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谈基辛格
一
政治家风范
政治家既要能高瞻远瞩，又要有勇气做出往往是痛苦的决策，去实现这些目标。
在战术上，总统面临的选择总是千钧一发的——否则，它们早就在较低的层面上解决了。在战略方面，正如基辛格所写的，还有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处理决定性的推测。当行动范围最大的时候，对情况的了解往往有限或模糊不清。已知的情况越多，回旋的余地就越小。做出的评估与正统之间的差异越大，孤立的情况就越严重。
尼克松总统在不确定敌对势力或美国公众反应的情况下，接近了这一敌对势力。他下令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冒着风险，实现一个戏剧性而又富有成效的首脑会晤。他越过对手的军事姿态，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插上了美国的外交旗帜。
自始至终，总统的核心原则是，既然折中也须付出同样的代价，倒不如采取大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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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博士，您在世界舞台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经验都极为丰富。基本上，几十年来，您结识了美国和国外的每一位主要领导人、政治家和外交家。您见过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回顾过去，您认为最重要的领导力是什么？
人们首先要问的是，领导者应该做什么？任何领导者都面临一系列因时势的发展而出现的实际问题，我称之为战术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社会从原来所处的局面带到未曾有过的局面。这是对领导力的挑战，将不断出现的特定情况变成对未来的憧憬。
就第一项任务而言，它部分取决于社会的内部结构，部分取决于某种战术技巧。
在领导力方面，最需要的素质是品格和勇气。需要品格，是因为真正棘手的决策是51∶49。平淡无奇的决策是在官僚主义的考虑过程中做出来的。但是，当处于危急关头，这意味着你决定要走的是某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因此，你需要依赖道义的力量来做出决策，就本身而言，在做这个决策时，你几乎不可能拥有多数支持，因为你面对的是不熟悉的领域。你需要单打独斗的勇气走完这段路。
现在，你当然会说，“智力的作用呢？”我要说的是，你只需用最少的智力来理解这些问题。你总是可以聘用到聪明人，但你并不总是可以聘用到有品格的人。
当您谈到品格和必须做出艰难的决策时，是由伟大的领导者自己做这些决策，还是与他的顾问磋商，或者有时与顾问们的意见相左？
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人格。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大部分关键性的决策都具有个人的因素，你可以说，那是由领导者自己决定的。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领导者从他真正信赖的一群朋友和顾问那里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官僚程序可以帮助他，但这种帮助只能是百分之四十九，并不是那个百分之五十一。
如果决策出错，那会怎样？
嗯，如果某个决策真的出错了，他首先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错。诱惑在于去补救你正在做的事，或者认为某个决策之所以错了，是因为没有足够快地实现你所期望的目标。所以你试着加倍努力来加速这个过程。或者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具体的缺陷。但是领导者应该对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持开放态度。那是你应当试着去做的第一件事。
最有勇气和最困难的事，是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然后聚集力量和支持来扭转这个错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处于那种境地。我们有些事情行不通，但是，我们从没有出现过“这个方向是错误的”的情况。
偶尔也会有战术上的调整。
您能稍稍谈一点推测的作用，谈谈领导者必须在不确定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什么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事实吗？你等待的时间越长，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就越确信，但在那时，你的灵活性就越低。
很多决策网络都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你必须做出评估，而你在评估时并不能证明你的评估是正确的。你只有在事后回顾时才能知道它是否正确。你的评估越不同于传统思维，你就会越孤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命题，在你知道所有事实时，要影响它们就太晚了。所以评估的艺术，就是在你有充分的事实来解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正确结果时做出判断，不要太快而推翻一切，也不要太晚而停步不前。
您和尼克松总统一起对现状做了很多思考，对正统观念，无论是与中国的关系、与俄国的关系还是与中东的关系，你们都进行了重新考虑。你们利用那种机会修正并重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请向我们谈谈那个过程。你们知道自己是在做那些事吗？或者你们只是在事情发生时抓住了机会？抑或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前瞻，“这就是我们在二十年内想要的？”
