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颅骨与萝卜

1794年7月20日，今德国耶拿城堡围墙前。一场学术会议刚刚结束，耶拿市自然历史学会的成员们正陆续离场。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刚刚那场“冗长而枯燥”[1]的报告。

有两个人也走了出来。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五岁，鹰钩鼻，金色长发，目光坚定，自信豪迈，风度翩翩。在他身旁的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四十五岁，脸上带着让人难以捉摸的神情，看起来有些倔强，但眼中闪耀着睿智的光芒，且始终保持着矜持与克制。歌德和对他来说几乎是陌生人的席勒一起出现，这完全是个偶然。此前，他们的关系仅限于两三封礼节性的信函往来和1788年的一面之缘。他们当然读过对方的作品。歌德知道席勒的剧作《强盗》（Die Räuber，1781年）于几年前大获成功，而席勒也深知《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1774年）和《艾格蒙特》（Egmont，1789年）等作品早已让这位前辈功成名就。他们相互尊重，仅此而已：歌德认为这位后生的才华“尚未成熟”[2]；席勒则艳羡这位同行的红运——歌德不仅文学成就斐然，还受到萨克森—魏玛公爵这一强大保护伞的优待。

正是自然历史学会的工作，为他们创造了彼此接触的机会。身为耶拿大学历史教授[3]的席勒曾是一名军医，因此他能够和醉心于物理及自然科学多年的歌德进行科学方面的探讨。在这方面，歌德更像是一位业余爱好者，他曾在一部植物学著作中提出“植物变形记”理论，认为所有植物都拥有某种相同的“原形态”。

7月20日那天晚上，席勒问歌德是否认为先前某场报告的自然观过于“割裂”，歌德深以为然——他认为，若要理解自然，就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他们从会场离开，几分钟后来到了席勒家门前。

两人说着话上了台阶，进了门。歌德抓起一支笔，随便找了张纸，画下了他所认为的其他所有植物源头的理想原形态。席勒则反驳称那只是一个理念，而非这一理论的证据。自认受到冒犯的歌德又提出自己的论据。这场辩论眼看要持续到地老天荒，最后，他们暂且别过，谁也没说服谁。[4]不过，也算是发生了一些什么：那是初见的火花。

两天后，他们共同的一位好友，哲学家威廉·冯·洪堡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整个过程气氛热烈，再也不见之前的迟疑与保留。一个月后的8月23日，席勒在一封信中给歌德寄去了自己画的歌德肖像。这幅画像生动形象，歌德在回信中说从未收到过这么好的生日礼物——8月28日是歌德的生日。

仅仅数周时间，两人便成为挚友。患有结核病的席勒身体羸弱，但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他便会跋涉二十多公里，从耶拿前往魏玛与歌德相见。通常情况下，是歌德来见席勒。每天傍晚，歌德都会来到席勒和妻子夏洛特以及孩子们生活的地方。夏洛特不时用饼干款待丈夫的这位贵友。

歌德坐在沙发上，席勒则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他的性格中有一些急躁的特质），两人边聊天边喝潘趣酒——歌德不喜欢茶和药饮，只有在着凉时才会喝。天气晴好的时候，他们会在室外散步[5]，或者在凉亭中探讨他们关心的话题：美学争论、待写的杂志文章、手头作品的进度，以及新的写作计划。后来，歌德回忆起这些美好时光，曾不无伤感地慨叹：“他那时三十多岁，我四十多岁，两人都正当年，多好啊！”[6]

即便在分别后，他们也会连续数日沉浸在先前的对话中，甚至在各自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对方，自己的心仍与对方同在。任何事都可以作为延长讨论的由头：提出一个哲学问题，通报刚读到的一篇文章，或者讲一讲菜园的情况。1796年1月，席勒请当时正专注于色彩理论研究的歌德为自己的住所挑选墙纸及墙纸的颜色，歌德说应该用绿色和粉色，并给席勒寄去了几卷墙纸。当工作繁重、需要长时间驻留魏玛时，歌德还会给席勒送去蘑菇、烤肉、梭鱼等食物作为礼物，并且嘱咐他要尽快食用；或是在自己的信过短时，为席勒奉上一道萝卜佳肴作为补偿。[7]这些食物和他们的往来信函一样，有时会通过公国的邮局寄送，但大多数信件是由女佣克里斯蒂娜·温泽尔（Christine Wenzel）传递的。为了赶集，她会身背背篓、手挎篮子，从魏玛步行至耶拿。与信件一起的，还有白菜和萝卜！[8]

