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渊的族姓
刘渊是汉赵国的创建者，是内迁匈奴贵族。中国史籍均称其族姓为南匈奴单于后裔。如《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前赵录》、《晋书·刘元海载记》等皆记：南匈奴单于“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也就是说，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刘豹之子，姓虚连题氏，后改刘氏，是史籍所载刘渊一族为内迁南匈奴单于后裔甚明。这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近代以来中外学者皆以为史籍所叙刘渊出于南单于后裔不确，只是刘渊为了号召匈奴部众而伪托的说法，渊一族应为屠各。[56]他们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史籍多次称刘渊一族为“屠各”。如《晋书》卷六三《李矩传》靳准称刘渊为“屠各小丑”；同书《刘元海载记》云王弥骂刘曜：“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孙盛《晋阳秋》云刘聪（渊子）为“屠各人”；《魏书·卫操传》云“屠各匈奴刘渊”；《晋书》卷六二《刘琨传》卢谌等上表云“屠各乘虚，晋阳沮溃”，此指刘粲（聪子）陷晋阳事；同书《刘曜载记》云石勒灭前赵“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等等。
第二，《魏书》卷一《序纪》云：“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所谓‘别部’‘别种’乃是服属于一个主要部族的其他部族或部落，魏收称刘渊为匈奴别种就说明其非南单于一族。”结合上引《魏书·卫操传》之文，“就可知道与刘渊同时的近邻拓跋族内很清楚刘渊乃是屠各族”。[57]
第三，唐长孺先生还以《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述刘渊世系和事迹有很多疑点，从而认为刘渊称南单于后裔显系伪托。他举出三点。一是《载记》记渊父豹死于秃发树机能反晋之后，即泰始十年（274），而其为左贤王在呼厨泉始立的东汉兴平二年（195），其间有八十余年，假设刘豹以二十岁左右为左贤王，则死时在百岁左右。刘渊生于嘉平中（249～253），则刘豹生他时已超过七十一岁，有点不近情理。二是《载记》称：“会豹卒，以元海代为左部帅”，似乎豹卒于任上，但《晋书》卷三《武帝纪》云泰始八年（272）“左部帅李恪杀（刘）猛而降”。同书《北狄匈奴传》作“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左部督即左部帅。“假使刘豹卒后即由刘渊继任，试问何时安插这个李恪。”三是刘渊确为新兴人。“但刘渊既是北部人，何以作左部帅，李氏（指李慈铭《晋书札记》）这个问题却提得很有意思。刘豹以左贤王应为左部人，何以父子异部呢……我们知道部落酋长是不能像地方官那样随便调动的，刘渊以北部人统左部，又从左部调回北部是难以理解的。又，《刘元海载记》称成都王颖拜刘渊为北单于，此时早已没有北匈奴，何来北单于，且南单于此时也已虚位，假使刘渊为南单于嫡裔，为什么不叫他当南单于？这些纠纷都由于刘渊本非南单于之族而发生，他实是北部屠各人，领北部都尉，所以任之为北单于。”[58]
以上所列举的证据，看来是十分充分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问题仍然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屠各”这一名称的内涵，到魏晋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是原来意义上的“屠各”了。众所周知，“屠各”一名，文献又作“休屠各”“休屠”“休著屠各”等，“屠各”应为“休屠各”之简称。此名源于秦汉时据今甘肃武威一带的匈奴休屠王之“休屠”。汉武帝元狩二年（140），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数万降，西汉将其分处于边五郡塞外，置属国以处之。以后即称散处于五郡属国的原休屠王后裔及其部众为“休屠”或“屠各”。从汉代以来，史籍所记屠各的姓氏多有王、金、张、卜、李、郭、成等汉族姓氏，且一些著名的屠各豪右，如陇城的王擢一族，汉化很深。[59]而狭义的“屠各”，即指汉代休屠王后裔及其部众，为匈奴的一支，故史籍有时称为“屠各匈奴”。
到魏晋时期，纯粹的所谓“匈奴部族实际上已不存在”[60]。而大体上视原匈奴部众与其他民族融合情况，出现了许多新的部族集团，他们或以新的名称，或以旧的名称出现在中国史籍之中。一般说来，主要有下列几种：一是匈奴（包括南匈奴）主要与汉族融合，魏晋时则沿以前狭义“屠各”的名称，统称为“屠各”。如上述《晋书》《魏书》之称内迁南匈奴单于及部众为“屠各”，就是明证。唐杜佑《通典》卷八七注云：“头曼、冒顿即屠各种也。”即认为原匈奴单于一族也是屠各。此时“屠各”一名，已不仅指原休屠王后裔及部众的狭义的屠各，而且泛指已汉化或正在汉化的匈奴的广义的屠各了。二是匈奴与鲜卑族为主的融合，魏晋时则有“拓跋鲜卑（秃发鲜卑）”“宇文鲜卑”“铁弗匈奴”等。三是匈奴与其他杂胡的融合，则有“卢水胡”“稽胡”。此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原属匈奴统治的其他民族的部落集团，如属羌渠、力羯种的羯胡，原为匈奴牧奴的“费也头”，原为匈奴奴婢的“赀虏”等。[61]
对内迁的二十余万的南匈奴来讲，他们到魏晋时已分化出两支：一支即深入并州诸郡，以于扶罗子刘豹为首的一部，因与汉人杂处，逐渐汉化，故当时人称豹及其子渊一族及所领南匈奴部众为“屠各”；另一支在新兴北，以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为首的一部，因与南下的鲜卑族杂处，逐渐融合，故当时人称去卑子孙刘虎等为“铁弗”，意为“胡（匈奴）父鲜卑母”的后代。[62]这两支南匈奴在十六国时期均先后建立过政权，即汉赵国和夏国（赫连夏）。刘渊一族原确系南匈奴单于后裔，史籍称其为“屠各”，系因魏晋时“屠各”已成为匈奴，特别是与汉族融合的匈奴的泛称。《晋书·北狄匈奴传》所列入塞的北狄十九种中，并无匈奴之名，而只有屠各之名，且云“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这恰好证明，魏晋时“屠各”已为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泛称。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上引诸书称刘渊一族为屠各的资料，就会发现诸书不仅称刘渊为屠各，甚至亦称并州五部的匈奴（即内迁南匈奴）为屠各。如《晋书·刘曜载记》云石勒灭刘曜，“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其中“五郡屠各”正是指原五部匈奴。至于《魏书·序纪》称刘渊一族为“匈奴别种”，如按狭义的“屠各”（即休屠王部众）去解释，也是讲不通的，因为屠各本是匈奴的一支，而非“别种”“别部”。依我之见，《魏书》称刘渊为“匈奴别种”的意思，乃是广义的屠各（即汉化的匈奴），如此，说渊为别种倒还说得过去。
