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之起源与方向：几个关系

尽管《悲剧的诞生》充满了尼采年轻大胆的创新思想，但它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尼采吸收了大量的文化知识，一些是尼采作为活跃的知识分子通过参加学术活动潜移默化而得来的，一些是通过有意识地采纳具有吸引力的哲学理论得来的（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里对这些哲学理论不一一评论），第三类影响，也是尼采在书中明确承认的，来自比如康德，叔本华和瓦格纳，还有魏玛古典主义作家，尤其是席勒和歌德。

第一类影响主要来自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在第7节和第8节也有提及他的兄弟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hm，1767—1845）[2]。（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也很明显：前言部分特别提到雪莱[1792—1822]重新创作的埃斯库罗斯的失传之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续集。第一版扉页上的插图[3]是一幅蚀刻画，描绘的是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普罗米修斯，这是尼采特别要求的。因此，尼采在《尝试》一文中谴责了自己早期犯下的浪漫主义罪行。）德国先验唯心主义（German Transcendental Idealism）也对尼采产生了潜移默化式的影响。尼采很可能读过费希特（1762—1814）的作品，费希特是其寄宿学校[4]最杰出的校友。尼采不知道谢林（1775—1854）的可能性也不大，但书中没有提及这两位。尼采的批判历史观显示他在某个阶段跟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有过交情，他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瑙姆堡附近的精英学校——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文科中学的另一名杰出校友。

另外一个对尼采有重要影响（除了书中引述的叔本华、瓦格纳和席勒），但书中没有提及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克罗策（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他在1812年创作了《古代民族的象征与神话》（Symbolik und Mythologie der alten Vöker，besonders der Griechen[Sym-bolism and Mythology of Ancient Peoples，Particularly the Greeks]）。《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核心的象征主义理论显然是受了克罗策的影响。例如，与尼采相似（参见第2节），克罗策对象征进行了分类，并区分了神秘象征（mystic symbolization）和形象象征（plastic symboliza-tion）[5]。同样还有尼采在巴塞尔的同事，约翰·雅各布·巴霍芬（1815—1887）。尼采非常崇拜他，也经常和他交往。但是《悲剧的诞生》中却没怎么提到巴霍芬（同样也没有提到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尼采尊敬的同事和“朋友”，尼采尊他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专家）。巴霍芬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他1861年[6]的论文《母权：古代世界中母权社会的宗教及司法特征研究》（Mother Right，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igious and Juridical Character of Matriarchy in the Ancient World），这篇论文奠定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尼采对史前历史很感兴趣，他对性别研究中的人类学方面的重视，是受了巴霍芬的影响。[7]巴霍芬开创了近乎独立的研究早期文化的瑞士方法，这一方法通过《悲剧的诞生》一书得以广泛传播。C.G.荣格（C.G.Jung）在其“集体无意识”理论（脱离弗洛伊德式恋母情节的精神分析法）中对此有所论述。