1799年12月，席勒定居魏玛：他和歌德同被任命为公国剧院院长。自那以后，两人得以天天见面，致力于各自剧作的演出。然而，他们并未就此搁笔不再写信。长信虽变为短笺，却一直未曾间断，见证着他们共同的生活：友人见面，高朋相聚，以及在歌剧院、剧院、俱乐部或宫廷度过的每个夜晚。

*

多年后，歌德讲道：“有一天我去拜访（席勒），适逢他外出。他夫人告诉我，他很快就会回来，我就在他的书桌旁边坐下来写点杂记。坐了不久，我感到身体不适，愈来愈厉害，几乎发晕。我不知道怎么会得来这种怪病，最后发现身旁一个抽屉里发出一种怪难闻的气味。我把抽屉打开，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些烂苹果，不免大吃一惊。我走到窗口，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才恢复过来。这时席勒夫人进来了，告诉我那只抽屉里经常装着烂苹果，因为席勒觉得烂苹果的气味对他有益，离开它，席勒就简直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9]

*

歌德和席勒经常进行精神交流。他们喜欢辩论，思考，探讨宏大的技术问题及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的信有时读起来就像一篇融合了两个声音的论文，其中“有感而发”的内容极为有限。

两人自始至终都以“您”互称。一向长于修辞甚至有时文风浮夸的席勒，会过度字斟句酌，“真情流露”的情况十分罕见，即便有，也通常极为含蓄。1795年，歌德承受了丧子之痛，席勒只为此着墨三行，随后就用数页篇幅大谈歌德答应为自己负责的刊物撰写文章一事；而歌德在回信中，也只是在论述完该刊的相关问题后，稍稍提及了自家的不幸。这无疑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肯定是因为羞于启齿，但更是一种对多愁善感的拒斥——在他们之间，那会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他们也会有卸下铠甲的时候，信末结语会忽见脉脉温情：席勒曾写下“全心拥抱您”[10]；另一边的歌德，偶尔也会任由真情流露：“我们二人是如此紧密地相联相交，以至于我对您的遭遇感同身受。”[11]

他们尤其会在谈起写作时有感而发。他们乐见对方写作，彼此分享创作带来的幸福和痛苦。饱受痉挛、头痛、发烧、长期失眠折磨的席勒，在身体状况允许他写作时会感到无比喜悦，在因痛苦来袭、情绪不佳或天气不好而无法写作时会深感绝望。歌德倒是很少陷入这种忧郁，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空窗期”，无精打采、缺乏灵感或内心起伏剧烈时，他会感慨自己连“灵感女神的裙裾”[12]都见不着，席勒也会为歌德陷入“不如平时宁静和活跃的状态”[13]而忧心。

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必定会转而向对方求助。

*

对于席勒而言，歌德就如同一团“火焰”，能够“激发起（他的）勇气”[14]，并点燃他的“那盏小灯”[15]；正是友人歌德的持续鼓励，才让席勒在灵感枯竭时重拾继续写诗的力量，并且让他在快要放弃时，坚持完成悲剧《华伦斯坦》（Wallenstein）。另一边，歌德则坦言，如果“没有（和席勒的）友情”[16]，他就无法完成《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这部伟大的成长小说。

他们的信件是一来一回的问答、劝勉和建议。有时是席勒询问自己写作计划的“主旨思想是否正确”[17]；有时是歌德给席勒寄去手稿，询问友人是否“行得通”[18]。除了感谢席勒的评论，歌德也会在回信中说“我已经动剪子了”[19]。当歌德不知道如何继续写《浮士德》（Faust）时，他还是会求助于席勒，向他请教该如何写下去：“万望您能在某个不眠之夜，仔细思索这一问题。”[20]他们都倾尽所能地回应对方的热切召唤。知道自己的作品将会由一个能够且足以理解自己的人阅读，他们何其有幸！歌德就曾说：“能在对方而非自我之镜中看到自己是何等幸运！”[21]

