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

2018年的一个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走在去医院的路上，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我的一个朋友跳楼自杀了。

收到这个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回想起他几个月前来我所在的医院参加一个重要仪式时，我们聊过的话。

他告诉我：“我眼睛出了问题，读个文件都看不清楚，到眼科医院去配眼镜，怎么也配不上合适的；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整宿都睡不着觉，每天早上起来头上像顶了个锅一样，不仅头痛剧烈，还反应迟钝；颅内杂音也总是搅扰我，一会儿耳鸣，一会儿脑鸣。”

我嘱咐他：“活动过后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给你做个彻底检查，这些症状八成是因为脑静脉梗阻，要抓紧。”

可是他工作繁忙，活动过后并没有来找我，我也忘记再催促他。

猛然得到他自杀的信息时，我的内心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他一个工作狂，由于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终究承受不住身体每况愈下带来的痛苦，最终崩溃而走向了绝境。

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明明已经发现他身上的脑卒中信号，却没有及时帮到他，这让我的内心充满了遗憾和自责。

提到脑卒中，大家可能不熟悉，但对它的俗称“中风”一定耳熟能详。

这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的脑组织损伤，分为出血性脑卒中（俗称“脑出血”）和缺血性脑卒中（俗称“脑梗死”）。脑卒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我国每21秒就有一人死于脑卒中，每5名死亡者中就至少有一人死于脑卒中。

除了高死亡率，脑卒中还呈现出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等特点，患者家庭还将承受高经济负担。这“五高”不仅是患者的痛苦，更是医学界面临的挑战。

不仅如此，脑梗患者常常会出现一些跟其他疾病相似的症状，这些症状容易被混淆、忽略，造成严重后果。

比如，患者出现的肢体麻木发软、走路摇晃或拿东西无力等症状，有可能被误当成颈椎病的表现；再如，头晕、饮水呛咳、恶心呕吐等反应，往往被误当成低血压、低血糖、劳累过度或者急性肠胃炎等问题的表现而被忽略；甚至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表现也很容易被忽视——意识障碍根据其严重程度可以表现为嗜睡（白天睡眠时间过度延长，被叫醒后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又很快入睡）、昏睡（处于熟睡状态，只有强刺激后才能被唤醒，醒后答非所问）、昏迷（意识完全丧失，任何言语和疼痛刺激均不能唤醒），等等。大多数情况下，患者都是在严重昏迷后才被紧急送往医院，前面轻症的情况往往会被家属忽视，造成病情的延误。

在我国，脑卒中的现象相比其他国家更为特殊且严重，我们认真做了脑卒中的中美对照研究，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发病人群年龄段差异很大，中国患者的发病年龄普遍更早，脑卒中致死率、致残率比美国要高。

我国脑卒中患者中，有40%～50%的患者处于50～60岁人群，而美国脑卒中患者集中所在的年龄段是70～80岁。

按照人的生理周期来说，低年龄段人群的体质比高年龄段好，恢复能力更强，致残率、致死率应该低一些才符合常理，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脑卒中致死率和致残率是美国的4～5倍。

第二，治疗方案一致，但治疗效果天差地别。

我们和美国用同一套临床指南来治疗脑卒中。但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患者350万，而且每年以8.7%的速度增加，脑卒中的每年复发率也达到17%。这个发生率、复发率都是远远超过美国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这些问题我想了很久，直到2005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麻省总医院，亲身体会到了脑卒中的临床进展。

上班的第一天，我走进重症监护室后，老师就拿出一张片子给我看，他说：“吉大夫，我知道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科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是有名的，你来看看，这个患者该怎么治？”

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患者是个70多岁的老人，CT显示大面积脑梗死。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常规的治疗，要给予脱水、扩容，给予抗血小板药、降血脂药、神经营养药等七八种药物。”

刚说完，他就问我：“为什么用这些药？”

我有点儿尴尬地说：“老师教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这时他又问了两个问题：“你用的这些药物有循证依据吗？临床指南推荐你这么用吗？”

我就脸红了。

他告诉我：“这个患者入院以后做了查体，没有找到任何危险因素。按照临床指南，我决定只给他吃一片阿司匹林，明天就让他转到附近的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

没有复杂的治疗方案，仅仅一片阿司匹林加上康复治疗，竟然就可以了？

当时我们在常规临床治疗中，早就习惯了给患者相对统一的标准治疗方案，遇到脑卒中就直接用。

为什么这样治疗这个患者？

方案依据在哪里？

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缺少深入系统的思考研究，总是囫囵吞枣，简单照搬，而不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中国的脑血管病防治不能只是简单套用国际治疗指南和诊治技术，而是要搞清楚中国的脑血管病为什么高发、为什么有前面说到的那些特点，以此开发适合中国人的治疗方案。另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要联合和培养能够解决疑难问题的、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医学科学家，一起来解决这个神经医学难题。

