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发展和哲学创新
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孙伟平[1]
【内容提要】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与生活实践是相互关联、深刻互动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哲学取得的具体成就息息相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垮了“左”倾思想防线，令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实践、真理、价值等问题研究的深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或“攻坚阶段”，迫切要求加强“顶层设计”，而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探索充满期待。
【关键词】哲学 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 当代中国发展
哲学具有或者说应该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生活实践；而哲学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也在于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与生活实践进行深刻互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提升。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虽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归根结底，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掌握群众”，才能化为物质力量，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一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转折
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互动，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如果谈到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人们首先可能想到的，无疑会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在各种哲学著作和教科书中，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了。
然而，在国际共运史上，这个并不高深难懂的命题的真理性，却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并非一直存在共识。例如，在新中国搞个人崇拜的极左年代，流行的说法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经典作家和伟大领袖的话不允许任何置疑，更不容许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实际上充当了真理的标准。“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难以纠正，拨乱反正难以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虽然是简明的“常识”，却被从政治上否定了，至少被人为地模糊和淡忘了。
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虽然道理并不深奥，却犹如一道思想上的闪电，直接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挑战，冲垮了“左”倾思想防线。它令人们从个人崇拜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令整个中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对于哲学的热爱甚至狂热，或者说哲学对于生活实践的深刻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回顾大讨论时的情形，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讨论中冲在最前列，发挥了社会大众不一定知晓的重要作用。
例如，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研究》杂志，一直关注、报道着这场讨论，虽然所刊文章的专业性极强，但每期的发行量竟然一度高达400万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反复广播，听众高达数亿人次，后来“顺应群众要求”出版的小册子，破天荒地发行了2300万册，报纸转载发行近3000万份！在出版社印刷厂的库房门口，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等候拉书的卡车排成了长龙。这几乎是冷寂的哲学从未有过的奇迹了，从中自然可以管窥到哲学的神奇伟力！
当然，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双向的。在看到哲学深刻影响现实的同时，我们将眼光拉回到学术界，又惊奇地发现了另一个事实：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以及实践中对于彻底弄清这一问题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实践、真理、价值乃至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例如，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1）什么是实践？实践与认识的区别究竟何在？这导致了对实践的本质、实践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的探讨。（2）如何判定实践是否成功？是否存在判定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这又引向了实践的结构特别是实践目的的探讨。（3）实践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取得成功？这要求人们立足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尺度”[4]，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反对宿命论，又反对唯意志论。（4）什么是真理？真理与谬误的区分何在？“价值真理”概念是否成立？真理有一些什么样的类型？（5）如何理解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否存在绝对真理？把握真理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律？（6）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检验数学和逻辑真理时，逻辑证明是否也可能充当检验标准等等。熟悉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学者们都知道，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和丰富，涌现的观点更加多样化，哲学理论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和深化。
二 哲学的进步与中国的发展
中国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仔细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它所取得的每一个实质性的、重大的进步，几乎都与中国哲学取得的具体成就息息相关。
有心人应该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当代哲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新领域的开拓，与中国的发展问题一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除了上述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实践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价值论的兴起，应用伦理、政治哲学成为显学……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实际上，哲学中的许多新观念、新命题、新方法，都在极大地改变和塑造着中国，改变和塑造着每一位中国人，只是我们平时不会太在意，有时甚至“视而不见”而已。我们不妨简略地进行一些分析。
“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与历史上的“贵人”思想一脉相承，又是现代社会人权价值的合理引申。在现代中国，它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家做主”的内在要求。但“以人为本”成为治国理念，至少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政府官员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了普通百姓多舛的命运。那种草菅人命、不把人的死伤当回事的政府官员，再也混不下去了，至少，他们有了丢掉乌纱帽的风险。有人甚至开玩笑说，一个“官不聊生”的时代终于开启了！
“人的价值”——这是“价值”的一种基本形态，也是“人之为人”的一项基本指标。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能说全然不重视人的价值，但重视的主要是人的社会价值，即个人对群体和社会的贡献、“有用”和牺牲，而个人的利益、需要和自我价值，甚至个人的生命，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从来没有多少人敢大胆地说“为己”。改革开放以来，人作为一个“人”站起来，自己选择自己的活法，活出自己的个性和精彩，尽可能挖掘人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已经成为浩荡的潮流。这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宽容和进步。
“系统思维”——它是对西方分析思维的扬弃，也是对中国传统的综合思维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延续理性主义、逻各斯主义的传统，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使重理性、重逻辑的分析思维风行一时，成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然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弊端逐渐显现，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面对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面对各种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巨系统”，综合性、系统性地思考问题，已成为思考和解决问题、引领发展方向的大势所趋。
“生态文明”——它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转型升级。在工业时代，秉持“人定胜天”的理念，通过科技进步、机械化和“资本的运作”，生产力水平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但人们付出的代价也异常高昂，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社会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适应信息化、生态化的时代趋势，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通过系统的社会变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闯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
当然，哲学理念的进步，哲学与生活实践的互动，往往不是直线式、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极其复杂、多样化的课题，它往往表现为一个曲折探索的历史过程。
我们不妨以生态文明为例。生态文明的探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领域进行。从区域来看，它主要包括“生态农村”和“生态城市”的建设。我们可以生态城市的探索为例略做分析。根据我们的观察，近些年来，在生态城市的建设中存在两个极大的误区。
一是以前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生态城市。例如，有些城市将生态城市建设仅仅理解为种树种草，整治河湖水道，建设广场公园，美化自然环境；或者通过大量关闭污染、排放不达标的企业的方式，节能减排，治理环境；有些城市进一步提出，要建设花园城市或田园城市……这些做法针对存在的问题，着力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自然有其不容低估的意义。但是，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按照前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生态城市，即恢复农业时代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文明，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从价值维度来说，这种做法可能牺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难以持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从发展的规律性来说，则呈现出一种不可能性：城市聚集着密集的人口，聚集着大量的工商业，承担着与乡村不一样的功能，无论如何建设，都不可能建成所谓“田园乡村”；而且，被工业化、信息化“重塑”了的市民，虽然向往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田园乡村，但大多不会愿意接受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和生活预期的代价。
