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因此，一切均取决于对未来的某种构想。”
在我撰文写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应遵循这一原则两年之后，尼克松总统要我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鉴于我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历史，这个机会出乎我的意料。然而，设计一个用以指导外交政策的观念势在必行，是尼克松和我的共同信念。
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政府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内外交困。我们竭力以战略眼光去应对这些挑战。虽然我已经对我们的历程写过很多文章，但这次呈现是非正式的和口头性的表述；这是我唯一的口述历史。我没有想过它最终会成形。温斯顿·洛德和凯·特·麦克法兰说服我参加一次为时一小时的采访，作为一系列关于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视频节目的圆满收官。他们为此所做的准备和决心，最终促成了六次采访。
和所有口述历史一样，我这个基本上也是相关案例的简短的摘要。我没有刻意去做自我批评。参加这场对话的人，都是我几十年来的同事和朋友。但是，他们探究了有争议的话题。他们的目的，是要以一种使我们的后代感兴趣的方式，提炼我对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间的关键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对接下去的几代人来说，这个时期有如古老的历史。
然而，这不仅仅是对重大事件的回忆。它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我与尼克松总统的关系，了解领导艺术、谈判艺术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艺术。
这就是这些采访的来龙去脉，这些采访只涉及我在尼克逊总统任期内服务的那些年头。他在以压倒性多数赢得总统连任之后，准备在充满希望的第二届任期、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大显身手。我们完成了向中国的开放。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取得了进展。我们在中东有所建树。但是，水门事件、尼克松辞职、行政权力的侵蚀，以及国会监护权的重新抬头，都给福特政府维护美国信誉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福特总统的领导下，我们设法继续推进与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中东取得进展、重塑我们在南部非洲的政策，并探索即将提上全球议程的种种挑战。
尽管自那个时代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它的许多指导原则依然至关重要。有些则应重新考虑。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从战略蓝图出发，而不是对零散事件做出反应。政治家必须根据并不充分、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信息做出勇敢的决策。在谈判中，美国的出发点应当是明确阐述自己的需求，并理解谈判对手的历史、文化和目标。
最重要的，美国的领导力依然不可或缺，这一点没变。要实施美国的领导力，迫使我们整合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正如半个多世纪前我在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中写的那样，要“努力协调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