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末至晋初匈奴族的内徙及其活动

一 匈奴入居沿边诸郡及汉、魏各朝对他们的统治

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建国的汉赵政权，是由内迁的匈奴刘氏所建立的，因此研究汉赵国历史，首先应了解匈奴族自东汉以来内迁于黄河流域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汉、魏、晋各王朝统治下的历史。关于此，《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太平御览》卷一九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等均有简约的记载：

刘渊字元海，新兴（今山西忻州）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千有余岁，至冒顿袭破东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内侵燕、岱，控弦四十万。汉祖患之，使刘敬奉公主以妻之，约为兄弟，故子孙遂冒姓刘氏。

崔鸿据秦、汉以来史籍（如《史记》《汉书》）极为概括地叙述了匈奴的来源及兴起的历史，并简述其改姓刘氏的由来。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大漠南北的一个古代民族，最早根据地在今内蒙古的阴山，时匈奴部落联盟首领冒顿征服蒙古草原周围各部，建立匈奴政权，以后与中原地区的秦、汉等政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1]匈奴冒顿单于一族原姓挛鞮氏或虚连题氏[2]，后入居黄河流域的南匈奴单于后裔，因其祖先冒顿曾娶西汉公主，且约为兄弟，“故子孙遂冒姓刘氏”。按南匈奴单于一族改姓刘氏，似乎并不始于刘渊一代，中国史籍云刘渊父名刘豹，西晋泰始七年（271）有叛出塞的南匈奴单于一族的刘猛[3]，还有曹魏时的“匈奴王刘靖”[4]等。故南匈奴单于一族有的改姓刘氏，大约始于曹魏时期；当然，也有汉赵政权建立前后，追改为“刘”氏的可能。

前引《晋书·刘元海载记》《前赵录》等还叙述了东汉以来南匈奴入居内地及汉、魏、晋对其统治的情况；因文字过于简约，且有一些错讹之处，故不引证。下面我们根据秦汉以来的史籍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早在两汉时期，匈奴与汉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匈奴族因汉匈之间的友好交往或战争，已有大批投归汉朝，迁入内地居住。[5]如汉武帝、宣帝时，大批匈奴部众因战败而迁入汉朝统治的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驻牧于今甘肃河西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将众四万余人降汉，汉朝于塞外五郡设“属国”以处之，致使河西匈奴四万余人散处在汉边五郡。[6]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后，匈奴衰弱，统治阶级内部长期处于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先是五个单于争立，后又演变为郅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的对立。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降汉，请居光禄塞下（今内蒙古固阳北）。从此，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开创了汉匈两族友好交往的新局面，并为东汉时南匈奴的迁入内地，与汉族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以后，郅支单于西遁，呼韩邪单于势力增强，于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北徙蒙古草原原单于王庭。

到东汉建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47～48），匈奴内部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分裂：原呼韩邪单于孙比因不得立为单于，率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投降汉朝，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沿用其祖父的名号，史称此部为南匈奴；而留在漠北的蒲奴单于，史称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49），南匈奴破北匈奴单于帐，却地千里，复遣使到东汉，“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7]。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遣中郎将段郴等至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西部塞（今内蒙古包头）八十里处。同年冬，南匈奴为北匈奴所败，于是汉朝令南单于徙庭于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留中郎将段郴等卫护单于。后东汉“悉复缘边八郡”，允许南匈奴部入居，“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捍戍”。其分布大致是：“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治富平，今宁夏青铜峡南），右贤王屯朔方（治临戎，今内蒙古磴口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呼衍骨都侯屯云中（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北），郎氏骨都侯屯定襄（治善无，今山西左云西），左南将军屯雁门（治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栗籍骨都侯屯代郡（治高柳，今山西阳高），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8]这是匈奴部众第一次向汉朝沿边诸郡的大规模迁徙。

东汉之所以采取上述措施，是因为西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北边诸郡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为了增加该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对抗北匈奴势力的南下骚扰，遂同意将南匈奴部众南迁于沿边八郡。与此同时，东汉光武帝还诏令原居于此八郡的汉民还归原土，从事生产；又调遣一批囚徒徙于边郡，补修城郭等。[9]

