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杜凤治和他的日记

一 杜凤治其人

（一）家族与家庭

中山大学收藏有一部晚清州县官日记，作者杜凤治，号后山（有时写作垕三，曾号五楼），在日记封面有时自署“杜凤治平叔”，“平叔”或系其字。杜凤治乃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生于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5月11日），同治五年（1866）到广东任广宁县知县，以后继续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等地任州县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两年后仍健在，卒年不详。[1]他辞官回乡后预先为子孙拟定的自己讣闻的功名、官衔是：“皇清郡庠生、道光癸卯科副榜、甲辰恩科举人、诰授奉政大夫、晋授中宪大夫、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广东南海县知县，历任罗定直隶知州，佛冈直隶同知，广宁、四会知县。”[2]杜凤治终其一生是清朝的一个中下级文官。

杜凤治的高祖杜文光，廪生，康熙丁酉（1717）科举人，曾任四川南部县知县；曾祖杜章传，文林郎；祖父杜若兰，原名华封，号荣三（一作蓉山），廪生，朝议大夫、通奉大夫；父杜清鉴，号种墨，太学生，朝议大夫、通奉大夫。[3]日记遇到“清”字往往写作“青”，显然是为避父讳。杜凤治的祖母陈氏出自大族，其族先辈陈大文（简亭），在乾隆、嘉庆朝仕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杜凤治第二位夫人何氏是乾隆年间河南巡抚何煟（加总督、尚书衔）的侄孙女，第三位夫人娄氏的父亲当过河南滑县知县。祖孙的婚姻都可反映山阴杜氏是簪缨世族。杜凤治的伯父杜金鉴曾任湖南浏阳知县。[4]曾祖杜章传的文林郎散阶当系因杜金鉴官职所得的赠。杜氏家族、宗族中有功名而又任官者不少，如日记中多次出现的杜联（莲衢）是杜凤治的远房族侄，翰林出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任广东学政。堂兄杜凤梧（尺巢）曾任安徽泾县知县。日记中又提到一位族亲杜藻，其时在山西任知府。杜凤治两个成年的儿子都捐有职衔，他的几个侄儿，或有科举功名，或捐纳了官职。

但杜凤治的祖父、父亲都没有做官，其祖是生员，其父是“太学生”，当系捐纳的监生。日记中先称其父为“先朝议公”（朝议大夫，从四品官的散阶），后来称祖、父为“两代通奉公”（通奉大夫，从二品官的散阶）。朝议大夫虚衔，系杜凤治得选广宁知县后由同知衔加一级，为父母请得的从四品封典；通奉大夫虚衔，系光绪帝登极时有恩诏，杜凤治就由四品衔加三级获得诰赠祖父母、父母得享从二品封职。[5]

到杜清鉴这一代，杜家家境已不富有。杜凤治说其父某次因祭祀祖先费用无着，“渐以废读”，自己幼年跟随父亲在湖南，其时父亲“公务旁午”，大概杜清鉴曾以官亲身份帮助其兄杜金鉴处理公务。杜清鉴对孩子的教育甚严，要求他们勤习书法。杜凤治谦称自己“笔致不佳，又心野而懒，且惮劳，以故无成”，但实际上他的字还是不错的。他赴京后父亲还写信予以教诲，杜一直珍藏父亲的信函和书法，并要求子孙“奉为世宝”。[6]

杜凤治在家乡先娶田氏，生子女各一，田氏早死；续娶之何氏，生一女后亦死；道光二十七年（1847）续娶娄氏，生子女各二。咸丰五年（1855），杜凤治赴京候选时娄氏已怀孕，留在家抚养未成年的几个子女（田氏所生者已成年），生活极其艰难。咸丰六年，娄氏致函杜凤治，备述困苦之状，其中说道：“欲死则难舍儿女，不死则支持实难。”但杜凤治只能复信说几句安慰的空话。何氏所生之女，得病后无钱医治夭折。

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占据苏、浙，太平军攻入杜凤治家乡绍兴，杜凤治的长兄在战乱中病死，弟弟被太平军掳去下落不明，妻娄氏带着几个小孩逃难。稍为安顿后，娄氏与幼子桐儿都得了病。不久，杜凤治赴京期间出生、从未见过父亲的桐儿病死，次日，娄氏也病死，死前还担心粮食不够，嘱咐儿女要照常食粥。杜凤治记录了家庭变故后悲叹：“乃予落寞十年，绝少生色，微资载寄，都付沉沦，一门寒饿流离，丧亡殆半；予则身逸心劳，徒事焦急忧煎而鞭长莫及；无以对妻，无以对兄弟，即无以对祖、父，不早努力，贻祸靡穷，书至此，悔憾恸伤，执笔如醉。”[7]他对三位亡妻都颇有感情，尤其是娄氏。杜凤治后来虽又续弦，但一想起娄氏就悲痛不已。同治九年他在潮阳催征，七月初一日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写了悼亡妻诗十首。[8]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是娄氏忌日，其时杜凤治已68岁，在日记中再写娄氏去世时的苦况，“回想及此，肝肠寸断”。[9]

有十多年杜凤治在外都是孤身一人，开始时无力续弦，后来境遇改善，也没有纳妾，因为选择合适者不易，“倘因不佳而令去，亦不好看，且此等人贤德者必少，恐儿女辈不服，则不如娶正之为得也”。[10]

