报》中的小报新词汇虽然语气傲慢，但都只不过是一些嘈杂声音——并无严肃内容予以支撑。也没有哪个报业主和编辑认真对待或支持过共和制；他们都还是本能地倒向王权这一边。

多年以后，《每日镜报》的一名编辑回忆，当时有关爱德华与辛普森夫人之间关系的报道都遭到了压制，他提醒报社：“欲得读者信任，揭批信息方面必须铁面无私，笔下不留情。”当今许多编辑都乐意将他的这句话奉为座右铭，然而那个时候却没有几个人真正做到这一点。

与记者相比，王室历史学家们的笔下对温莎家族则显得更加宽容。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圣贤传记作者（有些的确就是），而是因为王室在家族档案控制和丑闻保密方面一直都极为谨小慎微。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波普－轩尼诗为玛丽皇后撰写了备受赞誉的传记，最后将手稿交给了艾伦·拉塞尔斯爵士。艾伦·拉塞尔斯爵士人称汤米，是一位长期供职王室的全能朝臣，如守望在伦敦塔的乌鸦一般忠心耿耿地守卫着温莎王室。拉塞尔斯爵士看了手稿后批复：“书中有没有任何诋毁或者有损于女王本人或其家庭成员的内容？——答案是，没有。整本书行云流水，品位高雅——实为君子之作，旷世少有……”

诚然，若将君子视为掩盖真相的代名词的话，这的确是一部旷世大作。几经审查与删减后的传记早已名不副实。难得的是，我们仍能发现一些有关维多利亚女王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她看上去比矗立在前帝国各城市中的那些雕像所描绘的残暴可憎的形象更具人性化——比如，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她很享受健康的性生活。

当时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已然彰显，而英国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在这种时局之下，爱德华的逊位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人民来说都是火上浇油。此时的国王却显出一副可怜样，完全无能为力。他是个自私自利、性情暴躁、唯妻是从之人，作为一国之君，对于自己的失职竟不以为然。特勤处了解到辛普森夫人与当时的德国大使有染，还了解到国王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等人的独裁统治情有独钟。

公平地说，20世纪30年代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倒是得到了各阶层一致认可的——至少持续了一段时间——包括贵族或贫民，爱国者或卖国贼。但是这并没有减轻爱德华逊位成为温莎公爵后人们对他的憎恶之情。他的道德品行远不及一位贤君之所需——尤其缺乏挺身而出拯救西方文明于战火的威严大气。

值得一说的是，温莎公爵与纳粹之间的纠葛在当时并不为公众所知，甚至多年以后都是一个秘密。爱德华八世逊位后的几十年，王室的顾问们更是处心积虑地在公众面前掩饰公爵和公爵夫人在欧洲旅行期间与纳粹分子的频繁会面，抹灭一切细节。如我们所见，战争结束后，丘吉尔非常担心公爵的叛国行为一旦被揭露，君主制会受到损害，于是他专门指派公务员对德国档案进行梳理，找出并删除一切可疑文件。

1937年，新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入住白金汉宫时，国家和君主都需要一段平静时期进行调整。阿尔伯特亲王加冕后故意选择“乔治六世”作为王号，以示他与父亲统治的延续性，同时也微妙地暗示哥哥倒行逆施的行为。英国媒体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个健康的家庭：母亲伊丽莎白王后和蔼可亲，两个女儿迷人可爱，分别是10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和6岁的玛格丽特公主。

阿尔伯特亲王一家以前生活在一个建于18世纪的宏伟府邸中，位于梅菲尔区郊边的皮卡迪利大街145号，远离王宫的聚光灯和各种创伤。府邸中虽然有25间卧室和一个宴会厅，但是相对王室住所来说，还是比较简单低调。新王室家庭为新闻媒体呈现出一幅君主制欣欣向荣的完美画面，丑闻似乎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仓促继位后，国王曾向他的表弟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袒露：“我根本就不想当国王。我连一份国家文件都没有看过。我就是个海军军官，其他的我一无所知。”

事实证明，国王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确需要指导。我们最近获悉，在1939年9月，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问过丘吉尔（时任英国海军大臣），英国与德国联盟共同抗衡布尔什维克，是否更好。他的这一想法显然与他的兄弟们曾经的想法一致，未免令人吃惊——人们以为乔治六世没有受到其前任倾心于独裁统治的影响，是一位爱国者，但是他的这种想法显然破坏了人们对他的认识。但是鉴于我们现在对乔治五世几个儿子的了解，以及他们阴沉压抑的成长环境，恐怕产生这样的思想并非毫无可能。乔治王子、肯特公爵和爱德华一样，对希特勒都比较宽容豁达，还可能有过之无不及。爱德华本身并非清白之人，因此完全有可能是故意被当作替罪羊，以转移公众对其他王子的注意力。肯特公爵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于1942年死于苏格兰的一场空难，才算是颜面未失。在温莎王室服务了很久的一个人这样评价他：“算他走运，以英雄之名而亡，否则……”这一个“否则”别有深意，后面我们自会知道。战后丘吉尔急于从德国档案中删除有关爱德华的一切可疑证据，可能也是出于他心知肯特公爵有过类似思想，再加上1939年国王对他所说过的话，使得他不得不采取行动。如果这段历史传出去，那对温莎家族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由于德国突然袭击法国，公爵和公爵夫人最终去了葡萄牙，生活在埃斯托里尔度假胜地的一栋别墅里，离里斯本不远。德国特工一直试图拉拢公爵，并承诺英国战败后立他为王。丘吉尔得知此事后，责令他立即前往巴哈马，并给他安排了一个总督的闲职。尽管如此，在英国人民最黑暗的日子里，丘吉尔还不得不忍受公爵夫人的控诉，控告他把他们困在了英国殖民地。我在国家档案馆中发现了一张字条，是公爵亲自写的，内容是请求丘吉尔允许公爵夫人去纽约购物，丘吉尔没有批准。

* * *

那个时代对王室的种种猜疑以及王室成员是否忠于国家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伊丽莎白二世统治时期。直至2018年，在一本由安德鲁·罗伯茨撰写的丘吉尔传记中才披露了女王父亲当年与丘吉尔谈论共产主义是否比法西斯主义更具威胁性的谈话。女王在一次圣诞节电视讲话中回忆其父亲攻打德国的功绩时，巧妙地回应了此事：

一战期间我的父亲曾经在皇家海军服役。1916年日德兰战役中，他是皇家海军科林伍德铁甲舰军官候补生。在那场战事中，英国舰队损失了14艘舰艇和6000名士兵。我的父亲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击中。”

实际上，真正的故事要比女王的版本更戏剧化。她的父亲当时生病躺在船舱里，当科林伍德铁甲舰被鱼雷击中时，他被震下床，然后直接下令用机枪炮塔回击。在写给父亲乔治五世的一封信的末尾，他以一种沙文主义的热情写道：“能挺过来实属不易，说明战争已经开始，德国随时可能向我们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