另外，从上述南匈奴内迁的历史来看，南匈奴单于率二十余万部众逐渐由沿边八郡迁入并州等地，而建国于并州及河东郡的汉赵国的统治阶级及部众，应主要是南匈奴，这是毫无疑义的。而汉代的屠各（即狭义的屠各），原来居于甘肃河西，后迁于沿边五郡之地。汉代以后，他们主要分布在秦陇和凉州地区，其次在朔方、太行山东麓、渭北等地；而南匈奴聚居的并州等地，真正的汉代屠各是很少的，唐长孺先生等所谓的“并州屠各”，实指刘渊一族及南匈奴部众。匈奴的卜氏、乔氏，文献也称之为“屠各”，但卜氏原系汉代匈奴贵族须卜氏，乔氏是汉代匈奴贵族丘林氏，均非汉代屠各。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魏晋时所称的“屠各”已非原来的屠各，而是泛指匈奴，特别是汉化的匈奴了。
至于《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记世系及事迹的几个疑点，大部分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如关于刘豹生渊时年龄是否超过了七十岁，唐先生是以假设刘豹二十岁左右为左贤王为前提的，这仅是一种假设，匈奴单于子弟在未成年时任左、右贤王，是完全可能的。假设刘豹七八岁任左贤王，那么他五十余岁生刘渊就合乎情理了。因为文献记载简约，各种假设均有可能，故不能以此否定刘豹为渊父。又如左部帅刘豹死后其子渊继任左部帅，其间为何又出现“左部帅李恪”一事。按，《晋书·北狄匈奴传》等云李恪为刘猛的“左部督”（左部帅），这与刘渊所任匈奴五部帅中的“左部帅”并非一职；其次《晋书》卷五七《胡奋传》记“刘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到底“帐下将”“左部督（帅）”哪一个正确，也很难骤下结论。
再如刘渊父子为新兴（北部）人，为何不为北部帅（都尉），而任左部帅？渊任左部帅，为何后又任北部帅（都尉）、北单于呢？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前所述，魏晋时南匈奴单于、王侯对自己所领部属的关系已由直接统治变为间接统治；魏、晋统治者往往将他们调离本部落，或为幕府，或任其他部帅（都尉），以分而治之。而以南单于及其后裔为首的匈奴贵族、豪右虽有单于、王侯的名号，部帅、都尉的封号，但无实际管理部落的权力。这正如上引刘宣的言论：“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上侯，降同编户。”“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刘渊之任左部帅或北部都尉不过是晋朝所封的虚号，都是由晋朝统治者根据其分化政策的需要而改变的。当然，在晋朝某个时期，为了某种需要，也遣一些部都尉返其所统之部，征集军队或驻防该部。如《水经注》卷六《汾水》云：“汾水之右有左部城，侧临汾水，盖刘渊为晋都尉所筑也。”
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在其所著《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刘渊一族系出自南匈奴单于一族（虚连题氏），并认为刘渊一族及匈奴乔氏、卜氏、兰氏等皆为屠各种。[63]但是，他忽略了“屠各”即休屠各、休屠的略称，忽略了自汉代以来休屠王后裔及部众也称屠各（即狭义的“屠各”）的事实，笼统地把魏晋时匈奴单于一族及其他匈奴混称为“屠各”，因此遭到国内学者们的反对。[64]但是，他论证刘渊的族姓为南单于后裔，还是可取的。
总之，我们相信史籍确切记载刘渊一族的族姓是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原姓虚连题氏，后改为刘氏；至于史籍又称其为“屠各”，是因魏晋时事实上纯粹的匈奴部族已不复存在，屠各一名已变为对匈奴，特别是汉化了的匈奴泛称。
[1] 关于匈奴的族源、人种、语言系属及建立政权经过，与内地政权的关系等，国内学术界多有论著。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2] 《史记》《汉书》的《匈奴传》云匈奴单于姓“挛鞮氏”，《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曰：“单于姓虚连题。”日本学者内田吟风说，挛鞮氏与虚连题氏系同名异译（见《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第233～234页）。
[3] 《晋书》卷三《武帝纪》等。
[4] 《三国志·魏书》卷二四《孙礼传》。
[5] 见《史记》卷二○《建元年以来侯者年表》；《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等。
[6]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参见王宗维《汉代的属国》，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
[7]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8]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9]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10]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
[11] 参见《北狄与匈奴》，第82～83页。
[1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13]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李贤注。
[14]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15] 按，南匈奴王庭由美稷迁离石左国城，诸书不载。据《晋书·刘元海载记》云：“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此将西河美稷与离石左国城相混淆，误。但云南单于王庭在离石左国城是正确的，不过应是由美稷迁至离石，时在东汉永和五年前后。
[16] “休屠各胡”即“屠各”，匈奴之一种，说见后。