同治五年杜凤治到广东后，同乡陶澂（安轩）向他介绍了一位同族的女子，该女子在广东出生长大，当时28岁。日记以调侃的语气记载了这场婚事的由来：

予初意要求一三十八九、四十一二之老女，庶可压服儿女。乃家中说媒年余仍无就绪，一到广省，安轩即说此家，予以为太年轻，安轩以为太老亦不成样，予意未定。无如此外并无来说者，亦是因缘，看光景似乎要成。外间说现年三十四岁（八折），已与蓉生信：予既如老童应试倒填年贯，新人亦应如老生望邀钦赐，不得不伪增其年矣。[11]

新夫人陶氏应在同治六年与杜凤治成亲，但日记第二本已佚，所以具体情况不详。

杜凤治对这位续弦夫人很尊重，两人相处得不错。陶氏为杜凤治生了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殇。他先前的三位夫人也生了多个儿女，但其中四个在他赴粤前已殇，仍存活的有田氏生的杜子榕（桂儿、念田）、娄氏生的杜子杕（桢儿），还有两个女儿“纹”和“线”[12]。

杜凤治来粤后，儿子作为官亲也跟来，杜子榕、杜子杕在粤也都生了子女，衙署里陆续就有六子、五孙、一女、二孙女等未成年子孙辈。纹女与女婿生了一男一女，也与杜凤治同住。杜凤治的四哥、八哥以及侄儿杜子楢（师侄），还有外甥、内侄等都作为官亲住在衙署，并都参与公务。

除这部日记外，未见杜凤治有其他著述。他来粤后公务繁忙，还几乎每天写详细的日记，估计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著述。然而，他留下的这部日记，其史料价值要超过很多著述。

（二）赴粤前的经历

杜凤治是道光癸卯（1843）科顺天乡试副贡，道光甲辰（1844）恩科乡试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报罢回乡，当年冬父死，此后几科会试都没有参加。咸丰三年（1853）初，杜凤治赴京会试，但是年春太平军进抵江苏，杜凤治无法继续北行，不得不半途折返浙江。

按清朝选官制度，举人还可以通过拣选、大挑、截取三个途径获取官职。嘉庆年间后规定，三科会试未中之举人，可参加大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候挑举人取得同乡京官印结后，由礼部查造清册，咨送吏部，吏部对申请者过堂验看，然后请旨派王公、大臣会同挑选，挑选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参与大挑之举人大约有六成可入选。咸丰五年，杜凤治入京，以举人大挑二等获得“拣选知县”资格。此后几年，遇到各省有知县拣发的机会，杜凤治都到吏部参与候拣，前后共30多次，但由于种种原因，每次都落空。在这几年，杜凤治到过一些官员家中当教书先生或书启幕客。他晚年回忆当年在京教馆时“每月仅得脩金京钱十六千，合银一两三四钱之则”。[13]东家提供的饭食很差，不食无法养命，食又难以下咽，有时只好买臭腐乳两块才吃得下。[14]即使后来境遇稍微改善，但因战乱，北京同家乡联系不便，他对家人“分文未能将寄”。在赴粤任官前一两年他才得以把儿子、儿媳接到北京，但因收入无多，捐官又花费了大部分积蓄，以至于连蚊帐、席子都买不起，子、媳要用一个被囊带着孙子阿来睡觉。[15]

杜凤治以举人大挑获取任官资格，也属于正途出身，但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拣发，他基本上没有机会补缺。清中叶后，除了翰林院庶常散馆以知县用者可以迅速得缺之外，一般进士也有可能等候多年，而举人之知县铨补，有迟至30余年者。[16]道光、咸丰以后捐纳大开，再加上有大量军功人员，举班候缺更难。咸丰十一年（1861）后，杜凤治在京先后为顾姓、韩姓官员司笔札，收入稍丰，想到“拣发难凭，马齿日长”，决心另辟蹊径以求出任官职。同治二年（1863），他注销了举人大挑二等的资格，改“由拣选举人加捐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

有清一代实行捐纳制度，晚清内忧外患频仍，捐纳的花样更多，除俊秀（平民）捐监生后可捐官衔外，正途出身者也可“捐加”官衔以及捐某种加快选缺任职的程序，杜凤治加捐“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就是如此。此后，他又“捐加”了一个同知衔。知县的品级是正七品，同知一般为知府的副手，正五品。在多数情况下同知的实际职权未必比得上知县，但品级较高，且加同知衔不妨碍知县委缺。官员还可以在本身加衔的基础上再往上为先辈加捐封典，杜凤治祖、父的朝议大夫（从四品）、通奉大夫（从二品）封典也是加捐而来的。

同治三年春，杜凤治这批候选官员被吏部归入“三十七卯”，七月底，杜凤治抽签在“不积班”四人中名列第三。按以往惯例，单月选一人，双月选一人，杜凤治在本卯排第三名，必须重轮，等到所有卯次轮完后，再由第一卯轮起，大约要七八年。杜凤治正自叹命运不好时，排第二名的孙润祥丁忧，杜凤治排名升为第二，得缺机会增加。但他仍没有很快就得到官职，同治四年初，第三十六卯最后一名被选，六月，三十七卯的第一名选去。当年五月，翰林院庶常散馆考试名次较后的庶吉士改为知县任用，庶吉士改知县者俗称为“老虎班”，其他候选者全得让路。按清朝制度，本来州县官任缺之权在吏部，但太平天国战争后督抚基本掌握了州县官的委任权，由吏部选缺的知县每月只有一两名或三四名。所以，杜凤治等到同治四年底还未轮上。幸而这年是大计之年，不少知县被弹劾，空出一批知县官缺，于是，杜凤治到次年（同治五年）有了机会，三月到吏部抽签，抽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缺，四月二十七日，到吏部领到赴任的凭，于是成为清朝的实缺官员。

