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 克格勃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天生就是当克格勃特工的料；克格勃培养了他，钟爱他，但他也被其所扭曲、贬损，并且差点被克格勃毁了。这个苏联间谍机构已经渗入他的血脉。他的父亲毕生为情报机构工作，每天都会穿着克格勃的制服，包括周末。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和其他克格勃人员住在国家分配的公寓楼里，吃的是专门为情报官员准备的特供食品，在闲暇时会和其他间谍家庭一起进行社交活动。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一个克格勃的孩子。
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是有史以来最复杂且最有影响力的情报机构。作为斯大林时代情报机构的直接继承者，克格勃既是一个国际国内情报搜集机构，也是政治警察及国家安全机构。它神秘且无处不在，触角伸入并控制了苏联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对敌国开展间谍及反情报行动，克格勃在全球招募代理人并安插间谍，广泛地搜集、收买和窃取军事、政治与科技机密。鼎盛时期的克格勃拥有一百多万名情报官员、代理人和线人，没有哪个组织能像克格勃一样深刻地塑造了苏联社会。
对西方而言，克格勃的字母缩写KGB简直就是国内恐怖、对外侵略与政权颠覆行动的代名词。但在那些生活在其严苛统治下的人眼中，克格勃却并非如此。当然，它带来了恐惧与顺从，但它也被誉为苏维埃的近卫军，是抵御西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侵略的坚固堡垒和共产主义的守护者。克格勃的精英身份和特权势力让他的成员们备受仰慕，并颇感自豪。那些加入克格勃的人将毕生为这个组织工作。“根本没有前克格勃人员这种说法。”前克格勃情报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曾这样说过。这是一个高级俱乐部，成员一旦加入就无法离开。对拥有足够才干与雄心的人而言，加入克格勃意味着荣耀与责任。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从事其他工作。
他的父亲名叫安东·叶夫根耶维奇·戈尔季耶夫斯基（Anton lavrentyevich Gordievsky），是一名铁路工人的儿子，曾是一名教师，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将他转化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名意识形态教条的严格执行者。“苏联共产党就是上帝。”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如此指出。他的父亲从未动摇自己的信仰，即使这种信仰要求他参与无法言喻的罪行。1932年，他参与实施了对哈萨克斯坦的“苏维埃化”，有组织地征收农民的食物，以供给苏联军队和城市。成千上万人死于因此导致的饥荒。安东近距离目睹了这场由国家意志引起的灾难。同年，他加入了国家安全部，后来又加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斯大林时代的秘密警察机构，也是克格勃的前身）。作为政治指导处的一名官员，他负责政治纪律与思想宣导。安东娶了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戈尔诺娃（Olga Nikolayevna Gornova），一名24岁的统计员，夫妻二人搬到了莫斯科专供情报系统精英居住的一栋公寓。他们的长子瓦西里于1932年呱呱落地。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在斯大林体制下飞黄腾达。
当斯大林同志表示革命面临来自内部的致命威胁时，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做好了清除叛徒的准备。大批“国家敌人”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具有嫌疑的第五纵队分子和隐藏的托派分子、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反革命间谍、党和政府官员、农民、犹太人、教师、将军、知识分子、波兰人和红军士兵等，其中大多数人是全然无辜的。在斯大林时代偏执多疑的警察国家体制下，确保生存的最安全方式就是揭发他人。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尼古拉·叶若夫曾说，“宁可让十个无辜的人遭罪，也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当你砍树时，碎屑自然会飞溅出来”。但如同所有其他革命一样，革命者自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展开了调查与清洗。在大清洗的高潮时刻，戈尔季耶夫斯基所住的公寓楼在六个月内被搜查了十多次。逮捕在晚上进行：家里的男人首先被带走，之后是其他人。
在这一时期，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有可能将一些人指认为国家公敌。他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总是对的。”这一结论既可以理解，又完全错误。
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次子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生于1938年10月，此时“大恐怖”逐渐平息，战争的阴云日渐迫近。对朋友和邻居来说，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似乎是苏联公民的完美范本：他们意识形态纯正，忠于党和国家，现在又有了两个健壮的儿子。奥列格出生七年后，小女儿玛丽娜（Marina）诞生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人过着安稳富足的特权生活。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美好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深深的裂痕，隐藏着各种骗局。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不会谈论他在饥荒、大清洗及恐怖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老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名典型的“苏维埃人”，一个顺从的国家公务员。但在内心深处，他感到恐惧和害怕，也许还因内疚而不安。奥列格后来发现父亲是一个“战战兢兢之人”。