东汉的这一措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南匈奴作为东汉北边的屏障，有力地阻止了北匈奴南下的侵扰，而沿边诸郡，由于汉匈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10]在东汉的支持、保护下，南匈奴的经济也得以迅速发展，并不断取得对衰亡的北匈奴战争的胜利，北匈奴部众大多降附，致使南匈奴的人口猛增。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记载，“是时（永元二年，90年）南部（南匈奴）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这一数字，比南匈奴初附汉时的四五万人，增加了四五倍之多。且“胜兵五万一百七十”的“胜兵”，标志着匈奴原牧民处于士卒分别向军队与生产者转变的时期，是匈奴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11]同时，南匈奴入居沿边诸郡，与汉人杂处，加速了匈奴的汉化过程，有的匈奴部民甚至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

至永元六年（94），新降附南匈奴的十五部二十余万匈奴皆叛，胁立前单于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欲返回漠北。在东汉军队与南单于联军的追击下，先后有一部分叛走的匈奴部众复降，分处北边诸郡。直到东汉元初四年（117）逢侯为鲜卑所破，部众分散。次年，逢侯率百余骑诣朔方塞降，东汉徙其于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12]东汉政府不迁逢侯于沿边八郡，是“或恐更相招引，故徙于颍川郡也”[13]。

东汉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内部再次发生变乱，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叛，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为东汉军队所败。同年秋，句龙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攻破京兆虎牙营，掠并、凉、幽、冀四州。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府“乃徙西河治离石（今山西离石），上郡治夏阳（今陕西韩城），朔方治五原（今内蒙古包头）”。[14]或在此前后，南单于王庭也由美稷徙治离石北的左国城。[15]句龙王车纽的变乱，断断续续延续了四年，最后为东汉所平定。这次匈奴变乱的结果，是使大批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深入并州诸郡，即今山西汾水流域。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逐渐失去了对南匈奴的控制，而南匈奴内部亦不断发生变乱。东汉中平四年（187），即黄巾起义爆发后三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汉，率鲜卑攻边郡。东汉灵帝诏发南匈奴兵，出征幽州，南匈奴部众恐单于发兵无已，群起反对。次年（188），南匈奴右部醢落与休屠各胡[16]白马铜等十余万攻杀羌渠单于。其子于扶罗继立为南匈奴单于，国人不服，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诣阙自讼”，即到洛阳，请求东汉援助。中平六年（189）东汉灵帝死，国内大乱，于扶罗于是率数千骑与黄巾起义中的白波部合兵，攻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诸郡，失利；又欲返故地，国人不受，乃屯军于河东郡的平阳（今山西临汾）。[17]过了两年（191），于扶罗与原并州刺史丁原与假司马张杨合兵依袁绍，屯军于漳水。接着，于扶罗又劫持张杨叛袁绍，屯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董卓以张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18]东汉初平三年至四年（192～193），于扶罗又与黄巾黑山部附于袁术，为曹操破于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等地。[19]兴平二年（195），汉献帝由长安返洛阳，南匈奴右贤王去卑曾与原白波部帅韩暹等击败李傕、郭汜等，护卫献帝。同年南匈奴单于于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立[20]，仍设王庭于平阳[21]。

次年，曹操迁献帝于许（今河南许昌西南），南匈奴呼厨泉降，曹操允其还归平阳。[22]建安七年（202），官渡之战，曹操大败河北袁绍军，绍子尚、甥高幹等与南匈奴单于共攻河东，并与关中马腾等连兵。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等围南单于于平阳，并遣张既说降马腾，高幹及呼厨泉单于均降。[23]建安十一年（206）高幹复以并州反曹操，操击之于壶关（今山西长治北），幹向南匈奴单于求助，单于不受，高幹败亡。[24]

至此，在河东及并州诸郡的南匈奴部众进一步为曹操所控制。故在建安十八年（213）五月献帝策曹操为魏公时曰：“……鲜卑、丁零，重译而至，（单于）［箪于］、白屋，请吏率职，此又君之功也。”[25]所云单于即指南匈奴单于呼厨泉。