在清朝，对中下级地方官，吏部发给赴任的凭（有关官员任命的谕旨、文书会先通过驿站寄给督抚），杜凤治的凭上面写明限本年八月初七日到任，但这只是官样文章，超过一点时间不会受到处罚。对官员赴任，朝廷既不安排交通工具，也不发给、借支路费，一切由官员自行解决。因此，杜凤治领凭后就必须设法筹措赴广东的旅费和其他费用。杜凤治的族亲兼挚友、内阁学士杜联其时被任命为广东学政，杜联是从二品高官，学政是钦差，可以通过驿道赴粤，沿途官府提供食宿。但杜联以驿道难行，决定自费取道山东至清江，再由长江到江西入粤。

州县官从北京到广东赴任，本人加随行者的旅费，还有各种打点、馈赠费用，共需几千两银。一般人借贷甚难，但赴任官员总能借到，因为官员没有这宗银两就无法赴任，官就当不上，所以，利息再高也得借。北京的票号以及某些有钱人看准了这一点，也知道多数官员赴任后有能力偿还，于是就把“官债”做成了一项对象固定、高回报的生意。杜凤治中签后一个来月，就有四五十人上门向他介绍债主。有一个裁缝名王春山，有数千两银，都是从放官债积蓄而来，但杜凤治觉得此人“骤富而骄”，而且王裁缝还要求杜凤治介绍他与杜之族亲、挚友、新任广东学政杜联相见，有所请托，结果双方未谈拢。与杜凤治同时得广东缺的海丰知县屈鸣珍和永安（现紫金）知县阳景霁，因怕借不到钱，都以“对扣”（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借得官债，这就使同为赴粤官员的杜凤治难以同金主讨价还价，最终他也不得不以“对扣”向票号借银4000两，实际只到手2000两，而且银子成色不足，还要给介绍者中人费。[17]不久，杜凤治又以“对扣”借了680两，实际到手340两。这些银两，说定了到任后迅速归还，通常债主会亲自或派出伙计跟随赴任官员，取得债银后回京，往返旅费也由借债者承担。

杜凤治想到到任之初手头会很紧，为节省旅费，就让跟随自己在京居住的大儿子、儿媳、孙儿与两个女儿乘内河船先回浙江家乡，因为乘坐内河船较乘轮船便宜。杜凤治说，为筹备赴任，自己“身劳心灼，魂梦不安，两目日觉昏暗”，白发白须都多了，不禁感叹“一官甫得，老境已来”。[18]

由于筹措路费和办理其他事项，杜凤治拖到八月初三日才离京赴粤。当日早上，杜凤治同14岁的儿子杜子杕、外甥莫雨香等人和四个“家人”（仆役）雇了5辆马车出发，路上歇宿两晚，在八月初五下午到达天津。八月十四日从天津登上轮船，十八日到上海，因办事和等船期，杜凤治到九月初五才登上赴香港的轮船，九月初八抵达香港，第二天即乘坐轮船赴广州，当天到达。

杜凤治同治五年八月初三（1866年9月11日）离开北京，九月初九（10月17日）抵达广东省城，共用了37天。

（三）宦粤经历

到达省城广州，稍安顿好以后，杜凤治就派“家人”持手本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知府等各级上司衙门“禀到”“禀安”；此后连日到各上司衙门谒见，其间又分别拜会、会见各上司衙门的幕友和在省城的其他官员，并随时打听上司之间的关系等官场信息。他每次到上司衙门都要给“门包”，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用费，因为带来的银两不够开支，杜凤治先后向广州的银号和私人借了3500多两，多数要支付一分半到二分的月息。协成乾银号掌柜孟裕堂很看好杜凤治，认为杜相貌堂堂，做官一定春风得意，而且广宁县是优缺，“可做至开方”（年入过万两），所以借出650两短期债务不讲利息，并表示如杜有需要还可以帮忙。[19]用今天的话来说，孟裕堂是做“长线投资”“感情投资”。

按清朝制度，州县官分发到各省后，由布政使挂牌宣布赴任的命令和颁发赴任的公文，才算走完任职程序，当然，布政使要秉承总督、巡抚的意旨去做。杜凤治是持吏部凭正常分发的知县，总督、巡抚、布政使知道新任学政杜联同杜凤治的关系，且没有特别理由不让他赴任，于是，杜凤治在九月廿九日接到布政使衙门送来饬赴任的札。杜凤治给送札的来人“规费”10元，但来人嫌少不肯收，最后给了24元才打发走。[20]

杜凤治赴广宁就任前按官场惯例应到各上司衙门辞行听训。杜凤治到总督衙门辞行时因为没有带门包和各种小费，督署门上（门政“家人”）不肯代递禀辞手本，杜凤治派“坐省家人”（州县官派驻省城办理事务的“家人”）来谈妥门包数额并过付后，门上才肯通报。杜凤治动身赴任前，这类费用花了200多两。

十月十五日，杜凤治带着幕客以及十余个“家人”乘坐两艘船赴广宁，十月廿四日到达广宁，同前任张希京（柳桥）举行交接仪式，正式接任广宁知县。

杜虽然精明强干，但毕竟第一次出任地方官，经验不足，因征粮问题与广宁士绅产生尖锐的矛盾，引发上控和“闹考”事件。经几个月的博弈，事件得以化解，在学政杜联以及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肇罗道台王澍的帮助下，杜凤治没有受到处分，调署四会继续当知县。他于同治七年正月廿六日（1868年2月19日）交卸离开广宁，同年二月初一（2月23日）到四会接任。

