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新审视两汉史：断裂的，还是连续的？

西汉时期，西州作为帝国一个开拓和经营的客体，接受中央对它的建设、改造，以及人力和物力的输入；随着西州地方力量的逐渐成长，当条件和时机成熟时，边缘地区也将对中央及整个帝国施以反作用力，特别是当这种反作用力以军事暴力的形式出现时，影响就更加剧烈和深远。所以，本书一方面试图对西州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力图展现两汉时期西州在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西州问题纳入两汉整体的历史变迁中进行考察。两汉国势兴衰的脉动决定了朝廷对西州经略的力度、效果和成败，西州自身的某些发展变化也不是中央能够预料和控制的，当西州地方势力形成、发展后，也将以某种形式产生反作用，影响汉朝的国势走向。本书的写作遵循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边疆的事”，较多地借鉴和学习三种传统研究范式，对西州地区的族群及族群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王朝的边疆战略等问题进行考察和梳理，所不同的是，本书更加关注“历史表相”背后的“历史本相”[87]，深入草原内部，更多地理解和同情游牧者，探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各自的特质，它们之间的和平、冲突与贸易，双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二条线索是“从边缘看中心：西州边区与腹地中心的相互作用”，主要探讨的是两汉西州经略政策的调整与变化，造成这种调整与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调整与变化对汉朝国势造成的影响。

学界对西汉与东汉两个政权的结构与性质的差异渐渐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但重视程度还是稍嫌不够。两汉之际，汉代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远超过我们以往的认识，秦及西汉以编户小民为帝国统治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长久地维持一种普遍的小农家庭形态的“商鞅式”设想低估了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结构的多重性及运转的复杂性。随着豪族世家的兴起及其在政治、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古代社会”也就渐趋终结。实际上，东汉与西汉之间的断裂似乎并不小于它们之间的连续。当然，两个时代之间是断裂性更明显还是连续性更强，是一个根据不同的论题或视角会有不同看法的问题，而且，在连续与断裂之间划出一条确定的界线是困难的，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很难取得共识。这里只是想强调，在使用同一个朝代名称的表象下，两汉之间某些很重要的区别极容易被人们忽视。豪族势力与汉代国家的关系是两汉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东汉时期，豪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分割了帝国的人力和物力，帝都东迁之后东方势力的全面胜利使得关中及西北边疆得不到重视，一方面因为帝国在集权能力和动员能力上的衰退，另一方面因为东方势力对西部问题的漠视和缺乏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使得区区羌乱竟然成为拖垮东汉帝国的痼疾。本书力图将对西州的地方性研究，纳入整个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发展之中，将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的过程展现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自然是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艺”，依靠对史料的掌握、考辨与理解和对历史脉搏、特质的整体性把握，来对所研究课题做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探索，这种“历史意识”正是史学论著与其他人文学科最根本的差别。约翰·托什指出，“历史意识”包含三个要素，即差别、背景和过程。所谓“差别”，是承认将我们的时代同所有以前的时代分隔开来的鸿沟的存在，历史学家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将时代错置；“背景”是指历史学家不仅要揭示过去的奇特之处，还要解释它，将它置于它的历史背景中，使得那些令我们感到奇异的或不可思议的东西变得能够被解释，即将它们解释为一个特定社会的表象；“过程”是指历史学家要重视随时间变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比孤立存在的事件本身会赋予它们更多的意义。[88]笔者希望能在研究中贯彻这种“历史意识”。近年来史学研究因“理论饥渴”而被诟病，认为历史研究方法在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名义下渐失史学研究的主体性。但这种现象其实有可以理解之处，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及人类社会”，一切当代的事情都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所以，但凡一切研究当代人及人类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为历史学者用以研究过去。历史学者吸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毫无疑问可以丰富看待问题的维度，并使研究得以深入，唯因具体运用者天赋和能力的差异而有水平高下之别、圆融与否之分。