二是以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生态城市。例如，有些城市将周边大量的乡村纳入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摊大饼”；有些城市成片地推倒显得有些“破旧”的老民居，建设“钢筋水泥森林”；有些城市成心消灭“效率低下”的手工业和民间艺术，引入效率较高的机器生产……其中比较先进的理念，是推崇和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降耗，废物回收利用，提高经济效率……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切还是以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生态城市，而仅仅以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更高级”的生态文明，注定是不可能完成使命的。
至于如何以“后工业的生态文明”的方式建设新型的生态城市，这明显需要全新的理念，是历史与现实中都尚未解决的新课题。生态城市应是一种建立在生产力比工业文明更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持续提高基础上的新型城市。它应该如何进行建设目前尚没有“定论”，需要进行开放式的创新性的探索，包括在哲学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其中，至少需要处理好如下两个关系。一是生态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信息化是时代潮流。信息化重塑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休闲娱乐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将社会发展的生态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良性互动。二是生态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国界，生态、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生态城市建设，包括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尽可能地取得全球共识，需要不同国家、地区、企业、NGO（非政府组织）、个人等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兰州城市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编纂的年度性的《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按照“分类评价，分类指导，分类建设，分步实施”[5]的原则开展生态城市建设，以及合作开展农村生态文明基地建设，正是尝试践行生态文明的全新理念，并在与实践直接互动的过程中，积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
三 当代中国的“顶层设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建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或“攻坚阶段”。这要求当代中国志存高远，加强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明显地寄望于思想理论界解放思想，在理论上取得突破，特别是在哲学方面有实质性的创新。于是，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就成为实践的要求、人民的期待。
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首先要求我们准确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代，尽可能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最具意义的毋庸置疑正是时代的急剧变迁。随着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等高新科技的发展，电脑、手机、互联网等高科技成果的普及性应用，人类正在迈入“后工业”的“信息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都正在迅速、彻底、全方位地改变，一种新型的技术社会形态——“信息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同时，这一时代也是所谓“全球化时代”，即全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深刻互动的时代。全球化以信息的充分流通和共享、资本的全球逐利为典型现象。目前，全球市场已经形成，全球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全球化还在向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快速蔓延。尽管马克思曾经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初步奠定了全球化理论的哲学基础，但当今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全球化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影响，仍然是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
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提出了若干尖锐的挑战。例如，社会实践的全球分工协作，虚拟实践、虚拟交往的出现，改变了实践的结构和形式，导致人类的生存和活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实践与认识、知与行等之间的原则界限已经模糊；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当然也很难归入意识范畴，这打破了物质和意识的截然二分，而随着人机互动、人工智能、机器思维等的进展，哲学的意识观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传统产业日益信息化，特别是信息产业崛起，导致了知识经济的快速扩张，传统的资源观、资本观、劳动观、价值观、财富观、权力观等都在发生改变；信息的充分流通和共享，经济的全球化，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强化了世界的一体化和相互依存性，要求人们立足整体和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解决问题；等等。
与时代的变迁相呼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体、依靠力量也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苏东剧变，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失或者“改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遭遇了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了相对的低潮期。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曾经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身处福利制度中，生存与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一些衣食无忧的雇佣工人甚至并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自认为是“有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在这种新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思想主体和依靠力量。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正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大刀阔斧地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摸索中充满创造性。我国实行渐进式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不断加大对全世界开放的力度，许多理论和实践成果令人耳目一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乃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在世界上渐具示范效应和影响，以之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认真思索现时代的这些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基本没有具体讨论过，甚至未曾想象过。这种时代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超越他们生活的时代，宣布超时代的具体真理。因此，迈入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人们经常会发现，找不到现成的经典理论进行选择和应用。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对我们不无启迪，但由于缺乏“中国语境”，不明了“中国问题”，因而与当代中国实践是相互隔膜，甚至是不相干的。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提出或阐释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本主义”“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风格各异的哲学形态，尽管在学术探索和指导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理论上并未成熟，学术界争议不断，特别是，其中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真正成为公认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历史并不会因为理论的不成熟甚至缺少理论而停下自己的脚步。直面现实，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这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同时，又不断对理论本身提出急迫的需求。例如，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反差明显，如何恰当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深入，但政治体制改革尚待“攻坚”，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事业需要“新思维”；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尚没有完成，又卷入了信息化浪潮，资源环境、社会分化、文化冲突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如何抓住机遇，创新性地解决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型实践史无前例、规模空前和纷繁复杂，对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充满期待，期待得到新的哲学观念、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的指导。
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建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又要坚持确立当代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发展和创新为核心，实现哲学观、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全方位突破；同时，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的良性互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创建符合现时代要求和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是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构筑理论基础，是当代中国人民以自主创新的态度，走自己的路，开创自己美好生活的事业。这种创建是当代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权利，既不能寄托已经去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能指望“不在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更不能依靠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只能以当代中国人民为主体，以当代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为基础，基于自觉的理论使命感、权利感和责任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1] 孙伟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
[4]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5] 参见刘举科、孙伟平等主编《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