回国以后，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简称宣武医院）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宣武医院与麻省总医院合作的中美神经科学研究所，从事脑卒中的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研究以及临床研究，还特别针对脑卒中的新型治疗方法、仪器设备和药物筛选进行研究。

在医学上，根据临床特点和影像学、实验学的检查结果，缺血性脑卒中被分成5种不同类型，主要分类依据是病因的不同，我们把这种分型称为缺血性脑卒中病因分型（TOAST分型）。

第一种是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也就是和大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脑梗死。

第二种是心源性栓塞型，即心脏来源的血栓导致了脑梗死。

第三种是小动脉闭塞型，即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术（CT）或者磁共振检查才能发现的病灶直径在1.5厘米以下的腔隙性脑梗死。

第四种是其他原因型，主要指的是感染性、免疫性因素，高凝状态，遗传性血管病以及吸毒等原因造成的脑梗死。

第五种是不明原因型，是指存在一个以上病因，难以归类于以上任一种分型或目前检查手段无法确诊病因的脑梗死。

我们从这个分型可以发现：

第一，脑卒中有的是大血管出现问题，有的是小血管出现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动脉；

第二，能查明原因的脑梗死，问题大部分不在脑部就在心脏。

其中第五种情况，我要特别说一下。

在我每天接诊的患者中，80%症状是一样的：

晚上失眠、早起迷迷瞪瞪；后脑勺和颈部都不舒服，头又昏又沉，记忆力下降；颅内有杂音，经常耳鸣、脑鸣；等等。

不少人来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

“大夫，我是不是过于焦虑了？会不会是得抑郁症、更年期综合征、神经衰弱了？”

其实，大多是脑静脉梗阻引起长期脑供血不良导致的脑功能下降。

这句话读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很拗口，但是你看这个名称“脑静脉梗阻”中两个主要的字一组合：脑梗。是不是就熟悉了？其实也就是前面说到的脑卒中的一种。

但是这个词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脑静脉。

做过神经内科检查的朋友会发现，神经内科最常见的检查项目是脑核磁共振检查和脑动脉检查。这两项检查都会忽略脑静脉病变问题，这使得一部分患者按照焦虑抑郁治疗脑静脉问题，导致病情被贻误。

我们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同样是脑卒中，美国脑卒中患者疾病特点和中国脑卒中患者的疾病特点相比，有很多细微差别。

一是高发位置不同。

美国脑卒中患者病因主要来自颅外动脉和心脏，而中国脑卒中患者病因以颅内动脉粥样硬化问题为主。

例如，有数据显示，中国由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血管狭窄或闭塞导致脑卒中的患者占所有脑卒中患者的46%～56%，而美国由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血管狭窄或闭塞导致脑卒中的患者只占9%，比例很低。

二是中国人的颅内动脉粥样硬化高发在不易发现的颅内小血管。

我们还发现，中国50%以上的脑卒中患者的病因是颅内小血管发生粥样硬化。而颅内小血管粥样硬化通过CT是无法发现的，只有通过核磁共振才能发现。

中国60岁以上人群发生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脑白质变性或脑小血管病的比例在70%～95%，年龄越大，比例越高。

而在美国，这个比例只有30%～40%。也就是说，我国颅内小血管粥样硬化的发生率也是美国的两倍。

这些细节决定了从临床角度医生要考虑诊疗思路的本质差别，不能生搬硬套美国指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些差异导致我国脑卒中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比美国要提前10岁以上——我国脑卒中患者发病年龄一般在60～70岁，而美国脑卒中患者发病年龄在70～80岁。

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做到尽早预防，从生活方式入手，防患于未然。

毕竟在整个医学界，心脑血管疾病可防可控已经成为共识，确定差异，找出原因，预防一定是大于治疗的。

加拿大的科学家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通过对600万人进行跟踪调查，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让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减少50%，比如科学运动能够有效控制70%～80%的慢性病。

再如科学饮食。

国际上很多年前就有不少关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饮食研究，例如近些年大家比较熟知的地中海饮食。美国营养学会也评出了针对不同慢性病的饮食方案排名。临床数据已经明确证实科学饮食对于这类疾病防控的有效性。

此外，身心愉悦、充足睡眠等科学生活方式都对心脑血管疾病防控有着积极的影响，而真要做到这些，需要注意很多细节，也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点滴积累，密度和长度缺一不可。

除了预防，还要做的是“预见性治疗”。

既然如前面所说病因有这么大的不同，患者数量又如此之多，治疗方案上该如何解决这些巨大的差异呢？

如患者出现颅内动脉狭窄，我们在以往的治疗中，要么是放支架治疗，要么是做开颅的搭桥治疗。但是这两种治疗手段的效果都不太理想，这是国际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结果证明过的。