从上述黄巾起义爆发至南匈奴最后为曹操所控制，共十八年时间。其间，由于东汉境内农民起义及军阀混战，南匈奴主要的一支留居于并州诸郡，以河东郡的平阳为中心，转战各地。[26]这样，数万南匈奴部众散居于并州五郡（太原、上党、西河、雁门、新兴）及司隶的河东、凉州的安定等郡，与汉民杂处，成为一支较为强大的势力。

掌握了东汉大权的曹操自然对分布于黄河流域诸郡的南匈奴部众很不放心，又“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因此，在建安二十一年（216）七月，乘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及其名王来朝之机，遂留呼厨泉于邺（今河北临漳），令右贤王去卑去平阳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又“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27]，还“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即上述并州五郡、河东一郡）”[28]。曹操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使居于并州等地的南匈奴部众得以合法化，而且逐渐成为东汉统治下的“编民”，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是东汉末年北方战祸不断，土地荒芜，曹操欲以内迁的南匈奴为劳动力和兵士的来源而采取的措施。

魏黄初元年（220），曹丕建魏代汉，《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记：“魏王（曹丕）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同年十一月，魏文帝“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29]。这一切说明魏沿东汉末之旧制，对留于京城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加以笼络，对散居六郡的南匈奴五部的统治依旧。

东汉、曹魏王朝是怎样统治内迁的南匈奴部众的呢？总的说来，在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散居并州等六郡的过程中，东汉和曹魏的统治者逐渐加强了对他们的统治，其间又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变革。

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降附后，单于只是“奉藩称臣”，献珍宝，求汉朝派使者监护，遣侍子，一如西汉时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关系。至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就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王庭，进行监护。南单于亦遣侍子入洛阳，每年一更。东汉还“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枝，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30]其年冬，因北匈奴的攻击，东汉复令单于徙庭于西河美稷，留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于两河以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31]《后汉书》卷二八《百官志五》亦云：“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

东汉虽然在南匈奴设有使匈奴中郎将等官吏监护南单于，但匈奴的部民仍然直接为南单于所统治，保留了原来匈奴内部的社会组织及行政制度。单于之下，“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异姓有呼延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延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32]东汉使匈奴中郎将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和保护南匈奴，征发其部众共同抵御北匈奴或鲜卑的骚扰。如熹平六年（177），南单于就随中郎将臧曼出雁门击漠北鲜卑檀石槐，大败而还。[33]

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后，以上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南匈奴的一支深入东汉并州等地，先后与黄巾起义中的白波、黑山等部联合，参加北方各割据势力的混战。直至建安七年（202）内迁的南匈奴投降曹操为止。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对内迁的南匈奴采取一系列措施，不仅改变了以前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而且使南匈奴内部社会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曹操虽然保留了原来监护南匈奴的护匈奴中郎将的建置，但是分原南匈奴为五部，每部又立匈奴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这是因为南匈奴内迁之后，原来的部落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曹操按地域人为地将其重新划定为五部。而且选汉人为司马，深入每部进行监督。这无疑加强了东汉政府对内迁南匈奴的统治。其五部是：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南）；右部统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中部统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34]共计约三万落，一落按七口计，有二十余万人。五部部帅大都由单于子弟担任，已知的如原单于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兼左部帅。

在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的前后，东汉在并州等地的官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一步将匈奴的豪右与其所统的部民分离，致使“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35]。就是说，曹操通过上述措施，逐渐加强了对内迁匈奴的控制，使南单于及其豪帅对部民直接统治逐渐变为间接的统治，南匈奴的部众逐渐成了东汉政府的“编民”。东汉可以直接征调南匈奴部人为“义从”，守塞保边[36]，参加战争。如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欲击吴国孙权，以东汉尚书令发布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云：“……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万里肃齐，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呼厨泉）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自寿春而南。”[37]

东汉延康元年（220），曹丕建立魏，取代东汉政权。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下，入居并州等地的南匈奴得到进一步发展，很少有反乱之事发生。到魏嘉平三年（251），原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刘豹势力增强，并五部为一部。[38]于是有城阳太守邓艾上言：“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39]当时掌握魏政的司马师虽纳艾之言，但事实上并未分割匈奴部众，亦未渐出匈奴之众，使之与汉民分离。直至魏咸熙年间（264～265），曹魏才因南匈奴一部太强，“分为三率”[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