*

1798年6月，歌德从自己的档案中找出了约二十年前的一份旧手稿，那是未完成的悲剧《埃尔佩诺尔》（Elpénor）。歌德将这份手稿寄给席勒，且并未告知席勒自己就是作者……对于友人歌德寄来的任何东西都十分在意的席勒，以为这份手稿出自某位无名文人之手。经过仔细认真的阅读，席勒第二天便给歌德回了信：虽然一些拖沓和矫饰之处以及最后的独白有待调整，但作品“显示出深厚的文学修养，纯正且有分寸感的风格，以及对大家笔法的娴熟运用”。总之，席勒完全着了迷：“如果您能将作者的大名告知于我让我知晓，我将不胜感激。”[22]

可以想见，歌德在回信中感谢友人“准确而公正的评价”时一定在窃笑。他随后写道，自己如今终于明白为何当初没有完成这部剧作。略感尴尬的席勒在另一封信中总结，这部剧作“一经提起，便会让人超越作品本身，迫切地想要对孕育出它的灵魂一探究竟”[23]。

*

1805年5月初，深受肾绞痛之苦的歌德几乎下不了床，但他还是抱病探望席勒。因患结核病而极度虚弱的席勒依然打算前往剧院，而歌德终因身体不适没能同行，两人“在他家门口”[24]分别。

5月9日，席勒去世，终年四十五岁。因为歌德身体状况不佳，所以没有人告诉他这一消息。直到几天之后，歌德才听闻噩耗，他深受打击：“我感觉我自己也不复存在了。”[25]

此后数年，歌德依然用各种方式延续着同挚友席勒的对话：在魏玛剧院上演他的剧作；集结他们的信件出版通信集——这是歌德留存的有关席勒的“最美回忆”[26]。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摄人心魄的见证：经过十一年的并肩写作，他们的文笔早已融为一体（甚至时常让人难以分辨[27]），歌德准备续写席勒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便是席勒于1799年创作的《大钟歌》，其中描绘了人生的关键阶段。歌德为它新增了十三节，并且与席勒原诗的形式和笔调完美相融。不过，席勒原诗旨在欢庆和平及生命的胜利，而歌德却将之变为一首哀歌：

那时，我听到恐怖的半夜钟声，

沉重而郁闷，使人感到凄凉。

这竟然可能？是意味我们的友人？

他关系着我们的一切愿望。[28]

还会有比这更美的祭物吗？曾与席勒共同写作、离不开席勒协助的歌德，如今不仅为他写作，还代他写作。

*

1826年9月，魏玛当局决定打开安葬着席勒骸骨的公共墓穴（席勒自二十一年前去世起便一直安眠于此），并计划将其放置到公国教堂的一座专属墓穴中。时年七十七岁的歌德参与了开掘过程。很可能是歌德根据自己的判断，辨认出了挚友席勒的遗骨。

这些遗骨先是被放在一旁，随后被郑重移送至教堂。颅骨则被送至公国图书馆，“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次简短而正式的仪式。在那个颅相学学说风靡一时的年代，人人都想一睹这宝贵的遗骨。

对于歌德而言，其他人可无权欣赏挚友的容颜。几天后，他将席勒的颅骨带回了自己家中——毕竟，没有人会对歌德这位伟大的作家说“不”。这颗颅骨下垫蓝色绒垫，外套钟形罩，被小心安放在歌德的私人书房内。[29]

“他从不将它示人”，一位知情者如是说。[30]

六年后的1832年，歌德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他仍安睡在魏玛公国教堂一座桃花心木漆棺中，与旁边的席勒共长眠。

两人的棺椁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歌德的棺上饰有青铜把手。

还有一个细节。2008年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那个颅骨以及1826年掘出的骸骨，都不是席勒的。[31]

注释

[1]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弗里德里希·席勒，或理想主义的发明》（Friedrich Schiller oder die Erfi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C.翰泽尔出版社（C.Hanser），慕尼黑，2004年，第402页。

[2]玛丽—安妮·莱斯库雷（Marie-Anne Lescourret），《歌德：诗歌宿命》（Goethe,la fatalité poétique），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巴黎，1999年，第153页。

