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严书翰
摘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与此对应，其体系的逻辑结构是由一条“主线”、一个“奋斗目标”、一个“核心”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构成的。我们可以从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提出并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贯彻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和加强民生建设这三个层面，来把握这个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要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其包含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要在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中提倡重点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国内和国际大局，科学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经验，初步形成了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时代特色和最新成果，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内涵
从学理研究和理论阐述上看，思想体系的内涵一般是指它的主要内容、逻辑结构和内在联系等。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主要内容可以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概括。以下首先分析这三方面内容。
（一）要从史论结合上分析贯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主线
自从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这个科学命题就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成为贯穿历次党代会报告的一条主线。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这六次党代会报告的总题目中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八个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献的核心词、主题词和高频词。习近平在谈到学习贯彻宣传十八大精神时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还从史论结合上非常凝练地阐述了这条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就是续写这个精彩篇章的最新成果。由此可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贯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主线。
（二）要全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此后，习近平围绕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从而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明确目标。
全面把握这个奋斗目标也就是要看到这个奋斗目标是由相互衔接的三个阶段目标构成的。第一阶段是到建党一百周年即2020年，我们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第二阶段是再过30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即2050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即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阶段是在上述基础上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努力团结奋斗，我们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既鼓舞人心，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贯通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主线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根本标志。
（三）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核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简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最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如果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看成一个已经初步形成的思想体系，那么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所谓核心是指它在这个体系中处于总揽全局的地位。虽然“核心”不等于全部内容，但是其他方面内容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这一核心。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拓展和深化。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强调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2]
“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讲的是发展问题，而在我国发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这第一个“全面”与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有内在的密切联系；而“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动力、法治支撑和政治保证，这三个“全面”与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有内在的密切联系，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保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拓展和深化。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治国理政的总蓝图。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在确立了现代化发展目标后，为确保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有清晰的蓝图。邓小平多次用“心中有数”来表达这个蓝图思想。比如，1986年9月，邓小平在论述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时指出，“改革总要有个期限”，并要求党的十三大要拿出改革的“一个蓝图”。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论述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时也体现了同样的大思路。他不但阐述了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线，而且非常重视制定治国理政蓝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治国理政的总蓝图，也就是现阶段我们搞好各项工作的总方略和总抓手。习近平还反复要求各级领导，有了一张好的蓝图，就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要“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
第三，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地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内容共18章。它的逻辑结构是这样的：第一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论。阐述的是贯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主线。第二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阐述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要实现的宏伟目标。从第三章开始，此书整整用了10章的篇幅论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四章“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六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七章“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第八章“建设生态文明”和第九章“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五章阐述的是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三章“全面深化改革”、第五章“建设法治中国”，阐述的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第二和第三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第十六章“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第十七章“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和第十八章“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阐述了第四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从第十章到第十五章，各章分别论述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问题。这六章可以看作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外部条件。对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言，外部条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外部条件具备或不具备、外部条件发生何种变化，都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把这“外部条件”归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
因此，要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核心，必须同学习和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内容尤其是它的逻辑结构紧密联系起来。
主要内容与逻辑结构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当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后，这个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也就跃然眼前了。也就是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核心，以及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习近平对此有明确的论述。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在学习时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3]
习近平要求全党，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学习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习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学习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
习近平还深刻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是“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就是“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4]
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内在关系，既包括分析上述的主线、奋斗目标和核心之间的关系，又包括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内在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仅论述后者，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内在关系。
习近平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5]
这就是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当前我们的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还应该看到，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行动纲领经历了一个过程。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把“建设”改为“建成”，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体现了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紧迫性和任务的时限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先后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对此做了全面部署。这两次全会引起了国外高度关注。国外舆论普遍认为，这两次全会是中共形成治国理政蓝图的重要会议。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既是对90多年来党的自身建设经验的总结，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从2014年12月开始，正式采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完整提法，充分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理论逻辑与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最新成果。只要我们把它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摆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中，我们就能深刻理解它的重要意义，就能清楚地看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上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一）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
