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化中国的生活美学
——兼谈中日文化比较
刘玉宏[1]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的文化、文明源远流长。要认识和读懂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想，这一观点对日本民族、日本历史与文化同样适用。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喜欢文化，并喜欢谈论文化的国度。遥远的祖先就有神话思维，敬神拜祖，认为天地混沌之时，盘古开辟了天地，女娲用泥土仿照自己的身体创造了人类，火是燧人氏发现的，八卦是伏羲画的，舟车是黄帝造的，文字是仓颉造的……当然这些神话传说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受到天地万物和自我身体的启示。中国古老的《易经》里就有古代圣人造物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化给予日本神话影响极大，日本神话从天地开辟的阴阳五行思想、宇宙卵神话到人与神及世界万物的诞生神话，甚至黄泉国思想等，都留下了很多中国文化影响的烙印。[2]
《易经》最早给出了“文化”和“文明”的定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指文采、纹理，引申为纹饰与秩序。因为有刚、柔两种力量的交汇作用，宇宙摆脱了混沌无序，于是有了天文。天文焕发出的光明被人类效法取用，于是人类摆脱了野蛮，有了人文。[3]
中国的文化，是以农业生产和农村聚落为基础的文明系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定居的耕种农业，春秋战国以后，陆续出现了精耕细作的小农制度，这种建立在差序格局基础之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关系。[4]因为农业生产、生活的缘故，人与自然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管是定居的生活，或是游牧的生活，都与四周的环境、气候变化有着相互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朝夕相伴，人与自然同声相应，使得我们的生产、生活丰富多彩。人们在大自然中的发明创造、经验总结，在历史长河的延续中，汇聚成了涓涓不断的文化溪流，随着时空的转换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活之美学。
中国人制定的历法，就是一个智慧的结晶。它与大自然季节变化的周期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农耕文化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记载中，有“月令”一项，历法中有每个月天象和物候的安排，其中《礼记·月令》就是一种农历。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再如“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诗经·豳风》的《七月》，反映了周代早期的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情况：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这段诗文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按照季节的次序，错落有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象气候、物候关系的理解，让我们知道了古代一年四季时序的流转，以及人与事之间的密切关系。[5]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就是按照太阳年的长度，分成十二个节和十二个气。这种农历的安排至今还在使用。在季节变化方面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在气温变化方面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在降水量变化方面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在物候和农事更替方面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这些节气是中国古代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先祖们按照季节、时序、物候和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活动周期，有规律地生活、耕作，过着渔歌互答、放牧南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那个时候可以说处处皆是今天我们心中的世外桃源。
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变化很敏感，对于哪个季节花草树木的变化以及鸟兽的迁移行为也格外注意。于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感受，也成为生活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对自然界的感受和反应，更是如此，比如宋代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诗中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6]我们可以看出，诗中作者没有用散文的叙述和解释，而是以声韵的和谐，表情达意，编织了生活的画卷，构成了声音回环的美。
再看日本生活之美学，其审美概念中“物哀”与“知物哀”等就比较有代表性。“物哀”与“知物哀”是感物而哀，亦即对万事万物的包容、理解、同情与共鸣，尤其是对思恋、哀怨、寂寞、忧愁、悲伤等使人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心理情绪有充分的共感力。[7]
如果追溯日本人审美意识之起源，可以说是对自然美的感悟，具体地说就是对森林植物的生命姿态和日月星辰风花雪雾等自然物的同情和欣赏。这些自然物生命形态、色彩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季节变化的深切感受和对生命本质的理解。这种由自然生命感和季节感所生发出来的上述美学范畴被日本美学家称为“植物的美学”或“风的美学”，由此而形成的美学范畴不同于西方美学那种逻辑范畴的形态，它们是“诗性的范畴”。[8]
在中国文学生活中，利用诗词的韵文体，几乎都可以把自然界环境里的变化呈现给人们，想要表达的意境和感受生动传神。甚至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到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妙境。
天人合一，时间、空间、人三者息息相关。王维有一对诗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前面五个字，是一横一直，后面五个字是在地平线上有一个大圆圈。大漠是一片广阔的空间，长河是无穷无尽的时间上的流动。同时草原上烟火直上云霄，可以想象那是风干气燥的季节，隐含了一种季节性的描述；落日是黄昏时候，在流动的时间上，描绘了一个太阳起落的景象，虽然只有十个字，但精简有力，内涵无尽。[9]苏东坡曾这样评价王维的作品：“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之间相依相辅。
提起苏东坡这位旷世奇才，他的《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赋一词，抒写了身在赤壁之下的长江，明月徘徊，江声呜咽。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不禁想起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场大战，进而联想到历史的兴亡盛衰，历史人物的胜负成败，都已逐波而去。自己人生的坎坷，也与万古流动的江水一起凝结为人间如梦的感慨。他的诗句“一尊还酹江月”，也许是无奈，也许是潇洒。他的一生，官职是越当越小，最后的心愿，想在有生之年见亲弟弟一面都未能如愿，他只好用诗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自我慰藉。值得点赞的是，这位智者没有怨恨命运。他超越变化，了解“变化”即是不变的永恒：“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认识，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10]