[3]他的职位正是得益于时任大学部部长的歌德的举荐。同上，第154页。

[4]歌德在《一次幸事》（Un événement heureux，1817年）中记述了1794年他和席勒的相遇。该文后收录于《植物变形记及其他植物学作品》（La Métamorphose des plantes et autres écrits botaniques），三一出版社（Triades），巴黎，1992年，第194—195页。

[5]席勒第一次去魏玛的时候，和歌德进行了一次超过十二个小时的讨论。见尼古拉斯·博伊尔（Nicholas Boyle）《歌德：时代诗人》（Goethe:der Dichter in seiner Zeit），H.弗利斯巴赫（H.Fliessbach）译，C.H.贝克出版社（C.H.Beck），慕尼黑，1999年，第II卷，第283页。

[6]爱克曼（Eckermann），《歌德谈话录》（Conversations de Goethe avec Eckermann），J.许泽维尔（J.Chuzeville）译，伽利玛出版社，巴黎，1988年，第539页（1827年10月7日）。（《歌德谈话录》目前已有多个中译本。本章凡涉《歌德谈话录》的内容，均采用朱光潜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此处引文内容系译者自译，因前述中译本未收录相应段落。——译注）

[7]歌德、席勒，《1794—1805年通信集》（Correspondance 1794—1805），L.埃尔（L.Herr）译，伽利玛出版社，巴黎，1994年，第II卷，第222页（1799年3月6日）。

[8]歌德、席勒，《1794—1805年通信集》，同前，第I卷，第XI—XII页。

[9]《歌德谈话录》，同前引书，第535页（1827年10月7日）。（此处采用朱光潜译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译注）

[10]《1794—1805年通信集》，同前引书，第I卷，第319页（1796年12月9日）。

[11]同上，第II卷，第307页（1798年10月26日）。

[12]同上，第I卷，第299页（1796年11月12日）。

[13]《1794—1805年通信集》，同前引书，第II卷，第219页（1799年3月5日）。

[14]同上，第I卷，第333页（1797年1月17日）。

[15]同上，第I卷，第267页（1796年8月10日）。

[16]同上，第I卷，第232页（1796年7月7日）。

[17]同上，第I卷，第324页（1796年12月16日）。

[18]同上，第I卷，第213页（1796年6月25日）。

[19]同上，第I卷，第118页（1795年6月18日）。

[20]《1794—1805年通信集》，同前引书，第I卷，第394页（1797年6月22日）。

[21]同上，第I卷，第91页（1795年2月18日）。

[22]同上，第II卷，第120页（1798年6月25日）。

[23]《1794—1805年通信集》，同前引书，第II卷，第122页（1798年6月28日）。

[24]玛丽—安妮·莱斯库雷，《歌德：诗歌宿命》，同前引书，第175页。

[25]致策尔特（Zelter）的信，同上，第174页。

[26]《歌德谈话录》，同前引书，第140页。

[27]1795年12月，席勒写信告知歌德，其诗作《大地的瓜分》（Le Partage de la terre）之所以取得一些成功，是因为人们误认为此诗出自歌德之手。歌德回复他，“很开心人们分不清（我们）两个”（《通信集》，同前引书，第I卷，第177页）。

[28]《席勒〈大钟歌〉跋》（Epilogue au Chant de la cloche），见歌德《诗集》（Poésies），奥比耶出版社（Aubier），巴黎，1982年，第II卷，第519页。（此处采用钱春绮译本，见《歌德文集》第8卷《诗歌》，冯至、钱春绮、绿原、关惠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229页。——译注）

[29]米夏埃尔·哈格纳（Michael Hagner），《天才大脑：精英头脑研究史》（Des cerveaux de génie.Une histoire de la recherche sur les cerveaux d'élite），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巴黎，2008年，第65页。

[30]威廉·冯·洪堡写给夫人的信，1826年12月26日，引自阿尔布雷希特·舍内（Albrecht Schöne）的《席勒的颅骨》（Schillers Schädel），C.H.贝克出版社，慕尼黑，2002年，第39页。

[31]沃尔特·欣德勒（Walter Hinderer），《这个席勒今日何在？》（Where is this Schiller now?），见合著《这个席勒今系何人？》（Who is this Schiller now?），卡姆登书屋（Camden House），萨福克，2011年，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