不久，杜联离开广东，蒋益澧、郭祥瑞均被罢职，杜凤治一度被视为“蒋、郭之党”，总督瑞麟对其冷落，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挑他毛病，这两年是杜凤治宦粤十余年最“黑”的时期。他一度哀叹：“何苦如此？所为何来？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决不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也！”[21]他赴任时的债务未清，初任广宁又有亏累，还要养家和周济亲属，除了硬着头皮把官当下去别无选择，于是千方百计走门路，终于保住了官职。

四会比广宁贫瘠，但事务较简，杜凤治又有足够的才具，四会任上做得相当顺利，在上司和地方绅士当中都获得了好名声。到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1869年8月25日）卸四会任，回到省城等候新的委任。

同治八年十一月，杜凤治被上司委派到潮阳县催征，十一月廿四日（12月26日）到达潮阳，下乡催征七八个月，得到督办潮州催征的道台沈映钤的赏识。同治九年夏，杜凤治接到藩台调其任帘差的札文，于七月十五日（8月11日）回到省城。当年广东乡试，杜凤治被派为外帘官。

本次乡试，肇罗道方濬师为乡试提调，与同为外帘官的杜凤治在闱差期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出闱后，方濬师在布政使王凯泰面前为杜凤治说话，杜虽没有得到新的“优缺”，但不久就接到回任广宁的札文，同治九年十月廿七日（11月19日）再任广宁。再任广宁后，杜凤治注意处理好同地方绅士及各级上司的关系，也逐渐引起总督瑞麟的注意，终于迎来了仕途的辉煌时期。因方濬师推荐，瑞麟把杜凤治列入署理南海知县的人选，同治十年二月廿五日（4月14日），杜离开广宁，调署南海县。

杜凤治于同治十年三月初六日（4月25日）接署南海知县，六月正式补授。南海是广东首府广州府的首县，一般也称为广东省的首县。杜凤治在第一次南海知县任期内以其才能得到总督瑞麟等省级高官的器重，当然，馈送、贿赂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还算顺利，以至于很多同乡说，在广东的浙江人中杜凤治官运第一。[22]当了两年多南海知县后，杜凤治因担心亏累以及按察使张瀛在缉捕问题上找他麻烦，主动要求卸任。瑞麟等高官曾挽留，但杜凤治去意坚决，得到上司的同意，并让他升任知州，署理罗定直隶州。杜凤治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1874年5月10日）交卸，因为南海是首县，交代事务繁杂，杜凤治在省城逗留了近两个月，到五月廿六日（7月9日）才到罗定州接印，一年九个多月后，于光绪二年三月十七日（1876年4月11日）交卸，回任南海。

光绪二年春杜凤治回任南海知县，三月廿五日（4月19日）接印，到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1878年4月22日）交卸。他两次任南海知县共五年多。第二次任南海知县的前期，由于同巡抚张兆栋、布政使杨庆麟是同年，与杨的关系又较好，开头也算顺利。但总督刘坤一逐渐对杜凤治有了看法，曾对人说杜“两次南海亦不见佳，署罗定时亦不过尔尔”。[23]加上此时南海县盗案三参四参期限将到，于是杜凤治又一次主动请求卸任。

光绪三年十一月，罗定知州黄光周休致，杜凤治希望卸去南海知县后正式升补此职，巡抚张兆栋、布政使杨庆麟都表同意。但次年二月佛冈发生土匪抢劫事件，总督刘坤一奏报佛城失守，佛冈同知朱兆槐被参劾，总督、巡抚、布政使都要杜凤治署理佛冈厅同知办理善后。佛冈是苦缺，办理所谓乱事善后更要赔垫，杜凤治不愿意去，本来想立即告病，但其妻陶氏提醒说，“儿子均幼小，不能不忍气，过几年再说”，杜只好勉强赴任。其实佛冈乱事不大，没有多少事务需要善后，杜凤治很快就处理完毕。五月，杜凤治染上疟疾，六月回省城就医，上司委派别人调署佛冈厅同知。十月初三日（10月29日）杜凤治再次署理罗定州知州，十一月初十日（12月3日）接印。但他再任罗定后一切不顺。光绪五年四月，他上年七月所生的幼子病殇，接着他本人又被刘坤一撤任，四月二十七日（6月16日）新罗定知州范子昂来接印，八月，其子杜子榕（桂儿）病死。杜凤治想到自己来粤，一直仕途顺畅、家口平安，“顺风走了十五年，可云久矣，日不常午，月不常圆”，自己年已望七，身体日渐多病衰弱；其时张兆栋、杨庆麟先后丁忧去职（杨丁忧后不久去世），上司均已换人，不可再恋栈，产生了辞官归里的念头，但又未下最后的决心。在省城十个月，前思后想，终于在光绪六年三月上禀求退。在此后几个月内，杜凤治处理了南海任上部款7600余两等交代未清的事项，在九月初一日（10月4日）离开广州踏上回乡之途。

杜凤治在日记里一再称在广东官不好当。杜联有一次同杜凤治说：“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24]杜凤治深有同感。在第二次南海知县任上，有一次杜凤治同布政使杨庆麟谈及各省官员任免，也说“天下官之难作、吏治之难未有如广东者也”。[25]广东民情强悍，人心浮动，盗匪多，钱粮难收，涉外事件多，清朝各种则例已远远不适合广东实际，且广东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官员必须比其他省份的官捞取更多银钱才可以维持，故各种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在这种大背景下，广东官场勾心斗角格外严重。

