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重新认识道教与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詹石窗 张雷
内容摘要：如何评估道教与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攸关社会治理，也攸关宗教管理条例的具体实施。以往虽然有不少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但依然有再深入探讨的必要。首先应该把道教与民间信仰当作中国本土宗教整体来看待；其次，要从历史文化传承在民俗中的积淀入手进行多方面考察，看到民族性格蕴含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精神，发掘其思想主张、修持法门对于当代健康人格培育的作用。
关键词：道教 民间信仰 传统文化 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詹石窗，1954年生，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张雷，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 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
（一）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基本情况
道教与民间信仰[1]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宗教学、民俗学等领域关注的主要课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二者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道教研究领域，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在研究机构、人才培养、学术刊物以及项目成果等方面成绩斐然。在研究方法上，道教研究“较长一段时间内以文献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为主，之后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呈现出海纳百川的态势”[2]。可以说，道教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低谷之后，在近四十年间走向全面复兴，越来越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同一时期，民间信仰研究也迎来了一个全面复兴与发展的新阶段，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与道教研究相比，民间信仰研究由于内涵的丰富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则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作为根植于百姓生活的文化传统，民间信仰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延续至今，更呈现出复苏的态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民间信仰也越来越成为各人文社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在宗教学和民俗学之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化遗产学等也积极参与到民间信仰研究当中。多学科的介入，为民间信仰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民间信仰研究的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介入，彼此缺少必要的沟通，故而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民间信仰的内涵、发展态势。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术界在道教研究和民间信仰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民间信仰的定义，也涉及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目前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尚未达成共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界普遍认为道教和民间信仰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内涵不同，却又彼此互相影响、联系紧密。
（二）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的不同走向
第一，道教研究和民间信仰研究各有侧重。
综观数十年来的道教研究与民间信仰研究，二者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可以说各有侧重。总的来说，在道教研究领域，以历史脉络梳理、文献考证居多；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实地调查居多。尽管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在学术方法上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化的转变，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建立起了道教研究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总的趋势仍是以历史学、文献学研究为主。这一特点在早期体现得更为明显，出现了一大批通史、断代史和专题类著作。此后，道教研究方法逐渐丰富，从卿希泰先生的治学轨迹就可看出这种方法上的转变。先生“从哲学史方法，转向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转向社会学的方法”，在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的道路之外，不断拓展道教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与道教研究相比，民间信仰研究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走向。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信仰研究的复兴首先是在民俗学界开始的。由于受到民俗学研究视野的影响，民间信仰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逐渐向民俗学靠拢，实地调查等民俗学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范式。同时，由于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注，民间信仰研究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特点，宗教学和历史学对民间信仰的关注反而略显不足。这一时期，在民俗学研究方法和范式的指导下，民间信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大量的民俗学调查成果为民间信仰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应该看到，西方宗教学研究的方法论对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有着深刻影响。
宗教学这一学科起源于西方，长期以来中国的宗教学研究，特别是民间信仰研究，深受西方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宗教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宗教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宗教学和民间信仰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宗教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呈现出来。西方许多宗教学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基督宗教文化基础之上，面对中国多元丰富的宗教信仰，其解释力和操作性也就无法达到真正圆融的状态。
主流西方宗教学理论一般认为，一种宗教必须具备教义、教规、仪式和信众组织等构成要素。以此来看中国的宗教和民间信仰，似乎很难完全套用西方的宗教学理论，若刻意为之未免削足适履。同时，有学者指出西方宗教学研究对宗教概念的定义，大都隐含“潜在二元论”的假设[3]，这是需要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在西方宗教学理论中，宗教与世俗二元对立的划分，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国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受西方宗教理论的影响，人们对中国宗教信仰的认识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民间信仰在长时期内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是一种未发展成宗教的落后信仰形态。因此，在这一理论认识的影响下，宗教学领域对民间信仰的关注和研究往往不够充分，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美学界尤其关注中国民间信仰，但主要是将其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
（三）存在问题：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的分离
通过对四十年来道教和民间信仰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道教研究和民间信仰研究总体上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在走，尽管二者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道教和民间信仰研究在整体上却处于一个分离的境地。
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西方宗教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长期以来宗教学研究对民间信仰有所忽视，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其次，这与民间信仰的复杂内涵有关，因为民间信仰的内涵过于庞杂，学界对其定义一直存在争议。不同的学者从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视野出发，对民间信仰的概念进行阐发，但共识有限。再者，这也与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关，国内道教研究真正的复兴与发展也只是近四十年来的事情，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这段时期道教研究主要致力于自身学科体系的构建。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可以说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道教研究乃至中国宗教学研究向更深远发展的障碍。
目前，民间信仰研究吸引了包括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这种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由民间信仰内涵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决定的，也致使民间信仰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但是，这一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肢解民间信仰研究完整性的危险。由于长期以来在认识上的偏差，民间信仰并未被正式纳入宗教管理体系之内。时至今日，社会上仍然存在把“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画等号的认识。为了克服这一分离的现状，首先应该把道教与民间信仰当作中国本土宗教整体来看待；其次要从历史文化传承在民俗中的积淀入手进行多方面考察，看到民族性格蕴含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精神的融通，这对于我们强化民间信仰研究、全面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塑中国宗教观有着重要意义。