如果你研究这个过程，我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跨部门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我们提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跨部门的程序实际上本身是针对那些必须在短时间内处理的问题的。这是一个每天都要收到数千份电报并必须限时进行答复的官僚机构所固有的本质。
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间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尼克松不喜欢繁文缛节的讨论。他对战术决策层面很感兴趣，却没有深入参与。尼克松不喜欢官僚机构的斗争，所以他专注于探讨长远目标。我是个学者，曾经从历史的角度写过几本同一主题的书，写的并不是人们每星期实际做些什么，而是写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怎样审时度势。
所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偶然的组合。尼克松和我一起花了很多时间探讨：我们究竟想做什么？我们在努力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要防止发生什么事？我直到尼克松当选之后才见到他，但是，我们有一些相同的看法，比如关于中国问题。他写过一篇文章。我也为洛克菲勒写过一些文章，观点和他相同。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一致认为应该向中国开放。我们以美国程序中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国人有理由害怕苏联会发动进攻。而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一事实，对尼克松政府来说，是很特殊的。因为我们正在研究有关苏中两国冲突的有关报道，这些冲突在许多方面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大使一直在向我们通报有关情况。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苏联人并不会向我们通报他们的边界问题，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一定是在谋划某些事情，以便找个借口。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也研究了他们会从哪里发动攻击，如此等等。
要点是，我们告诉彼此说：“我们可能要做出一个决定。苏联可能会在今年夏季进攻中国。我们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永远持敌对态度。他们在外交方面和其他方面都在攻击我们，但是，我们在这场冲突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我们决定，当然，这意味着尼克松决定，如果中国被打败，这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鼓励苏联，也违背国家利益，阻止苏联实际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表达这种想法的方法。我们让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理查德·赫尔姆斯（中央情报局局长）出面讲话。出于某种原因，这次讲话放在总统内阁会议上，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让这两篇讲话指出，如果战争爆发，事态会很严重。那意味着我们会卷入战争，至少会在政治上卷入。那是尼克松做出来的重大决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出这种决策。
当时所有研究苏联问题的高级专家都警告您和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向中国开放，就会损害我们与莫斯科的关系。但结果恰恰相反。
确实如此。这时，有趣的是，在官僚机构内部，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一些具有俄国经历的资深人士，查尔斯·尤·波伦和卢埃林·“汤米”·汤普森要求与尼克松会面。这证明他们非常有头脑，因为他们说：“我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各种举措，我们也注意到你们在取消贸易限制方面的一些提议。”那些并不是什么优惠，只是允许游客在香港购买价值五十美元的中国商品而已。但是他们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说：“我们要警告你们，苏联不会接受这种外交政策，这可能会引起与苏联开战。”这种方式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系统，我们没有通过这个系统来运作。
我们为尼克松安排了一次与这些人的会面，他们和他探讨了很长时间。但是，即使面对这种警告，我们仍然决定继续行动。
同时，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也立即改善了我们与莫斯科的关系。
所以，结果与他们所警告的恰恰相反。
不是那个时候，而是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晚些时候。
对。我提到的讲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
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之间出现了一次公开的中断，但外交行动非常积极，我们先是探索沟通渠道，然后使用这些渠道。一九七一年七月我从中国回来后，尼克松在演讲中宣布开放之前，我们通知了苏联大使，试图根据苏联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前面已说过他们的看法——在苏联做出反应之前先发制人。我们实际上是说：“我们愿意同苏联进行同样的一般性讨论，但我们警告你们，你们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和对抗性的措施，并不会使我们偏离方向，反而会使我们的行动加倍。”苏联的答复与我们所听到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答复是，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去圣克莱门特提出举行勃列日涅夫—尼克松首脑会议的建议。