两汉时期的西州自始至终都是用兵之地、多战之方，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色彩，军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深化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无疑极具参考价值。曾瑞龙充分吸收军事学中的战略思想，利用大战略理论架构，对宋辽、宋夏战争做了一个从具体军事技术到整个大战略及战略文化的全景式研究。[89]虽然曾先生研究的是北宋时期的战争，但对其他断代史学研究无疑具有示范和典范作用。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希望能把曾瑞龙的“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研究方法学习到一二。曾瑞龙批判有些军事史的研究“偏重研究短线的现象，如某些决定性战役，对长期积累而成的军事信念及战略取向认识不深；及往往将批评指向个人，而欠缺系统分析，是以往研究主要的不足之处”。提出要重视“大战略”，这一概念已经从涵盖军事业务扩展到整体国力。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所涵盖的范畴更超越了战时、平时的樊篱，而涵盖了一应有关国家安全的武力和非武力手段”[90]。战争所包含的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最基层的武器技术装备，打赢一场具体战争的战术，统筹一次战役的战役法，最高层次的是整个的大战略，大战略协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规定了国家基本和整体的努力方向。除大战略外，曾瑞龙还谈到了一个正在成形的战略文化层次，“战略文化”研究成系统的战略思想，也研究行为规范、身份认同、习俗和军事信念。研究者之所以逐渐注重战略文化的研究，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战略除了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外，也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身份认同如何介入战略目标和手段的界定、如何介入政策的制定，及政策形成后如何反过来被升华为一种文化或传统，即所谓的军事信念或教条，对未来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应用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概念来研究两汉的西州经略问题，有助于对西州问题做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在武器装备的技术层面上，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战争胜败的关键是骑兵，两汉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或进攻的关键，是牧养了大量马匹，训练了众多骑士，当然汉民族本身的车兵、步兵在多兵种协同作战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战术层面，虞诩教任尚组织骑兵应对羌人的战术是很好的分析样本；秦汉的西北战事有较多可供从战役层面分析的例子，如卫青、霍去病的征伐，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赵充国平羌的战役，凉州三明主持的平羌战争等；两汉的整个西州经略，就属于“大战略”层面的问题了；“夷夏观”、“天下观”、“隔绝羌胡”、“以夷制夷”等思想观念和战略思维就属于战略文化层面。总而言之，采用大战略的分析架构及战略文化的考察视角，对于多角度地把握西州的历史及其与中央的互动过程，一定会有所帮助。

本书也有几方面的研究难点。第一，是对两个主要概念“西州”和“国势”的理解和界定问题。本书提出的“西州”概念，是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但是这一地域概念还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笔者将对两汉时期“西州”地理观念的思考，撰成《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作为本书的附录。“国势”的概念也不容易把握。国家经略西州的方式受制于国势，西州地方力量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国势，对于怎样避免把本书写成“两汉国势研究”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笔者心有疑虑，只能尽力而为。第二，对于羌的认识问题。羌与西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关于羌问题的研究大多还是模棱两可的，有些问题人云亦云，有些则众说纷纭，有些问题却又无人论究。加之后现代史学观念对“民族”、“族群”等概念的讨论，使得汉代羌人问题更不易把握，因为羌人不仅分布在凉州，在西域、西南和青藏高原内部都有分布，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相互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如何总体性地认识这个“族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民族”、“族群”、“部族”等概念，由于引用文献的差异、叙述语境的不同，在行文表达中随具体情况而异，但所指实体大致相同。第三，对豪族问题的把握。如果说东汉时期豪族控制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于是就采取了保守的边疆经略政策，这样的一个预设是否合理？豪族掌握了政权，在边疆政策上难道就一定是退让保守的？历史也可能由一些偶然因素改变，往往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背后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可寻，而只是一系列零散和偶然因素共同推动的。第四，东汉对于西州事务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战略规划，而只是随事而起、一切凑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但是耗费巨额军费、不断命将派兵，为什么难以平息羌乱？以往的解释总觉得不够深入。这些难点有些或许根本不构成问题，只是笔者自寻烦恼，有些可能很重要，但是本书亦不能做出很好的回答。历史是一门古老而艰难的学科，需要研究者多年的积累沉淀才能在某个时刻洞悉幽微、融会贯通，但笔者功力尚浅，积累不厚，只希望通过本书的尝试，能有所发现，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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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中华书局，1962，第3393页。

[2] “西州”一词在《史记》中尚未出现，可能在司马迁的时代这一地域概念尚未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但并未流行。在《汉书》中出现四次，均指称西南益州地区；在《后汉书》中出现三十六次，仅三次指称西南地区，其他均指称西北凉州及其邻近地区；在《三国志》中出现六次，有两次是指称西南地区。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次数不断较少，指称西北地区的用法占据绝大多数，这一趋势是明显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志·吴书》注引的《吴录》、《吴书》、《江表传》中，出现的“西州”都是指西南，考虑到当时曹魏占据中原，吴国的主要盟友是占据西南的蜀汉，则吴国史乘中的“西州”沿袭旧说，就可以理解了。虽然《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不是当时人修纂的，但无疑使用了大量所写时代的一手资料，在具体行文中“西州”一词多次出现于当时之文件信札和人物对话中，所以仍可视为当时之重要观念。

[3]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中华书局，1965，第585页。

[4] 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5] 笔者原本将西州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之“西州”指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凉州、朔方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狭义指凉州、朔方地区。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鲁莽和轻率的。我们只能说，“西州”所指的地域范围在西汉后期有了扩张，延及了凉州、朔方地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说，西汉之后，相比较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集中在西北凉州、朔方地区，史籍中出现“西州”时，更多的时候指西北凉州、朔方，隐隐感觉这个地域概念之重心有了转移。本书研究的“西州”，由于着眼于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关系的考虑，故而限定于“西州”的西北部分，暂不及益州，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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