同时，颅内动脉粥样硬化会带来记忆力减退、走路不稳、失眠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干扰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是又没有可以进行干预的药物。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的比例是美国人的五倍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问题，解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没有模板可以借鉴。

我们来重新梳理这个问题：

无论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血管狭窄，还是广泛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供血不足，归根结底都是血管粥样硬化带来的脑部区域缺血缺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血液中的红细胞有携带氧气的功能，它在给组织器官带去氧气的同时，还可以把组织器官产生的二氧化碳带走，相当于一个运输工，送去脑细胞需要的救援物资并带走脑细胞产生的垃圾。

当我们的血管狭窄，或者血管内的空间堵了，例如，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就会导致通过血管的血流减少了，远端器官缺血。

如果给大脑供血的血管狭窄或有斑块，大脑就会缺血，神经元就会缺血缺氧，无法进行呼吸，神经元一旦发生损伤或者死亡，就会导致严重后果。

但是，这样的问题又不是在外部氧气摄取不足的缺氧状态下形成的，通过吸氧等供氧方式来解决还是杯水车薪，因为道路还是堵的。

这么看来，这个问题是个死结——内部缺氧，外部供氧进不来，怎么办？

我们团队决定换一个思路，用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来解决：

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激发人体自身抗缺血缺氧的能力，进而从内部解决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如果给人体一个适度的不良刺激，它会遇强则强，被激发出抵抗这种不良刺激的能力。

疫苗就是这个原理，打仗之前先练兵——把减毒活病毒输入人体，刺激人体产生抵抗这种病毒的能力，可以提前形成内源性保护，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很多家长只要发现孩子有点儿发热咳嗽，就会到医院要求医生开药，让孩子马上吃，甚至要求输液，只希望热度退得越快越好。但欧美国家大部分家长和我们国家一些爱学习、有医学常识的家长发现孩子发热时，并不会轻易让孩子吃药。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一方面，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一般的病毒性感冒，只要多喝水，注意休息，7天左右自然就能好。如果吃感冒药，也只是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另一方面，发生普通感冒时，过度用药或者激进用药的后果非常严重。全球每年大约有200万人死于过度用药。为了消灭细菌所使用的抗生素甚至会带来“超级细菌”，破坏人体的免疫力和自愈力。

激发人体自愈潜力的这一思路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60年前就开始的低氧预适应领域。

在低氧预适应这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已经做了60年研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机体重复多次遭受低氧暴露或低氧刺激，能提高低氧刺激耐受能力。

但这些研究一直都停留在科学理念层面，怎么转化成临床应用呢？

我们带着团队根据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堵塞引起的慢性脑缺血机制，研发了一种血管训练术，用来预防和治疗脑卒中。方式是让血管经历反复多次的安全有效的缺血（血流阻断）——阻断5分钟，然后再释放5分钟。

一方面，几个来回的血管刺激，能够让人体产生天然的抗缺氧缺血的物质。这些物质能够对缺血缺氧区域进行修复，促进血管侧支循环的形成和微血管数量的增加。这相当于大路堵了，小路畅通，条条大路通罗马，曲线救国。

另一方面，提前的缺血刺激，能够让大脑提前感受到缺氧的发生，相当于平时练兵，防患于未然。通过这种训练，大脑对缺血缺氧的耐受能力就会提高，当严重到危及安全的缺血缺氧发生时，大脑的耐受性也会更强，可以争取多一些时间进行补救治疗。

这样的话，尽管有动脉粥样硬化、静脉堵塞等血管问题，也能够通过提高缺血缺氧耐受和促进侧支循环形成，延缓脑卒中的发生——这就叫缺血预适应治疗。

预适应现象在1963年被首次报道；

1980年，被写入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2000年，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报告；

2004年，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了低氧研究所；

2005年，我们有了首部关于缺血预适应的专著；

2007年，我们研发了缺血预适应的器械并且申请了专利，之后完成了一些临床研究；

2015年，我们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

2021年，我们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短短几十年里，医学界在缺血预适应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我们团队从2005年开始研发能够真正在临床中应用的缺血预适应治疗配套产品，逐渐找到了一种让缺血预适应日常化的新形式。

这个新形式有五大优点：

一是能够帮助高血压患者有效降压。经过训练后，血压能降低8～10毫米汞柱（1毫米汞柱=0.133千帕，为了便于理解，本书采用临床惯用计量单位毫米汞柱，没有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千帕，下同），效果相当于中等强度的降血压药物。

