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走过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极不平凡的十年，正处在旧国际体系逐步解体和新国际体系尚未形成之际，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与扩散，还是全球政经摩擦，以及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都使世界经济增长在极不平稳中艰难行进。从国内来看，从2009年“四万亿投资”，到2013年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再到2016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2020年启动“双循环”战略，这些新的战略纲要、发展理念和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等，都预示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时代全面开启。

在中国经济增长前沿系列的第三本著作中，我们用学术论文的形式探索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向前看的“高质量发展”统领全书。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十年来最积极探索的研究主题，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变化和结构演进逻辑特征。从研究成果看，过去十年的选题可谓丰富，主要核心是“新的要素供给理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变机制理论”。相关论文包括《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2010）、《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2011）、《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2012）、《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2013）、《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2014）、《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2015）、《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2016）、《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2017）、《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2018）、《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2019）、《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2021）。这些发表于《经济研究》杂志的学术论文构成了本书的主体。从标准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看，十年来的研究至少聚焦了要素层面的资本形成、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结构层面的工业化、城市化、增长收敛、结构转型；宏观和制度层面的财税激励和财政平衡、土地财政、货币供给、汇率政策，涵盖了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研究领域。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第一部分集中为两个主题：“结构性赶超：从加速到减速”和“要素、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本书的第二部分成果是课题组成员个人研究方向自我展示的舞台，选入了刘霞辉研究员《中国式增长：一个逻辑框架》、赵志君研究员《递增收益下分工经济的共赢结构与市场有效性研究》、张平研究员《实体与非实体经济均衡机制的逻辑与政策》、袁富华研究员《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社会一体化：多目标平衡与治理机制》、张自然研究员《区域差距、收敛与增长动力》、陈昌兵研究员《可变折旧率的另一种估计方法——基于中国各省份资本折旧的极大似然估计》、王宏淼研究员《从升值到贬值：人民币汇率的调整逻辑与政策挑战》、吴延兵研究员《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郭路副研究员《中国货币政策和利率市场化研究——区分经济结构的均衡分析》、付敏杰副研究员《分税制二十年：从市场化改革到国家治理》、张小溪副研究员《经济增长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张鹏副研究员和袁富华研究员《新时代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工业化创新体系到城市化创新体系》以及楠玉副研究员的《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差距——基于人力资本结构和配置效率的视角》。与课题组集体成果相比，这些文章更多地展示了个人研究的专业偏好。我们将第二部分分为三篇：“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治理”。

这些不断切换的主题，除了见证增长经济学学者创新的努力外，更多地还是反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多变特征。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是10.6%（见图1），尽管比上一轮经济周期峰值——2007年的14.2%已经稍显逊色，但依然是一个今天无法企及的高度；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速下跌到2.3%，即使以2021年和2020年平均值估算的大致在5%的水平来判断，未来增长将仍然呈减速的趋势。2010年，依靠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中国经济从美国次贷危机扩散至全球的经济危机中率先V形复苏，带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2020年中国积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策略取得成功，再次为全球经济注入正增长能量。

图1 2000～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说明：图中2020年的增速为5.2%，是2020年实际增速2.3%和2021预测增速8.2%的均值。

2010年课题组的论文《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份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资本化过程，通过资本累积的方式促进增长与技术进步。文中分析了2009年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过度资本化倾向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的问题。研究资本化的背景是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的过快发展。城投平台大多以土地为核心资产，以企业形式承担政府发展融资职能，中国经济增长过度资本化是典型的要素累积行为，加上土地资本化后，这一进程被快速推动，该问题成为之后10多年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由于土地供给的地方垄断，融资平台资产的扩张以土地价格上升为载体，直接引导中国走上了资产负债表扩张式城市化模式。同时，该文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次资本化扩张：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20世纪90年代机器设备投资主导的工业资本化和21世纪城市土地价值重估主导的资本化，重点分析了资本化扩张对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

2011年课题组的论文《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继续将研究向前推进，聚焦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要素的资本化，讨论土地财政扩张的长期发展机制。背景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土地出让收入从2008年的不到1万亿元，猛然增加到2009年的1.59万亿元和2010年的2.90万亿元，这种依靠土地要素迅速资本化的供给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的跃进，大幅度超前于人口的城市化。论文通过理论模型模拟和数量实证分析得出：土地财政和公共支出扩张对城市化有直接加速效应，改变了时间轴上的贴现路径；但超前的土地城市化不能带来城市“规模收益递增”的效果，而且如果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和筹资方式不转变，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就会面临挑战。