我们谋求同时举行莫斯科首脑会议和北京首脑会议。我们的基本战略是在同一时间更接近苏联和中国，而不是让他们彼此接近。苏联人误解了我们早些时候开始的召开苏联首脑会议的尝试，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在中国举行的首脑会议。
我们向中国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就先向苏联提出了建议。
我们先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他们本来可以先和我们举行首脑会议。他们一直在玩弄我们，不断提出各种条件。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在我去中国之前，苏联人完全可以先和我们召开首脑会议。但他们坚持先决条件，特别是在德国问题方面。
我们秘密地飞往中国时，阿尔·黑格（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从泰国打电话给我，说苏联再次拒绝举行首脑会议。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言辞骗不了人。
因此，我们保持向苏联开放首脑会议，我们可能会先与苏联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这样可以对中国多施加一点压力。但是，苏联玩起了他们的游戏，我们就加速了与中国举行首脑会议的进程。所以，多勃雷宁来拜访我时，我正在圣克莱门特和尼克松在一起，大约是在八月中旬。他提出召开一次首脑会议，需要一系列会面，需要我参加。因此，事实上，对中国的开放促进了对莫斯科的开放，反过来也一样。
事实上，柏林谈判和军备控制问题谈判也在那时加速进行。
我们的有利条件之一是有许多与苏联暂时搁置下来的谈判。其中一个是军备控制问题谈判。另一个是柏林协议。军备控制问题谈判相当复杂，和（十九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所描述的一个叫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欧洲问题类似。他说只有三个人懂得这个问题。一个死了。第二个在疯人院里。他是第三个，但他已经忘了。
然后柏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是，苏联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一定意义上承认东德，但除非有一项保证可以进入柏林的柏林协议，否则它就不能在德国得到批准。这个问题涉及四个国家。在德国方面，维利·勃兰特的顾问是埃贡·巴尔，他在总理办公室负责他们的俄国账户。
巴尔和我会面，建立了一项制度，由此他和白宫可以推进一些步骤，然后我们把这个过程放回到更大的议程上面。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复杂的谈判。德国总理、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三方谈判，接着是由三个占领国和苏联组成四强签署协议。
我们在柏林问题谈判中拥有否决权，这一事实使我们对苏联所需要的东西有所控制。因此，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莫斯科首脑会议两星期前，尼克松加强军事行动回应越南的攻势时，苏联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没有做出一些会危及这个错综复杂的结构的事情。
因此，苏联面对两个制约：一个是正在进行的柏林问题谈判，另一个是我们与中国举行了首脑会议。所以尼克松能够封锁越南，并在莫斯科首脑会议召开之前的两星期恢复轰炸。到夏季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从苏联那里得到了解决方案：首脑会议中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柏林协议。不久之后，我们收到越南人的一项提议，这是越南问题谈判上的突破。
回到政治家的才能的主题上，在我看来，您刚才所描述的似乎产生了另外两个要素。一个是策略，在情境中不同的部分如何组合起来。不仅仅是战术上的，而是你在一个领域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另一个领域，并由此带来某个更大的目标。第二个是勇气的要素。因为，当尼克松与俄国人举行首脑会议时，他的大多数顾问说：“如果您轰炸河内，在海防港布雷，您将失去召开首脑会议的机会，也就没法达成所有这些军备控制问题协议和柏林问题协定。”实际上，他想说：“我并不打算率领我们的军队去莫斯科，也不愿意在南越人遭受苏联武器的打击时袖手旁观。”因此，在我看来，您刚才所描述的，是政治家品质中的某些实质性的东西。
正是这样。但重要的是要真正理解，尼克松和我并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做所有这些事情。有一个活跃的官僚机构的程序在处理这些事。我们没完没了地开会，详细讨论所有的突发事件。我们自认为是清楚行动方向的。如果我们受到官僚机构的阻拦，我们就会服从尼克松的判断。我们没有让官僚机构否决我们。这是重要的一课。
是的，因为传统思维认为官僚机构被彻底淘汰了。
所有总统需要做的是坐在办公室里考虑大事，人们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这些结论是经过广泛的讨论和认真的分析所得出来的结果。不同之处在于，如果尼克松因为官僚机构的原因而受到阻碍，他会一跃而过。他的行事原则是，半途而废和一意做到底的代价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做什么，最好是一路干到底。你确实没有选择半途而废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