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丝路贸易的兴起和主要城镇的形成

西汉昭帝和宣帝时期，河西经济区有了拓展。此前，从酒泉到令居之间的屯田网业已构成，但自令居到湟中的广大区域仍是一片空白，而这里正是羌人活动的区域。元鼎五年（前112），先零羌在匈奴策反下，起兵进攻令居、安故，围困枹罕，西汉政府征发陇西、天水、安定三郡骑兵及河南、河内二郡步兵10万，由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领，击败羌人的进攻，设置护羌校尉，管理河湟一带的羌人事务。汉武帝末年，匈、羌之间仍不时联合，共谋夺取走廊。可见，要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宁，必须扼制羌人北上；要扼制羌人北上，则必须在令居与湟中之间设置屯戍，并在通往河西与湟中的交通要冲建立行政和军事机构，这在汉昭帝时形成决策。昭帝始元六年（前81），西汉政府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分出二县，设立了金城郡。宣帝即位后，进一步强化对湟中羌人的控制，不使其北渡湟水。神爵元年（前61），汉宣帝接受赵充国建策，设置湟中屯田，调拨一万兵士开发临羌（今青海湟源）到浩亹之间的羌人“故田”和荒田共2000余顷。除军队经营外，还招募淮南、汝南等地百姓前往屯垦。这样一来，不仅西起酒泉，东至令居，南起湟中，北到朔方、上郡的西汉屯田区连片成网，更重要的是使金城郡至武威郡之间的经济条件进一步改善，金城郡的防卫能力也大大提高，这对维护河西走廊的交通是至关重要的。而河西走廊正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桥梁，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道。因此，河西经济区的形成，使丝绸之路的经济作用更加突出，而丝路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又促进了河西经济区的进一步开发。

丝路贸易的兴起使河西经济区对外开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获取的交通资料是经济区开放的先导条件，西汉政府驱逐匈奴势力，控制河西走廊及今新疆地区，则是丝路开通的基础。

在丝路开通之前，中原与西域各国只存在民间贸易，丝路开通之后，官方贸易关系转趋活跃。此后，中原的丝和丝绸制品，以及包括漆器、铜器、陶器在内的手工业品、手工业技术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而西域的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特别是农牧产品，如葡萄、苜蓿、胡桃、胡麻、胡豆、胡瓜、石榴、良马、毡毯等成为与中原进行交换的大宗商品。作为奇珍的玉、玛瑙、翡翠、琉璃等更是受到汉族官僚的青睐。由于河西走廊是东西商贾必经之地，也是东西贸易的中转地和商品的集散地，作为招商的重要区域，它备受西汉官方的重视。政府在敦煌、酒泉等郡县治地设置客驿以“重致远人”，同时贮备充足的物资，进行供应，“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38]

在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四郡设置后，河西政治行政性城市便逐步兴起。在屯田和民生农业形成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四郡及其属县人口也在增长。西汉末年，总计河西区域内编户居民，约有户109740，人口429859。[39]四郡中居民最多的是张掖郡，有户24352，人口88731。其次是武威郡，有户17581，人口76419。[40]而酒泉、敦煌二郡居民也都在万户以上。后起的金城郡发展更快，西汉末年有户38470，人口149648。[41]在丝路开通及丝路贸易兴起后，途经走廊的过往人群络绎不绝，作为官方的使团，通常是“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每年“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42]，而通贸行商的东西客人，更是此进彼出，相望于道，这又大大增加了河西的流动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原来作为政治行政中心的城镇，带有了日益明显的经济色彩。特别是敦煌和武威，经济色彩更为浓重。敦煌作为走廊的西端咽喉，从建郡起，便是“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43]，一直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44]。武威郡治所在的姑臧城，是走廊东端重镇，从匈奴时期就在经营，被称为盖臧城；丝路贸易兴起后，又获新的发展，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称之为“富邑”，说它“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45]。“合市”的税收，是官吏们暴发的财源。“合市”规模之大，从东汉元和元年（84）与北匈奴的一次交易活动得见梗概：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46]

虽然北匈奴用作交易的牛马因在上郡遭南匈奴抢掠，使这次合市未能全部实现，但姑臧汇通东西南北各路商贸的经济作用却由此体现。

东汉中后期，河西经济区的发展一度出现曲折，原因是战事再起。汉安帝以后，北匈奴势力卷土重来，进犯河西，一度造成敦煌等河西郡县“城门昼闭”[47]，使丝路贸易中断。继而先零、沈氐等羌部进攻金城、张掖等郡县，战争旷日持久，达数十年，战火绵延到北地和并州境内。战争带来的徭役负担以及随战事而来的严重灾荒，使“并、凉二州遂至虚耗”[48]。为此，在建武十一年（35）和永初四年（110），东汉朝廷中有两次“弃凉”之议。第一次“弃凉”之议因陇西太守马援极谏而作罢。马援先是给朝廷上书，反复陈述他在军旅之次所见金城郡情况，力陈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城池坚牢等优势，主张招怀“客民”，恢复城郭里邑。朝廷根据上书派马援到金城一线去“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49]，后来，金城重现“郡中乐业”气象。第二次“弃凉”之议因郎中令虞诩劝阻而搁浅。虞诩力陈西汉开拓河西“履事勤苦”，指出“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50]。“弃凉”虽然未果，但东汉政府对河西经济区经营乏力，使丝路贸易与河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受到限制。

曹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强化治理河西，选用有行政及经济管理能力的官员张既、徐邈、皇甫隆、苏则、仓慈等人担任州郡长吏，在他们各自任职时，大力恢复经济，安定民生，改善民族关系，扩大商业贸易，使河西经济区再次获得振兴机遇。以徐邈为例，他在魏明帝太和中出任凉州刺史，为解决吃粮问题，他发展制盐业，用武威、酒泉出产的食盐与羌民交换粮食。同时扩大水田，招民佃耕，提高粮食收成。几年时间，使武威一带“家家丰足，仓库盈溢”[51]。当旧日的武威农村和城镇重现生机后，他又调拨军费以外的闲散资金发展中西贸易，使丝绸之路的商贸重新启动。再如仓慈，他与徐邈同期，任敦煌太守。他在整顿和治理敦煌的过程中，将保护西域商贾、鼓励他们来华贸易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对到敦煌的商贾，热情接待，“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52]。此后，敦煌城又发挥出经济城镇与陆上商埠的作用。

自东汉至曹魏，河西经济区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其总体经济实力与再生能力却得到检验，证明了依靠农牧结合、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加上区域手工业的存在，河西社会可获得足够的经济自给；依托丝路贸易的驱动与城镇在商业流通中的转输作用，河西社会可获得较大的经济补充。

总之，与其他较早形成的经济区相比，汉魏之际形成的河西经济区具备着独特的优势。这种独特的优势又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河西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汉魏之际出现的河西割据政权以及本书论及的五凉政权，正是受河西经济区的负载及特殊地理形势影响而产生的历史结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