2012年课题组研究发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从2011年的9.6%下跌到2012年的7.9%，一举跌破了8%的历史警戒线。学术界对中国潜在增长率分歧有很多学术讨论，多体现在政策上：如“周期性波动”学者赞成大规模刺激，也有学者认为潜在增长率会逐步降低，双方针锋相对。[1]在这种情况下，对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速进行扎实的基本面分析必不可少。课题组提出“增长阶段转换”和“结构性减速”观点，并从学理上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国际比较，特别讨论了经济结构服务化带来的效率增长下降所引起的结构性减速，而后多篇文章均围绕此主题展开，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理论打下了较好的学理基础。

2013年和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课题组的研究聚焦减速风险和如何提高效率。2013年课题组的论文《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沿着增长阶段转换的思路进一步向前推进，讨论增速下降后必须从资本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论文以大篇幅研究了国际经验所蕴含的结构化收敛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图景的“要素弹性逆转”意义，并得出了“结构收敛一致性”规律：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投资率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产业结构向经济发达阶段收敛；经济增长的政府干预向市场主导转变。国际经验和结构分解的结果揭示，中国经济减速风险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资本效率递减和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僵尸”企业出现，而服务业升级受管制抑制，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加快，但升级缓慢引起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与2013年基于国际经验的前瞻性预测相比，课题组2014年的文章《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则更加集中处理了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资本形成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的消减带来“三重冲击”，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必须转向人力资本驱动，这是突破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提升资本效率的关键。但中国又长期存在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错配问题（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人力资本相对集中于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类政府和机关事业单位，市场部门人力资本相对不足），这可能来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困境下的生产性支出偏向和教育公共支出不足。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减速治理也聚焦政府改革：转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引入“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

2015年GDP增速降到6.9%，进一步凸显了减速治理的重要性。2015年课题组以新要素供给理论破题，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开启探索中国高质量增长的理论与路径。当年论文题目是《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试图通过阐述知识部门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要素供给的质量提升效应，为可持续增长提供要素、动力和机制线索。这源自长期增长中的两个同步跨越：生产侧的工业标准化和生产知识化，消费侧的物质产品消费和知识消费，使得知识同时具有了生产特征和消费特征，但需要借助广义人力资本积累来完成。面对增长监督困境，政府应该减少直接干预、强化协调，推进教科文卫单位的市场化改革，纠正人力资本错配。如今看来，论文强调的新要素，至少和新科技革命强调的新材料、“十四五”规划强调的高端新材料同样重要。

2016年课题组的文章《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提出了“增长非连续”的观点，旨在更高层面上归纳和总结中国经济增长从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整个过程的典型事实和理论基础。增长非连续意味着原有工业化阶段的外向型发展经验可能在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失灵，表现为工业与服务业协调失灵、知识服务无法改善要素配置和要素质量、未实现人力资本-知识消费效率补偿，根本原因是投资消费脱节，导致内循环不畅。克服上述问题的关键，是一个“用知识要素生产知识要素”部门的成长过程。

课题组在系统地探索了高质量增长路径、挑战和理论逻辑后，开始聚焦政府、产业结构、劳动力要素等方面。2017年发表的文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分析框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两种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下，财税收入和支出结构是不同的。基于工业化的财税收入结构无法满足城市化居民的持续福利支出，财税收入与支出主体错位，义务与权力不匹配，必须基于城市化逐步调整财税收支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在中央财税收支框架讨论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有效激励机制的差异，从工业化的激励相容，到城市化土地激励不相容进行了探索。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的方式杠杆化——从土地财政转向土地金融后，土地激励已经显示出更强的激励功能，从而带来了更严重的财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与国家发展和系统性风险控制越来越不相容。工业税基可能会被不断上涨的城市土地价格所蚕食，但城市化推进又带来了更多的公共支出需要。土地财政幻觉、工业税制与城市化服务需求之间的长期不匹配，是2017年课题组论文的重要主题。

2018年课题组重新聚焦结构扭曲对效率的影响。《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一文利用投入产出表，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聚焦中国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和经济服务业过渡时期的要素配置扭曲问题，发现中国制造业扭曲程度较小，经济扭曲以资本扭曲和服务业扭曲为主，二者叠加的结果就是服务业的资本扭曲严重，如金融业资本扭曲值从2000年的8飙升到2014年的4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制造业显示出极强的前后向产业联系，为产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动力，但到了城市化和服务业主导阶段，经济结构联系和结构产出乘数效应都明显减弱。劳动扭曲主要来自中国教科文卫等高人力资本行业的事业单位体制和科层制，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平均工资是低技能劳动力的1.73倍，中等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平均工资是低技能劳动力的1.21倍，远远低于美国的2.47倍和1.41倍，其根源是高技能劳动者收入、产出、配置效率不高。反事实估计显示，通过消除全部扭曲可以提升44%的产出，但消除服务业扭曲需要金融业改变规模型扩张方式和改革事业单位体制。