[17] 以上见《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又，《晋书·刘元海载记》云：“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军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晋书·刘元海载记》卷五六《江统传》又云：“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于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二书记载均与《后汉书》异，从《后汉书》。
[18] 《三国志·魏书》卷八《张杨传》；《资治通鉴》卷六○，汉献帝初平二年七月条。
[19]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汉献帝初平四年正月条。
[20]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21] 《资治通鉴》卷六一，汉献帝兴平二年条。
[2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23]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传》；《三国志·魏书》卷十五《张既传》。
[24]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三国志·魏书》卷六《袁绍传》。
[25]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
[26] 《晋书·江统传》引《徙戎论》亦曰：南匈奴于扶罗“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
[27] 《资治通鉴》卷六七，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七月条；《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等。
[28] 《晋书·江统传》。又，《资治通鉴》卷八三胡注云散居之六郡：“谓并州所统六郡也”，即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六郡。
[29] 《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30]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31]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3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33]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等。
[34] 见《晋书·北狄匈奴传》；《晋书·刘元海载记》等。
[35]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梁习传》，详细论述见后。
[36] 《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云：青龙元年（233），“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此明言为“保塞匈奴”。
[37]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八，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8]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云：“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
[39]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
[40] 《晋书·江统传》。
[41] 《晋书·北狄匈奴传》。
[42] 《晋书》卷三《武帝纪》。
[43] 《晋书》卷三《武帝纪》。
[44] 《晋书》卷三《武帝纪》。
[45] 《晋书》卷九七《北狄传》；《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五年条又云：“帝处之塞内河西。”
[46] 《晋书·北狄匈奴传》。
[47] 《晋书·北狄匈奴传》。
[48] 后一段引自《晋书·北狄匈奴传》。
[49] 见《北狄与匈奴》，第92～100页。
[50] 《晋书·北狄匈奴传》。
[51] 《北狄与匈奴》及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皆以为刘渊为屠各族，故最豪贵，得为单于；或云此句仅适用于刘渊起事之后。此说恐不确，详细考证见后。
[52] 《晋书·江统传》云：“泰始之初，又增为四。”
[53] 《晋书·刘元海载记》。按，《晋书·北狄匈奴传》云：南匈奴五部“部帅”改“都尉”在“魏末”时，误。详细考证见日本学者内田吟风说，挛鞮氏与虚连题氏系同名异译（见《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第288～289页。
[54] 《晋书·江统传》。
[55] 《晋书·刘元海载记》。
[56]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等等。
[57] 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
[58] 以上均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
[59] 见拙作《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试析》，《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60] 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
[61] 参见拙文《赀虏与费也头》，载《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
[62]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63] 见该书第280～284页等，原刊于《史林》一九卷2号，1934。
[64] 如上述唐长孺《魏晋杂胡考》内云：“……内田吟风氏曾引史籍以证刘渊出于屠各……可是内田意在证成屠各为匈奴王族，所以又引杜佑的话‘头曼、冒顿即屠各种也’。我认为屠各决不能与头曼、冒顿相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