元代词人虞集在《风入松·寄柯敬仲》中这样写道：“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大家看，这里一个动词未用，几个名词累加起来却准确地表达了我国江南的风景。如此语言，如此意境，如此之妙，如此之美。
我们再看唐代诗人鱼玄机的《江陵愁望有寄》：“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我们再看元代杨维桢的《题雨后云林图》：“浮云载山山欲行，桥头雨余春水生，便须借榻云林馆，卧听仙家鸡犬鸣。”
这些诗文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从前，带到了大江南北，带到了思君忆君的记忆里，带到了与世隔绝、鸡鸣犬吠、炊烟袅袅的人间仙境……生活如此之美。
我们还常说境由心造，触景生情。我们不妨将上述诗词的美学思维，引申到绘画。中国的山水画，数唐宋最盛。尤其是宋代的山水，达到了中国绘画史上极高的境界。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大家都不陌生。这幅名作曾经被割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存于浙江省博物馆，一部分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几年，这幅画卷终于千里合璧，完整地展现给世人。在这幅画卷里，从右至左，顺着富春江的江水，沿江的山水风景被完整地呈现给我们，我们仿佛身在扁舟中，一路观赏山光水色，舟行山水间，人在画中游。
还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谓世界闻名，家喻户晓，这幅画卷将宋代东京汴梁城的风景描绘得生动形象：从郊外田野，岸边溪柳开始，一路随汴水进入城市，沿途汴水之桥、码头船运、皇家宫殿、沿岸街市、商家店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好一派帝都之繁华。[11]
根据加藤周一的研究，日本的文学创作一般是基于具体的、个别的日常性行为。比如，敕撰集《古今和歌集》是由贵族编撰的和歌选集。采集全国诗歌编撰成集的理念源自中国，受中国影响，日本人编撰了自己的和歌选集。《怀风藻》同样受中国诗歌的影响，这些日本人用汉语写作的诗文近似于一种模仿。[12]
我平时有个爱好，喜欢中国书法。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书法自汉代传入日本后，一直影响着日本书坛。如，圣德太子于615年书写的《法华义疏》运笔畅达，扁平而略带圆形的结构，很明显是受到六朝时期北魏写经体的影响，被日本书法界称为日本书道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从此也就开启了中日书法文化交流的先河。[13]再如，《东大寺献物帐》[14]载有书法二十卷，其中王羲之草书十卷、书卷七卷，其中有真草千字文，还有行书两卷，扇书一卷，这么多的东西一次性纳入，可以想象当时船舶贸易的情形。在鉴真带去的物品中，有王羲之的行书一帖，王献之的行书三帖，也可以作为王羲之被推崇的旁证。奈良时代王羲之书风也广为流行，抄经人随手模仿的有“羲之顿首”字样等纸片，现在仍有留存。《万叶集》中的“羲之”二字被训为“てし”，这些都可以证明，当时文书之类的抄写都是模仿王羲之的。[15]
总体来看，历史上中国书法对日本是作为母体与“根”而存在的。但近代以来“逆向回输”的现象亦并非鲜见。清末，中国书法界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的杨守敬。他赴日本四年，为日本近代书坛带去了北碑篆隶风的同时，也从事向中国书法界介绍日本书法的工作。比如其《学书迩言》提到日本书法“自以空海为第一，殊有晋人风”。杨守敬的《邻苏园帖》第八卷还郑重收集了日本《光明皇后乐毅论》《空海风信帖》《藤原平事奉纳香灯读经料文》等四种法帖。[16]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在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相关成果中，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的村志研究亟须拓展与深化。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志书《下姜村志》[17]，另一本是日本志书《御薗村志》[18]，分别是中国淳安县西南部下姜村和日本三重县中部御薗村的村志，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世世代代的下姜人与御薗人积淀了深厚的乡村文化。
《论语·为政》有云：“温故而知新。”以史为鉴，启迪后人。每一个村庄的历史，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和品格；每一个村庄的变迁，都印证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在中日两国国内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编修村志，全方位记录包括乡村生活美学在内的自然、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已成为保护传统村落和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有鉴于此，今后中日两国学术界应加大对村志这一特定文化载体的相关研究。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中，无时无处不充满了生活之美学，人、时间、空间的关系三者合一。人随时间流动，人与空间融为一体，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自然，人也不能自我异化于自然之外。在如此的美学原则之下，中国文化中才出现了儒释道的思想，才有了灿烂的文化、悠久的文明。在多文明共存的今天，中日互鉴、和合共生是人心所向，期待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1] 刘玉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2] 〔日〕谷口雅博：《比较视野下的日本神话与中国文化：谷口雅博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2019年第5期，第39页。
[3] 王子今：《王霸之道》，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4]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5]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2页。
[6] 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页。
[7] 相关内容参见王向远《感物而哀——从比较诗学的视角看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2辑。
[8] 邱紫华、王文戈：《日本美学范畴的文化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58页。
[9]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10]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11]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12] 〔日〕加藤周一：《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差异与共赏（一）》，《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集），第33页。
[13] 朱卫新：《日本书道与中日书法的文化交流》，《东北亚论坛》1998年第2期，第85页。
[14] 其中详细记述了以圣武天皇遗物为首的宝物向东大寺大佛献纳时的目录。
[15] 〔日〕尾上柴舟：《日本书道与日本精神》，《名作欣赏》2017年第2期，第17页。
[16] 陈振濂：《当代中国对日本书法之引进、融汇与扬弃》，《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2页。
[17]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下姜村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8] 御薗村誌編纂室『御薗村誌』、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