各级官员都说广东的官难当，而且普遍认为州县官甚至比佐杂还难当。当州县官除了辛苦以外还相当受气。同治十年八月，因为办案受了盐运使钟谦钧的气，杜凤治在日记中写了州县官们调侃的一段顺口溜：“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此后，按察使周恒祺升任外省布政使，不满杜凤治不送程仪，在总督刘坤一面前对杜“大有微辞”，杜再次引用这24字“口号”。[26]

古今中外经常会有人说官不好当，清朝州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然而，官员们尽管调侃、抱怨，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广东当官，尤其是愿意补上南海知县这种要缺、优缺，杜凤治也是如此。为什么杜凤治当知县当得那么卖力？因为在清朝，当官是读书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最有社会地位、最能光宗耀祖，也最容易谋取经济利益的职业。他做官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后来虽参股钱庄，但收益不是很多），宗族、亲戚还要他接济，仅仅为了自己、家庭、宗族和亲戚，他就必须当官。通过十几年的宦粤经历，杜凤治大抵实现了这个人生目标。

（四）为人处世

杜凤治53岁开始任官，当时这个年岁已算暮年，但他身体强壮，很少生病，腿脚灵便，眼不花，耳不聋，到六十三四岁时仍为自己“无甚疾痛，腿脚稳健，耳目尚无翳障”感到欣幸，他说“予向无肝胃气血内伤之疾，即寒热外感亦偶然，以是首剧五年，年逾六旬，鲜请病假”，只是偶有肠胃不适，到了光绪戊寅年（1878）后身体才变差，一年半以后就辞官归里了。[27]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使他能应付繁剧的公务，而且还有余力写下详尽的日记。

杜凤治是一个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的士大夫，在日记中反复提醒自己要讲究三纲五常、孝悌忠信，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要求自己、评论人和事。每逢父母生辰、忌日，日记都会记载祭祀的情况。对家乡的宗祠、祖祠、祖墓的维修祭祀他都非常重视，为此从宦囊付出不少。有一次父亲忌日因公务不能祭祀，他感到非常内疚，在日记中感叹：“一官忙促，遂致以先人讳忌，不克亲身一拜。”[28]他对兄弟、妻子很尊重，不纳妾，对子女、孙辈、媳婿、侄甥等关照有加，又严格管教。在日记中他提到，族内“诸房皆不能振起，待臣举火者实不乏人”，除自己家庭、杜氏家族外，他对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亦经常予以接济。[29]他还花费巨资为子侄捐官。[30]他的儿子杜子榕回乡后来信流露不愿意花钱周恤族人的意思，杜凤治认为儿子“眼光如豆，视骨肉如陌路”，“与予另一肺肠”，去信教训。[31]杜凤治告病回乡后，对于早年借款，不管债主是否健在，不管是否有借据，只要对方提出而自己又有印象，就都一一清还。[32]总的来看，他属于士大夫当中修身谨严的那一类。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杜凤治对朋友、同僚、下属、下人甚至一般人，都会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杜家老仆樊茂发、张三、蒋升，已殇亡子女的乳媪，生活都很困苦，这些人早与杜家没有关系，但杜凤治仍予以一些资助。[33]州学增生张琦父为佃农，两兄在武营当兵，自己教馆，愿拜为门生，杜凤治知其家贫，嘱咐来见时不必用贽仪，但张琦来见时仍送贽敬10元及水礼八色，杜不收贽敬，只收取部分礼物，还对张琦勉励有加。[34]

然而，作为官员，杜凤治有时也官威大发，表现得蛮横凶狠、决绝任性。他在审讯命盗等案疑犯时经常用酷刑，致受审者重伤；在催征钱粮过程中也毫不怜悯地采用拘押、烧屋等强制手段。有时明知是无辜者也因对方顶撞或看不顺眼而扣押、责打。同治九年春，他在潮阳催征期间，有一次外出因轿夫失足致其跌倒受伤，他正对上司不给他委缺却派他干这份苦差恼火，于是迁怒轿夫，恨不得一顿板子将其打死。但闯祸的后肩轿夫逃走，于是就鞭责没有过错的另一个后肩轿夫出气。第二天，杜凤治气消，命令不要再追究逃走者，只是将逃走者的轿钱给冤枉被鞭打者作为补偿。[35]类似的事日记记下不少。

杜凤治虽然只是乙榜出身，但很好学，从其日记的文笔、所写的几首诗看，他学问功底还可以，且对自己的学问很自信。他辞官归里路过江西南昌滕王阁，看到当日江西巡抚刘坤一和时任学政李文田写的两副对联。他所抄下刘坤一的对联是：“兴废总关情，看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幸此地湖山无恙；古今才一瞬，问江上才人、阁中帝子，比当年风景如何。”杜凤治评论：“亦是摭拾而成，取其笔意尚倜傥耳，必有捉刀者，岘庄（按：刘坤一字）安能为此？出联颇有思议，对语欲问当年风景于帝子、才人，竟如梦呓，大不成话。”所抄李文田联是：“峰碣已千金，事往人来，有低回楼观古今山川开阖；阑干仍百尺，隔邻呼酒，且领略帆樯星斗车盖风云。”杜评：“联语故为怪僻，多不可解，非得苏、虞二先生诗证之，不能豁然也。卖才弄怪，一见可知；字亦学板桥，取法即未见高卓。”[36]刘坤一曾任两广总督，是杜凤治的上司，李文田是探花，但杜凤治并不把他们两人的学问放在眼里。