规律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概括和总结。规律具有必然性、客观性和重复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探索和把握规律就是把实践经验理论化。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6]这个重要命题，也就是说要总结和把握中国革命规律。党的十八大向全党提出了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要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新发展，集中体现在他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程的论述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揭示。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简称《在新进中委班的讲话》）中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划分为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做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并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新进中委班的讲话》中强调，我之所以要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源头讲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讲起，就是要说明，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的六个时间段中的完整阶段，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并且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7]习近平《在新进中委班的讲话》是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史论，无疑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此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还形成了对“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这也属于从规律范畴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详述。
（二）提出并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历史发展和伟大事业赋予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因而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亮点。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苛求前人，仅仅是指解决这个课题的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囯家所面临的大范围、全局性、长时间的矛盾和问题。虽然列宁经历了几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生前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想，而且在初步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方面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深入实践和持续探索。后来，苏联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犯了严重错误。今天，我们回过头再来分析和总结苏联、东欧失败的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它们没有解决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导致它们国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一度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苏联治理社会的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较快地做出了调整，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表的两部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的来看，前半程即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我们已经走过；后半程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无疑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过去我们提出过很多现代化，如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第一次提出。实现了这个目标就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善的制度体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要予以充分估计，因为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回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它是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的。这两句话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第一句话“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讲中国特色制度模式选择的根本方向，第二句话“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讲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内涵和形成路径。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不能只讲其中一句，而不讲另一句。这是因为，第一句话规定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选择的根本方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偏离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南辕北辙了。中国是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第二句话指出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内涵和这个制度模式形成的必经路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习近平还指出，中国特色制度模式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治理体系就没有弊端，不需要改革了，治理能力也不需要提高了。但是，怎么改，怎么完善，怎么提高治理能力，我们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三）贯彻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和加强民生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理论的过程中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是科学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这个价值理念和政治立场始终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曾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加以概括，邓小平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江泽民认为“三个代表”最终要落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可以这么说，任何政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或方案都包含民生主张和举措，所不同的是它的真实性或落实状况。我们常常看到西方政党在竞选时也是高举“民生”旗帜的，并且做出种种慷慨的许愿，至于能否兑现，只有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最有体会。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鲜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其中还包含大量具体的加强民生建设的举措。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在同中外记者见面讲话中，就鲜明表达了新一届中共中央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8]。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随着这个目标实现的期限越来越近，人们对它的期盼也越来越强烈。习近平在总结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把再过几年我囯就要实现的全面小康具体化，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的全面小康等。
十八大以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核心。而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居于引领位置的战略目标，就是把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放在首位。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措施，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强调的是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造福人民。全面从严治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指针。其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以及精准扶贫等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做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这些加强民生建设的举措落到实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共有18章，其中有3章即第五章、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专门论述加强民生建设的思路和举措的，从而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
一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含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应该看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观照的时间节点主要是我们党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即2020年。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疑是现阶段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和总抓手。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包含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如，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仍然是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等，这些重要思想仍然对2020年之后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起指导作用。
此外，从我们奋斗目标的衔接性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民族复兴中国梦，是紧密衔接的先后发展阶段。我们今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在解决温饱后过上了中等偏上水平的生活，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壮举。标志着我们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含我们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而奋斗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
二是要提倡重点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个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党的，历来重视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学习型摆在第一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重要讲话。应该说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氛围和态度是好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不能停留在一般提倡重视学习这个层面上，应当强调要重点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这一点，首先是由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决定的。因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解决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中产生和形成的，它又会对进一步解决我国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起指导作用。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凸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拉大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情况仍然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仍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无疑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重点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强调要重点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针对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存在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形势下，学习首先是学专业知识，甚至片面理解“缺什么补什么”。于是出现了有些党员干部对学习理论不感兴趣，而只对拿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乐此不疲，推崇西方大学的“案例教学”等等。
邓小平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感兴趣的状况，曾讲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9]习近平也指出，领导干部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邓小平和习近平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又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然，今天我们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
毛泽东有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0]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的征程，全面从严治党进入关键阶段。总之，我们现在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处于各种矛盾交织叠加和各种挑战并存的背景下。因此，必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为指导，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3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1页。
[3] 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4]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5]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4页。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1页。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6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