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致谢

这本书是两部早期著作《漫长的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的续集和延伸。[1]它集中论述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发展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在这两个发展过程中发挥推动作用的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角色将得到应有的关注，但本书分析的主要重点是美国和中国，它们是全球变革演进的关键角色。

在最终修订之前，读过书稿并做出评论的朋友、学生和同事对本书各部分内容的评价差异极大。一些人最欣赏的章节另一些人却最不欣赏。一些人认为对本书的论点至关重要的章节和段落，另一些人却觉得实属冗长多余。大家反应不一是正常的，但通常都没达到我在这本书上体验的程度。我想，这种异常可以归结到本书书名暗含的双重目的以及研究所运用的不同方法。

这本书的目的既要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诠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东亚的转移，又要根据这种转移来诠释《国富论》。为实现这个双重目的所做的努力贯穿于全书始终，但有些部分主要进行理论阐述，另一些部分主要依赖历史分析，还有一些部分则主要讨论当代现象。对理论、对分析久远而不熟悉的过去或对仍在形成中的历史缺乏耐心的读者，不可避免地想要跳过那些相关段落甚至整个章节。我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已经尽我所能，确保这样做的读者至少仍然能领会到本书两大总论其中之一的要旨。两大总论一个是关于全球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东亚，另一个是关于《国富论》。作为交换，我请求大家把本书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作为分散的各个部分加以评判。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很长，我的学术债务名单也很长。如果没有许多东亚合作者的协助，我就不能接触到关键的中文和日文文献，其中一些列在了书后参考文献中。池田哲（Ikeda Satoshi）、许宝强（Hui Po-keung）、路爱国（Lu Aiguo）、石敏文（Shih Miin-wen）、孔诰烽（Hung Ho-fung）、张璐（Zhang Lu）都在这方面帮助了我。此外，池田哲让我了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贡赋贸易体系的日文文献，许宝强教我如何从东亚角度阅读布罗代尔，孔诰烽指引我涉足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动态领域，路爱国则告诫我不要对中国最近成就的性质过分乐观。

第二篇的早期简写本曾以《全球动荡的社会政治经济学》为题发表于《新左翼评论》2003年第Ⅱ/20期，第5～71页。与第1章的一部分一样，它从批判角度与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著作展开了交锋。这是我当前工作的一部分，我试图说服布伦纳对待历史社会学要比对待经济学更加认真。我感谢鲍勃（Robert Brenner的昵称——译注）的著作所提供的学术知识上的激励，并感谢他大度地接受我的批评。

第三篇的早期版本以《解体中的霸权-Ⅰ》为题发表在《新左翼评论》2005年第Ⅱ/32期，第23～80页，以《解体中的霸权-Ⅱ》为题发表在《新左翼评论》2005年第Ⅱ/33期，第83～116页。两篇文章都进行了彻底的结构调整和重写，但第8章的许多思想仍来源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同讲授的一个研讨班。我对戴维和研讨班的参与者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把《漫长的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的争论要点建立在更严密更坚实的分析框架之下。

第1、11和12章的部分内容分别来自我与许宝强、孔诰烽和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合著的一篇论文《历史资本主义、东方和西方》，收入《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500，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edited by G.Arrighi，T.Hamashita，and M.Selden（London：Routledge，2003）］[2]以及我独著的一篇文章《国家、市场和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States，Markets and Capitalism，East and West”），收入M.米勒主编《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化时代的制度、经济表现与治理》［Worlds of Capitalism：Institutions，Economic Performance，and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edited by M.Miller（London，Routledge，2005）］一书中。我已经提到许宝强和孔诰烽对我学术上的帮助。此外，我必须感谢马克·塞尔登，因为他对我试图把握东亚的经验给予了慷慨指导并对第1章进行了评论。

本杰明·布鲁尔（Benjamin Brewer）、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安东尼娜·金泰尔（Antonina Gentile）、格蕾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托马斯·埃利希·赖弗（Thomas Ehrlich Reifer）、史蒂夫·舍曼（Steve Sherman）、阿瑟·斯廷奇考比（Arthur Stinchcombe）、杉原薰（Sugihara Kaoru）、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对后来融合到书中的论文和文章提出了有益的评论。阿斯特拉·博尼尼（Astra Bonini）和丹尼尔·帕丘蒂（Danial Pasciuti）帮助我制作了图表，丹尼尔还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文献搜寻。巴里斯·塞廷·埃伦（Baris Cetin Eren）对第7章的材料进行了及时更新，同时拉维·帕拉特（Ravi Palat）和凯万·哈里斯（Kevan Harris）不断投送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材料，它们得到了我的充分运用。凯万还阅读了整部手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涉及实质问题和编辑问题的建议。帕特里克·洛伊（Patrick Loy）给我提供了一些极好的引文，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Galbraith）给了我一些关于亚当·斯密和当代中国的有用线索。安舟（Joel Andreas）、妮科尔·阿绍夫（Nicole Aschoff）、格奥尔基·德卢基安（Georgi Derluguian）、埃米·霍姆斯（Amy Holmes）、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Lachman）、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本杰明·斯卡利（Benjamin Scully）、占少华（Zhan Shaohua）的评论对书稿的最后一轮修订都大有助益。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照例是我的首要顾问，他们分别发挥的“好警察”（佩里）和“坏警察”（贝弗里）的作用对这本著作的完成同等重要。我对他们二位的学术指导和精神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献给我的好友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以此来纪念他。从我们1969年巴黎相遇直到他去世的36年间，我们为探究全球不平等的根源而共同奋斗并相互反驳。我们有过许多争论，但我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最终我们还发现，我们大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我知道——因为他这样说过，他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我对罗伯特·布伦纳的批评，但我认为，他能看到他的思想对本书总体论点的持久性影响。

2007年3月

[1]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London，Verso，1994）and 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J.Silver，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中译本：〔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译注］

[2] 中译本：〔意〕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