日记记载了很多买书的事，有时花费一二百两银子。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杜凤治一直保持读书的习惯，也注意结合实际读书，到任所前后都认真阅读该地地方志，到潮阳催征时又认真阅读蓝鼎元的《鹿州公案》。有一次，他在致周星誉的信中一口气写了18页纸讨论《明史》的史事。[37]其议论虽迂腐，但从中可见他对明代史事相当熟悉。同治六年十一月，他在广宁知县任上，其时催征钱粮辛苦且艰难，广宁士绅又认为他“催征太严”，于是发起抵制县考。他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心烦意乱，于是索性忙里偷闲，有一天完全不理公事不见人，在县衙闭门不出，拿出一部《北史》阅读，读到“琅琊王俨被害于和、穆、令萱”一段，在日记里大发了一番议论。[38]《北史》这一段与他当时的境遇毫无联系，他的心得、议论也无甚高见，但在这个时候能把无关紧要的书读进去、读出心得，用以减轻压力，足以反映其读书人本色。他还读了不少杂书，例如，在日记里就几次很恰当妥帖地运用了《聊斋志异》的典故。[39]在四会任上还曾向学官黄圣之（纪石）借阅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禁书”《品花宝鉴》。[4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凤治对外国新事物表现出了解、学习的兴趣。来粤后他买的第一批书中就有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他的新知识很多来自这部书。他曾在赏月时想到：“泰西人谓大地如一球，金木诸星亦一地球，在我地球中以为地，而在金木星中者，视之则亦一星耳。日居中不动，其动者地球运行耳。诸星环日运行，地球亦如一星，星多如许，可知天日之中，如地球者当不知凡几也。”[41]同治九年七月，他在汕头与德国鲁麟洋行的买办郭紫垣谈话。郭对他谈及普法战争，他在日记中用了六七百字记录郭紫垣所说的内容。[42]杜凤治所记普法战争的来龙去脉大致靠谱，说明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有一定理解能力。在南海知县任上时，英国驻粤外交官员闲谈中通过翻译告诉他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事。[43]尽管他听得不是很明白，没有记下这条运河的名字，但仍把这件新鲜事写入日记。他辞官归里后在报纸上读到俄国沙皇“被人用开花炮轰毙”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下：“叛党谋弑俄皇业已五次，至第五次竟被轰毙。叛党何人，该国君臣久已深知，乃竟不克铲除，至五次而终死其手。何叛党之悖逆强横、该国君臣之泄沓至于斯极也，怪哉！”[44]可见杜凤治虽然关注世界大事和西方新事物，但他始终是从一个中国士大夫、清朝官员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的。

在日记中随处都可以反映出杜凤治沉着冷静、精明务实、观察入微的性格。这里举一个小例子，如他在日记中记下对清远知县朱云亭的观感：“在（藩署）官厅遇英德朱君名云亭号惺园，年约三十余，其神气恐非正路，亦似有才，口不择言，其行走时两手如兜，较张石邻（按：南海知县张琮，杜凤治的后任）两手如缩更觉难看，不知是何路数也。”[45]寥寥几笔就把朱云亭的仪表、性格特点写出，眼光和语言都很刻毒。在晚年，杜凤治见其次孙（炯孙）读书不成，要他学习钱铺生意，教训他“留心时务学经纪”：

经纪谓何？如买米柴砖木一切家用物，于平日留意，与人闲话亦可留心，何处好何处歹，何处贵何处贱，熟悉于心，一到买用之时，胸中早有成算，自然不致受亏。百作工匠入门，一经开手，即无了期，亦当早定算计，如竹木油漆，每项工程几何，几日可毕，用竹木油漆若干，亦有数目，自不能偷挪游衍。最难防者裁缝一项，必要彻底算计，现绸几丈几尺作衣一件，尺寸分明，亲看督工，与彼闲话，在彼不防而一切弊病尽入我目。诸如此类，楮墨难罄，全在凡事留心，观此知彼，一隅三反，日久经纪自能精通。[46]

杜凤治对孙子的教导无疑来自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事事留心、勤于观察、谨慎细密、精明警觉，这种能力对他在官场趋吉避凶，以及处理公务，尤其是听讼、理财，是很有用的。

（五）为官之道

杜凤治出身于仕宦家族，曾跟随父亲在伯父杜金鉴的湖南浏阳县衙度过一段童年生活，壮年后在京城历练，结交不少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又在官员家当过教书先生和笔札师爷，早就熟谙官场规矩和运作，无须像草根阶层出身者那样，考中科举、得选后才学习各种官场礼仪。他进入仕途时已是人生成熟期。家庭出身、几十年的经历加上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他很快就适应了州县官的角色。

在任官两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奉檄来此，自誓要作好官，不敢望作名臣，冀幸作一循吏，自问自心不敢刻不敢贪，可对天地、祖宗、神明。”[47]他的日记并不准备给别人看，这些话不能视作虚言假语。稍后，他在四会县衙自撰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屋如传舍，我亦传舍中一人，明昧贪廉自存公论；堂对绥江，彼皆绥江上百姓，是非曲直何用私心。”另一副是：“上不负朝廷，下不虐百姓；前不玷祖父，后不累儿孙。”[48]公开挂出来的对联自然有官样文章的意味，但也是他自励的目标。他对清廷忠心耿耿，对教化、考试、征输、缉捕、听讼等州县官例行公务努力完成，作为“父母官”，对治下的庶民百姓不至于做得太过分。他后来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当上高官，辞职归里时只是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从四品），但仕途顺利，如果按晚清官场的一般标准，杜凤治不失为一个好州县官。