2019年课题组再次回到了供给要素质量的探索和讨论上，关注了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就业制度组织应从维持型就业系统转向有利于人力资本持续积累激励的分享型就业系统，转变的客观需要及其内生逻辑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维持型就业系统内生于中国低价工业化追赶模式，以此保持比较竞争优势和以高资本回报吸引资金。数据显示：（1）当前中国接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已经达到其他发达国家水平，但接受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2）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未能充分利用老年特别是低龄老年人口人力资本；（3）就业系统的转换升级既要与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相联系，又要与分享制度的建立相联系。

2021年课题组的论文《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以全民福利函数和跨期模型作为可持续、包容性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基准，推导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与之逻辑一致的指标体系，并用该指标体系回溯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讨论了逻辑与发展的一致性。高质量发展指标的设置和测度核心是要用于治理，通过加入大量的非经济要素指标激励增长路径转变。中国工业化持续高增长时期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惯性形成了路径依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乡分割、绿色发展欠缺、人力资本价值低估等问题，增加了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难度，因此要设立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以激励增长转型。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从物质要素积累转向人力资本等要素质量提升的过程，在创新中获得效率补偿。福利体系建构要与人民普惠性的福利提升及国家财政能力相匹配，人力资本提高与创新效率相匹配，并考虑自然风险约束的跨期平衡。

十年来，课题组的研究紧紧围绕经济增长主题，理解、记录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包括结构性赶超阶段的完成以及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阶段。经济增长路径转换中的要素高质量供给模式、经济结构服务化、动力机制变化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课题组研究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国经济依然处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赶超体制下的动员机制对增长路径的锁定依然在自我强化，而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未能完全确立之际，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面临诸多挑战。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改进，人均GDP在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中不断上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快速缩小。

经济增长显示了趋势的力量，也印证了中国那句俗语：“不怕慢、就怕站”，这正是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和经济增长研究的吸引力所在（Lucas，1988）。从国际视角看，正是中国经济稳步向前，才能够让中国的人均GDP从2010年的455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0500美元，增长了1.31倍。从相对数来看，以现价美元计量的中国占世界人均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7.63%上升到2020年的96.11%，增长了1倍多；占美国和欧盟人均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9.39%和13.84%，上升到2020年的16.52%和30.95%（见图2），分别增长了0.76倍和1.24倍，在世界经济增长中依然一骑绝尘。

图2 2010～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视角：绝对数与相对数

注：基础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指标名称NY.GDP.PCAP.CD；单位：人均GDP（现价美元）；时间：2021/9/15更新］。人均GDP采用右坐标轴，其他采用左坐标轴。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格局。从GDP总量看，2010～2020年中国为全球经济贡献了8.64万亿美元新增GDP，占同期全球新增GDP的46.57%。与中国相比，美国为全球带来5.94万亿美元新增GDP，占比为32.06%（见表1），贡献率约是中国的2/3（68.84%）。若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测算结果，则2020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7.24%和欧盟的35.18%。

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2000～2010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贡献14.99%相比（美国的GDP增量贡献为14.58%），2010～2020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增长了2倍多。所以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持续下滑，但实际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增加。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因此经济增长减速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从数据看，2010～2020年全球净增了18.54万亿美元GDP，只有上一个十年（2000～2010年）新增GDP 32.51万亿美元的57%。考虑到基数效应，经济增长的减速是非常惊人的。2000年时世界GDP只有33.62万亿美元，而到2010年时世界GDP已经增加到66.13万亿美元。这样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累积名义增速［（GDP2020-GDP2010）/GDP2010］只有28.03%，只有21世纪第一个10年累积名义增速［（GDP2010-GDP2000）/GDP2000］96.70%的约29%，则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减速超过70%[2]。既然全球经济增长减速超过2/3，那么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减速不到30%，是不是似乎也可以理解了？

国际视角的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让我们见证了“基数的力量”：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底气所在。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其评估，将更多地采用国际视角和基数效应。

表1 21世纪前两个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美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