尼采书中没有提及的，但确实对他有过影响的第二类人物很容易辨认，因为有很多确凿的线索。比如，普罗米修斯是埃斯库罗斯悲剧中和歌德的《狂飙突进》系列诗歌中的悲剧英雄（这两处可参见第9节），也是雪莱的戏剧（参见前言）中出现过的人物。另外，尼采承认普罗米修斯是个高尚的罪犯，他认为悲剧英雄都戴着酒神面罩。因此，《悲剧的诞生》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宗旨及其文学诉求有着深层的联系。狂飙突进运动是一批愤怒的年轻人组织的开创性的文学及哲学运动（歌德、席勒和赫尔德早期的作品即是该运动的成果），普罗米修斯象征该运动的美学反叛及政治反叛。正是这些愤怒的年轻人创建了1770年之后的现代德国文学和文化。在《悲剧的诞生》中，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显而易见。《悲剧的诞生》风格激进，在关键时刻采取直接对话的修辞方式，段落中充满欢腾夸张以及顿悟般的兴奋之情，这些都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写作特征。还有其他没有引述的重要资料，例如，尼采对希腊人的观点与荷尔德林（1770—1843）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荷尔德林是拥有哲学使命的颂神诗人（dithyrambic poet），他在颂神诗界占有核心地位（参见第3节，注：尼采，德国的希腊主义与荷尔德林）。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于尼采最喜欢的作家，美国先验主义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8]。这里还需要提到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我们认为，他是对尼采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克莱斯特的历史哲学（把他在1810年[9]写的小论文《论木偶戏》[The Puppet Theatre]称为历史哲学可能有点言过其实）是尼采反复借鉴的观点，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必须再次汲取知识之树的养分才能回到无知的状态”（we have to eat again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to fall back into the state of innocence，p.416）。克莱斯特也撰写了德国最具震撼力的几部悲剧，首推《彭忒西利亚》（Penthesilea，1808）。以上诸位作家为尼采提供了非音乐形式的现代素材，基于这些素材，尼采发展了他自己的悲剧理论，他认为悲剧是两股力量互相竞争的行为。黑格尔（1770—1831）也属于这类隐藏的文献来源，虽然文本中提到他的时候用词并不是特别友好。《悲剧的诞生》对黑格尔的怨念更多一些，他的逻辑及历史目的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可以从《悲剧的诞生》中看到尼采想摆脱黑格尔影响时所做的努力和挣扎。最后，还要提一下尼采最喜欢的诗人（除了上面提到的荷尔德林），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采文本中的讽刺以及描写梦境的部分。海涅1827年出版了第一部合集《歌集》（Buch de Lieder），里面描写了梦境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梦境欢欣、富有诗意，而后浪漫主义的现实世界则无比单调乏味。《悲剧的诞生》里面大部分关于梦境的描写以及梦的调解作用都是借鉴了海涅的做法。

对于这些间接的影响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书评的正文部分会做更详细的讲解。但是对读者有用的信息就是，从上面这个长长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悲剧的诞生》中有大量没有引用其出处的信息，一种是背景信息，另外一种是尼采故意避免提到的。达尔文（1809—1882）则不属于任何一种情况。尼采是有意忽略《物种起源》（1859）吗，就像他有意忽略黑格尔和基督一样？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在尼采的思维里根深蒂固，以致他觉得没有引用的必要了？（我们将在第1节，注：尼采与达尔文中详细说明这一点。）尼采所受的影响远不止以上所列，《悲剧的诞生》一书显然是在吸收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这也许是年轻的另外一个标志，说明作者还没有能力公开探讨是什么引发了他激进的思考。

在尼采时代，《悲剧的诞生》是如何融入欧洲历史、美学及政治论战的？该书定义的美学范畴不包括社会范畴及政治范畴。因此，《悲剧的诞生》一书符合当时欧洲文化和文学辩论的趋势，将美学比喻为对抗大众文化的堡垒，以抵抗工业化、商品化、民主化，以及廉价商品的低劣质量对各种文化产品的入侵。换句话说，可以认为《悲剧的诞生》是德国对欧洲象征主义及审美主义运动的贡献。这些运动反对的是当时流行于艺术和文学界的自然主义准则，这一19世纪早期现实主义的极端形式。因为《悲剧的诞生》旨在创造一种美学的形而上学形式，它自然是德国哲学文化的产物，同时它与法国和英国以美学方式抵抗现代性的做法相吻合，这些做法被很多人在作品中提到，比如查尔斯·波德莱尔（1821—1867）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1857年的《恶之花》（Fleurs du mal）[10]诗集，以及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1873年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11]结尾中都能找到。尼采与欧里庇得斯辩论的时候（参见第11-13节），他的评论也影射到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左拉在1862年的小说《红杏出墙》（Thérèse Raquin）的前言中勾勒了自然主义的基本原则。第7节和第8节会介绍尼采否定自然主义者对希腊合唱团的看法。