州县官公务繁忙，而且要处理好同上司、同僚、下属、地方士绅的关系，恩威并济地统率管理书吏、衙役、“家人”。杜凤治对自己勇于任事、任劳任怨的性格颇为自豪，他教训儿子杜子杕说：

生怕任劳任怨，可躲则躲，可推则推，非丈夫所为。目前荫下优游固无不可，倘要单枪匹马卓立人丛中作一番事业，不任劳怨能出人头地乎？只须看我为官十余年，首剧五年，承上启下，大绅大富，旗务洋务，何处不要精神去对付？何事不任劳怨？即欲畏首畏尾且躲且推万不能也。且予生性能作事，肯任劳怨，汝辈自病自知，不必他求，效法于予斯可矣。[49]

杜凤治十几年间都很勤奋。在日记中说自己到任广宁知县后“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50]南海知县公务更繁忙，“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亦未尝一言告劳”。[51]他经常一天之内处理多件公务。例如，在广宁任上，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68年1月15日），他清晨起床立即出发到几十里外的乡间勘验一宗抢劫案的现场，再到另一处为一宗人命案验尸，其间还召见当地绅耆催征钱粮。[52]下乡催征钱粮时，经常是白天召见绅耆催征，晚上要督促、责比粮差、殷丁，每晚还得处理衙署专人送来的公文。他即使生病也不敢多休息，稍有起色即起来处理公事。他审案也很认真，说自己：“堂判至少亦数百字，否则千余言数千言不定，均附卷可查，亦一片心血也。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天人鉴之。”[53]日记中有他审讯多件案件的详细记录，说“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当为自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凤治是以“青天大老爷”自居并为此努力的，确实比多数州县官勤于和善于审案。对未能勤政的官员，杜凤治颇有批评、讥讽。杜凤治的挚友周星誉（叔芸、叔云）以翰林科道外放广西知府，一度被撤，杜在日记中议论周“又懒又暗，一经得位，授柄家人，己则高卧”，这样当官一定当不好。[54]

杜凤治常说自己不爱财，以不苟取自诩，在日记中也极少记录“额外”的收入。他当然也收受银钱，但比较审慎。日记常记拒绝、璧还别人馈送的银两。但他精于计算，当州县官十几年还是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杜凤治非常注意编织官场关系网。他在京候选多年，结交了各种于官场进退有用的朋友。潘祖荫（侍郎、尚书、京筵讲官，潘任军机大臣时杜凤治已辞官归里）是其“荐卷”师，[55]李鸿藻（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是其同年，还有几位翰林如周星誉、杨庆麟等同他是至交好友，日记中常有致送潘、李、周、杨等京官炭敬、冰敬的记载。潘祖荫对其补缺、调署等事相当关注，并施加了影响。杨庆麟后来任广东布政使，对杜就颇为关照。杜凤治在北京时同吏部、刑部、兵部的办事官员和书吏建立了交情，来粤后这种关系就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上司也要托他打通北京的关节。肇庆府知府蒋立昂（云樵）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知，但名字被搞错，又想加知府衔，乃托杜凤治致函“京友”设法办妥。肇罗道道台王澍与杜凤治同乡且有戚谊，杜凤治曾拜王为师。王澍调任后大计得“卓异”，按定例须引见，吏部应调取。上京引见要花费很多银两，又未必能升官，王澍想不去。吏部考功清吏司书吏致信王澍：如欲免调取，每年需银200两。王澍接信后向杜询问来信者底细，并托杜与“京友”讲价减为100两。[56]同治十年初，杜凤治得知督抚把自己列为调补广东首县南海知县的候选人，立即疏通活动，后顺利得到吏部的同意。[57]

杜凤治初到广东时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广东学政杜联，杜联是他的同宗、同学、同年。在日记中，杜联被称为“莲翁”（杜联号莲衢）。杜联的籍贯是浙江会稽，杜凤治的籍贯是浙江山阴，[58]两人是同宗族较疏远的亲戚。杜凤治早年在杜联门下读书，在京候补时，与杜联结下极深的情谊。此前广东学政多数放翰林院编修、检讨之类的中下级京官，最高为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四品），杜联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学政本是钦差，在省里地位仅在将军、督抚之下，在藩、臬两司之上，杜联是从二品大员，可说与督抚相当，且任满回京后还有可能被重用。杜联多次直接过问有关杜凤治的事，督抚、藩、臬都不能不给面子。后来的巡抚张兆栋与布政使邓廷楠、杨庆麟等高官是他同年，在晚清注重同年的官场伦理氛围下，杜凤治得到一些照应。

在北京的朋友不断向杜凤治提供各种官场信息和建议。如翰林周星誉是杜凤治挚友，杜不断慷慨地对周予以“资助”。据日记所记，周为人自负贪财，不甚爱惜羽毛，但有才气且交游广泛，作为京官有一定政治能量，经常向杜凤治提供各种政坛、人脉信息和建议，并为杜疏通各种关系。广粮通判方功惠（柳桥）是瑞麟的亲信，杜凤治同他建立了交情，两人互相欣赏，方功惠也向杜凤治提供了大量广东官场高层的信息，两人还经常毫无顾忌地议论各级上司。杜凤治在几年间得到瑞麟的信任，方功惠起了一定作用。