二 应该把道教与民间信仰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
（一）从历史角度看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不可分离性
道教和民间信仰，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之中，可以说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信仰，并且保留了许多原始巫术和民间信仰形态。道教在正式形成之前，是作为一种民间宗教的形态存在于众多民间信仰之中的。随后在魏晋之间不断改造和充实的基础上，在吸收了大量民间信仰之后，才实现了由一个地方民间宗教变成具有独立品格和广泛影响的全国性宗教。尽管此后道教得以摆脱民间宗教的身份，但是其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联系从未中断。二者在崇奉的神祇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重合和相似之处。
魏晋之后，道教实现了上层化改革，与民间信仰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是作为道教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土壤和基层力量，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并没有完全割裂。道教一直没有放弃对民间信仰的吸收[4]，并以此来丰富自己的信仰体系，扩大其在民众间的影响力。民间信仰作为老百姓自发的神灵崇拜，其信奉的神灵也大多要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寻找出身，以此来提高神灵的地位，进而获得更为权威的认同。民间信仰因其普遍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员构成，并且这种信仰蕴含了最为基础的宗教意愿、宗教情感，可以说为道教提供了众多的信众来源，是道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支撑。明清以降，道教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衰落，但民间信仰却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道教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新的吸纳，也有道士参与到民间教派组织中，二者的交融也更为明显。
（二）从现实角度看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性
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交融，不仅存在于历史时期，经过世代延续的传承，在现实世界中也同样存在紧密的联系。明清以后，道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更为明显，彼此之间的区别和差异也逐渐减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政策的转变，道教和民间信仰都呈现复苏之势，并且保持了历史上这种交融发展的态势。
由于道教和民间信仰共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二者在神祇、组织、修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年来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显示，历史上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这种交融得以延续至今，民间信仰所崇奉的神灵，大都能在道教信仰体系内找到其出身，二者崇奉同一神灵的现象并不少见。
三 道教与民间信仰社会作用再探讨
（一）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是自然形成的文化生态
“中国的民间宗教与道教有同生共长的连体关系。”[5]在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之间互相交融渗透，是自然形成的文化生态。首先，道教和民间信仰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虽然在早期民间信仰的文化土壤中，道教逐渐上升为独立的宗教形式，但是二者共同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可以说道教的基础在民间。其次，道教和民间信仰，因其在宗教学意义上的共通之处，二者在神祇、组织、戒律、修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这种紧密的联系，决定了道教和民间信仰处于一个共生的体系之内，这种文化生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二）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文化基因的体现
道教作为勾连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生活的宗教，有着相对严格的教义和组织形式，但是作为道教文化土壤的民间信仰，却具有身份丰富的包容性，并不断为道教提供新的血液。二者的交融，一方面保持了道教作为制度宗教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借助民间信仰的包容性而不断吸收新的因素和力量。可以说二者的交融共生，正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文化基因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与民间信仰虽然联系紧密，但是二者在交融共生中又各有侧重，“中国民间崇奉之道教神祇，道观专职羽士自不待言。而民间则自有其普遍发展重点，颇与正宗道教有所轻重”[6]。可以看出，道教遵奉的神祇，在民间信仰中并没有居于主要地位。民间信仰因其地域的分散性和信仰的灵活性，在神祇选择上较道教更为丰富。尤其是民间信仰在地域上的分散性和差异性，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承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道教蕴含的价值取向、道德诉求以及美好愿景，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部分品格。民间信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世代延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和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与民间信仰一起，构成了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二者的交融也为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内在动力。一方面，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在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精神支撑。当面对生活中的坎坷与困难，抑或是面对生存的难题时，人们就会借助信仰的力量，来调节情绪，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期望。道教和民间信仰正好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向人们传授修持的法门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方法。另一方面，道教与民间信仰互相交融，根植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塑造民族性格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维系着社会的稳态结构
首先，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使宗教教义中以和为贵、劝人向善、道法自然以及避祸祈福等朴素追求深入人心，成为广大民众一种基本的精神诉求。道教在追求长生的同时，也追求社会和谐。可以说，道教教义所推崇的众多理念，在当今社会对于维持社会和谐和稳定仍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理念，又通过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交融，在广大民众中传播开来，与人们朴素的避祸祈福心理一起，构成了积极向善的社会人生观。以神的名义劝善惩恶，加强人们的道德约束、道德意识，使人不敢胡作非为，有益于潜移默化地移风易俗，于此，它是可以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的。
其次，民间信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各地区历史文化的记录和反映。但是，由于民间信仰在地域上的分散性和差异性，难以形成共有的文化合力。只有将道教和民间信仰当作中国本土宗教整体来看待，从历史文化传承在民俗中的积淀入手进行多方面考察，看到民族性格蕴含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精神，才能以此为纽带更好地挖掘道教和民间信仰交融之中共同的文化精神。包括道教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本土宗教信仰，是强化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从整体的视野来审视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交融，对于形成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积极作用。
[1] 关于民间信仰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否定“民间信仰”的宗教属性，认为“民间信仰”不属于“宗教”范畴，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民间信仰”本质上就是宗教，在概念使用上往往将“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等同，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对民间信仰的界定不必太精确，不妨模糊一点，会更有利于研究的进行。笔者认为，“民间信仰”和道教都是中国本土宗教整体的一部分，只有从中国本土宗教的整体视野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鉴于学界存在的分歧，本文在引用某位学者的观点时，尊重其原有的提法，而在一般的讨论中则称其为“民间信仰”。
[2] 詹石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道学研究》，《中国宗教》2018年第10期，第12～15页。
[3] 张志刚：《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若干思考》下，《中国民族报》2018年8月21日，第6版。
[4] 参见刘仲宇《道教对民间信仰的收容和改造》，《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41～43页。“为了给吸纳民间信仰的部分神灵制定理论上、教义上的依据，道门中编制了某些专门的条例。比如较早有女青鬼律，后来又演变出多种为鬼神的升迁、奖惩所拟订的条例。”
[5]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页。
[6]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