二是改善心率过快或过缓。经过训练后，心率能降下来或升上来，恢复正常。

三是尽量让脉压差恢复正常。我们血压的脉压差是舒张压和收缩压的差值，这个差值一般在40毫米汞柱，如果这个差值超过60毫米汞柱就代表脉压差过大，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跟动脉粥样硬化、主动脉关闭不全、动脉导管未闭或者严重贫血有关；如果该数值小于20毫米汞柱，就代表脉压差减小，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跟遗传、长期饮酒、食盐较多、过度肥胖、血管弹性变差有关。训练完成后，上述因为血管因素导致的脉压差异常，会向正常值靠拢，这说明血管的舒张程度得到了改善。

四是提升血氧含量。脑血管狭窄的患者经过训练后，血氧或者脑氧会得到显著提升。

五是降低脑卒中发作频次。脑卒中患者经过训练后，轻型脑卒中（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急性缺血性轻型脑卒中）发作频次会明显减少，胸闷、头晕的症状也会得到改善。

以上这些指标的变化可以通过医学手段检查出来，这让我们更加确信血管训练术是有效的，而且即刻可以看到训练效果。

预防大于治疗，每个普通人，都不应该轻易走到疾病生死面前，而是应该及早将苗头扼杀在摇篮里。

对于疾病，防控才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心、脑、肺、肾等部位发生疾病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大得多，这也是我们国家医疗的重大负担。

很多中国人可能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刻，花费掉他一辈子的医疗资源。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仅仅依靠医生的治疗已经很难挽回了，积重难返，只能接受。

所以，做好生活方式管理，进行早期筛查，尽可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等疾病的发生概率才是根本。

我们如果一直可以把生命时钟往回拨，那么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上。

可能有人看到这里会觉得：心脑血管疾病是个老年病，我还年轻着。

其实还真不是。

这些年大家经常看到有人年纪轻轻却发生了猝死的报道，这说明年轻人也面临着极大的健康危机。最近几年，年轻人也开始注意养生了，“保温杯里泡枸杞”这句流行语就反映了他们的重视。这不是反应过度，而是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确实越来越年轻化，大家都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那疾病也不是一天就发生的。

因此，我们一直倡导这样一个观念：生命全周期健康管理。

什么叫全周期？就是身体健康是需要从生命起点就开始认真经营的，而不是只有老年人才要去面对的问题，做到预防大于治疗，生命的质量、长度可以兼得，“健康”两个字才真的有意义。就像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人体健康的明确定义和标准，即一个人只有心理、身体、运动、睡眠和思维都是健康的，才能被认定为是健康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对于健康的认知还无法达到这个标准，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疾病的早期认识和筛查还远远不够。

比如能够认识到自己已经患上高血压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比如有的人心理上抵触谈病，对于自己的身体关注也比较偷懒，想着过一天算一天，讳疾忌医……自己无法预判，又没有提前筛查的意识，得了病悔之晚矣。

我想，从常识角度这样讲，大家一定都能明白：人们失去健康并不是从疾病发生开始，有的人60岁生病，但可能在他十几二十岁时生活方式就已经开始不正确了，压力持续增加，饮食不科学，睡眠不好，缺乏锻炼。从健康到亚健康，从亚健康到亚临床，从亚临床到确诊疾病，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切都是积少成多的。

所以，直面健康问题应该从对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开始，真正的健康管理需要先把抵抗疾病的能力提升起来，血管管理尤其如此。

医生的精进之路离不开学习和思考。

在我找到这套血管管理方法以前，我做动脉病变、脑血管闭塞研究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和区别，更没有意识到静脉也会出问题。但其实，我的门诊患者百分之七八十都跟脑静脉病变相关。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医生不仅仅要为患者看病，更要探索医疗知识，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一直认为，医疗的本质是服务和关爱。

在工作中我发现，国外医生会用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看一个患者，可以细细地给患者讲清楚致病原因、疾病症状和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患者疏导心理压力。在这样的关怀下，真的有不少患者心理上的问题解决了，疾病也随之好了一大半，甚至连药也不用吃了。

而这一切对我们中国医生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患者数量实在太多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略医疗的本质，一个医生单靠听诊器和手术刀能够帮助的人是有限的，但是想患者之所想，以科普方式把医学原理、生活方式、管理细节展示给更多人，改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受益的人会更多——这就是我最想做的。

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到了大学以后，我每天参加篮球运动。在大学生篮球比赛中，我在球队里面负责传球。

一个团队的成功需要伙伴之间的配合，需要传承。

我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我希望通过对青年人的培养，培养一批有理想、有创造能力、有协作能力的青年医学科学家，为我们国家的脑卒中事业不断贡献力量。这本书里写到的内容，就是我们群策群力的成果。

我也希望这一项临床医学前沿的预防科学技术，能够造福更多中国人，造福亿万人，让脑卒中远离大家。我相信，经过10年、20年的努力，中国的脑卒中发生率一定会得到有效控制，脑卒中这种致残率、死亡率排名第一的疾病的发生风险会不断降低。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健康、更幸福。

吉训明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