为编织、维护官场关系网，杜凤治在省城一有时间就去拜客；平日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他都不会疏忽。尽管心里对上司经常不满甚至暗地里咬牙切齿，但巴结逢迎的功夫却做得很足，该送的银两只多不少。对同寅、下属，在涉及银钱的事情上做得也比较漂亮。例如，同治七年春，杜凤治调署四会，按“规矩”给道、府两位顶头上司各送100元“到任礼”，其时正是旧肇庆知府郭式昌和新知府五福交接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只送给后任，但杜凤治“新府一份，旧太尊一份”，“一切门包小费均照例”。[59]两广总督瑞麟病故后，官员所送奠仪，都是按缺份“肥瘦”定所送多寡。杜凤治其时署理罗定州知州，收入一般，但想到送奠仪“是举虽为死者，乃作与生者看”，因瑞麟赏识自己，让自己当上南海知县，少送会有“物议”；本来已打算按较高标准送600元（“佳缺”连州知州才送200元），但后来决定再加到500两，以表示自己不是“忘恩负义者”。[60]

杜凤治能巧妙地周旋于省级上司之间。他初任广宁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水火不相容，藩、臬矛盾还直接与处置广宁士绅控案有关。蒋益澧、郭祥瑞被视为杜凤治的袒护者，但杜凤治没有使瑞麟把自己列入蒋、郭一派予以打压，后来还逐渐得到赏识。蒋超伯虽视杜凤治为对方的人，但杜通过多方努力设法减少蒋的敌意，保住了官位。他在官场的进退颇有分寸，总结出“欲不大黑，切不可大红，最为作官要诀”。[61]十多年间，杜凤治避免卷入高官的斗争当中，使对立的双方都接受、重视他。他很自豪地认为自己全靠本事，与总督瑞麟素无渊源却当上了首县南海知县。瑞麟特别信任武将郑绍忠，杜凤治心里对郑不大看得起，但处处尊重迎合，加以笼络，所以赢得郑绍忠的尊敬和好感，在广宁、四会任上，杜都得到郑绍忠的帮助和支持。

杜凤治颇有心计和手腕，这在处理官场关系、解决棘手问题、审理复杂案件中都有体现。例如，同治六年十月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之后，打算把他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的承诺，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建议杀掉黄亚水二的一些羽翼，把黄带回营中“管束防逸”，“伊已如釜中之鱼，砧上之肉，一二月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更两面俱圆”。郑绍忠“大为叹服”，后来就完全按杜凤治所说的办，一年以后才杀掉黄亚水二。[62]

有时，杜凤治也会抓住一些机会在官场中表现自己不畏权贵的风骨。如在南海知县任上，翰林潘衍桐兄弟与某户疍民因争夺沙坦涉讼，杜凤治实地勘查后没有按照潘氏的要求做出判决。尽管潘衍桐有信来，但杜凤治“当堂申斥，并于堂判中批明，责其以编修之清高而不知自爱”。[63]杜凤治知道潘衍桐未必能直接为难自己，偶尔不给翰林面子，以体恤小民的面目出现，反而有利于在官场和民间提高自己的声望。

初任南海以后，杜凤治也逐渐成为“老州县”，在官场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地位和人脉关系，他不必像在广宁、四会任上那样处处小心翼翼。在后期的日记中，他对上司的议论越来越大胆，后来对一些上司也敢冷落、顶撞了。按察使张瀛几次批驳了杜凤治对案件的处置并派委员来调查，但杜不怎么害怕，反而同上司、同僚讥笑、指斥张瀛。光绪二年，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署理肇罗道齐世熙派一名巡检为委员来催各房承充典吏。杜觉得此举无谓，且要自己花费，在日记中写道：

予莅此已将二年，方道台从未委过委员来州，即有委，亦系照例差使，本人从不到者。兹齐世熙以一饿不死之候补道，到任无几即委委员，名为公事，实调剂佐杂耳。该巡检以为绝好美差，各房典吏必有赂遗，岂知本州十房罔不清苦，食用为难，安有闲钱饱委员之饿壑？该委员初到禀见，予辞以冗，嗣见各房（十三日事）不肯馈贻，又再三求见。予不能为彼勒各房书供欲壑也，仍不见。蔑视委员即蔑视委之者也，不识好歹轻重之人只可如此待之。[64]

杜凤治以蔑视委员来表示对委派者署理肇罗道齐世熙的蔑视，齐后来也没有对杜凤治怎样。

在任官初期，杜凤治兢兢业业，不敢有嗜好、嬉游，但后来他吸上了鸦片，烟瘾还颇大。任南海以后日记中又经常有与其他人“手谈”的记录，从日记看不出杜凤治玩的是何种赌博游戏，但看得出其兴趣颇浓。下面是光绪元年他在署理罗定知州任上给学正黄怡（荣伯）的一封短简：

大礼已毕，积雨未晴，衙斋闲旷，不但先生官独冷也。遗哀破睡，尽可仍续旧谭，唯敝处不便遍邀。敢浼飞符，都为知会，弟则若为不速之客来者，煮茗以俟，勿哂荒嬉。想元规兴复不浅，定有同心，如个中有一人不愿，幸勿强之，嘱之。兴发偶然，狂泐数字，借颂荣伯学博吟佳，阅讫付之祖龙。[65]

其时正值同治皇帝大丧期间，杜凤治连日率领罗定州的文武官员在城隍庙举行哭临典礼。典礼结束的当日晚上，杜凤治就请黄怡出面约几个人来州署“手谈”（杜作为知州不好亲自出面）。杜凤治知道在国丧期间嬉戏赌博有违官箴，所以嘱咐黄怡阅信后烧掉。这种事如果在清朝前中期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件小事也可窥见晚清官场观念和规则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