[1] 因此，艺术形而上学的元素，作为批评理论中以与美学和解有关的解放概念而存在。见，David R.Ellison，Ethics and Aesthetics in Modernist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第四章。另参见Richard Wolin，Walter Benjamin.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Adorno’s Aesthetic Theory，London：Routledge，1984，Herbert Marcuse的理论，Eros and Civilisation，Boston，MA：Beacon，1955（尤其是第七章：美学维度），这里包括魏玛古典主义对美学革命的立场，《悲剧的诞生》对此有强调。另见，Thomas Jovanovski，Aesthetic Transformations.Taking Nietzsche at his Word，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8.

[2] 参见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The Literary Absolute，trans.Philip Barnard and Cheryl Lester，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

[3] 参见，Friedrich Nietzsche，Handschriften，Erstausgaben und Widmungsexemplare.Die Sammlung Rosenthal-Levy im Nietzsche-Haus in Sils Maria，ed.Julia Rosenthal，Peter André Bloch，David Marc Hoffmann，Basel：Schwabe，2009.第一版扉页摹本。

[4] 虽然从尼采的文本及他个人的参考书阅览室的馆藏中无法做出确切的结论（魏玛的阿玛丽亚公爵夫人图书馆，收藏着尼采图书馆的其余馆藏，大概有1 100卷）。Thomas H.Brobjer，‘Nietzsche as German Philosopher’，in Nicholas Martin（ed.），Nietzsche and the German Tradition，Bern：Peter Lang Publishing，2003，pp.40-82，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尼采从来没有读过莱布尼茨、伍尔夫、费希特和谢林，而且尼采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一手资料也不确定。布罗贝尔（Brobjer）甚至认为，尼采根本不能被称为德国哲学家。然而，《悲剧的诞生》中某些段落确实看起来好像尼采试图通过费希特间接引用黑格尔：尼采通过非同一性达到认同模型，与两个动力的互动一起应用，这有点费希特的意思。有太多例子证明尼采没有标明引用的出处，所以，对于任一特殊的影响，如果尼采没有给出来源，我们也不该对它太过重视。Michael Allen Gillespie，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从第246页开始，探讨了“尼采对思辨唯心主义的亏欠”，并且强调，在意志形而上学领域，尼采的立场与费希特尤为相似。“《悲剧的诞生》将酒神描绘成一个绝对主体，这明显是受了费希特的影响”p.248。

[5] 参见in Walter 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9.

[6] 参见五卷新译本Johann Jacob Bachofen（1861），Mutterrecht（Mother Right）：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nd Juridical Aspects of Gyneoc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Edwin Mellen Press，2009.

[7] 这个关联首先是由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äumler，此人后来因宣扬纳粹而臭名昭著）考查出来的，参见Alfred Bäumler，Bachofen und Nietzsche，Zürich：Verlag der Neuen Schweizer Rundschau，1929.还有近期的Frances Nesbitt Oppel，Nietzsche on Gender，Beyond Man and Woman，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5。第二章和第三章描写了尼采与巴霍芬的联系：‘The“Secret Source”：Ancient Greek Woman in Nietzsche's Early Notebooks’，and‘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Feminine’，pp.36-88.尤其是第48和第49页。

[8] 尼采拥有爱默生论文集的前两个系列，德文翻译版，1858年出版：Ralph Waldo Emerson，Versuche（Essays），Hannover：Carl Meyer，1858。这本书仍在魏玛尼采个人图书馆中（书架号C701，参见p.7，脚注3）。这是尼采最珍爱的书之一。

[9] 参见Walter 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9.

[10] Charles Baudelaire，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London：Phaidon，1970；Les fleurs du mal（The Flowers of Evil），Oxford：World's Classics，1993.

[11] Walter Pater，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Oxford：World's Classic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