相比之下，奥列格的母亲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没有那么驯服。她从未入党，也不相信内务人民委员部毫无瑕疵。她父亲的水磨曾被强行没收；她的兄弟因为批评集体农庄政策，被流放至东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劳改营；她目睹了很多朋友在夜晚从家中被人带走。出于一个农民根深蒂固的常识观念，她深知这种国家机器拥有反复无常与恶意报复的习性，但她保持了缄默。
奥列格和瓦西里年龄上相差六岁，他们都在战争中长大。小戈尔季耶夫斯基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看到成排的邋遢不堪的德军战俘在莫斯科街道游街示众，“他们被绑了起来，像动物一样受到看管”。父亲安东经常长时间不在家，在部队中宣讲党的意识形态。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认真地学习共产主义的正统思想：他就读于130学校，在那里，他的历史和语言天赋初露端倪；他也学习了国内外共产主义英雄人物的事迹。尽管对西方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他还是对外国很感兴趣。六岁时，他就开始看《不列颠盟国》（British Ally）了，这是英国大使馆为了增进英苏之间的理解而发布的一份俄语宣传册。他还自学了德语。和所有苏联青年被期盼的一样，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父亲带回家三份官方报纸，对其中的政治宣传内容大表赞扬。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克格勃，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奥列格的母亲只会偶尔在低声细语的抱怨中悄声表达不满。在苏联，宗教信仰是非法的，两个男孩从小就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的外婆偷偷地让瓦西里受洗皈依了东正教；如果不是被大惊失色的父亲发现并劝阻，奥列格也会受洗成为基督徒。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一个充满欺骗却亲密友爱的家庭中长大。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尊重党，以一名无畏的共产主义拥护者自居，但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目睹了恐怖事件的怯懦之人。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完美的克格勃特工之妻，但在暗中鄙弃苏联体制。奥列格的外婆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偷偷地敬奉上帝。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在彼此之间或向任何外人表露过自己的真情实感。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强调令人窒息的一致性，一个人偷偷地持有不同信仰是可能的，但对此开诚布公就太危险了，即便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奥列格从小就发现，一个人可以过一种双面生活：在爱身边人的同时，隐藏真实的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面前是一种人，内心却截然不同。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学校毕业时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当上了共青团的负责人，他能干、聪明、体魄健壮，唯命是从、不标新立异，完全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但他也学会了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表现不同，但他的父亲、母亲和外婆都戴着面具生活。年轻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小就在各种秘密中长大。
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三年后的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他进行了批判。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大吃一惊。他的儿子相信，对斯大林的官方批判“强有力地消解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哲学理念”。安东不喜欢这样的变化，但他的儿子奥列格却为此感到高兴。
“赫鲁晓夫解冻”（Khrushchev Thaw）的持续时间不长，也有很多局限性，却是一个真正的解放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的审查制度变得宽松，数千名政治犯得到释放。对苏联人而言，这是一段充满朝气与希望的好时光。
17岁时，奥列格考取了著名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在这里，令人振奋的新环境促使他与同学就如何缔造一种“更人性的社会主义”展开了热烈讨论。他没有适可而止。母亲的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开始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一天，他写了一篇文章，用稚嫩的笔法捍卫自由与民主，而这些概念是他根本不了解的。他将文章内容录制到语音教室，并播放给一些同学听。同学们十分震惊。“你必须马上毁掉这份材料，奥列格，以后也别再提这些事了。”奥列格突然感到恐惧，但与此同时，他也怀疑是否有同学向当局揭发了他的“激进”思想。克格勃在国际关系学院里也安插了间谍。
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遍及该国全境的反苏暴动。这一残酷的事实体现了赫鲁晓夫改革思想的局限性。尽管苏联的审查制度和宣传机构号称海纳百川，但镇压暴动的新闻报道还是经过了过滤。奥列格想起了接踵而至的高压举措，“所有的暖意都消失了，寒冬已经来临”。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是苏联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被亨利·基辛格称作“俄国的哈佛”。该院校直属于苏联外交部，是苏联外交官、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间谍的摇篮。在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视角下，戈尔季耶夫斯基学习了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学院能够教授多达56门语言，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学都多。语言技能有助于学员进入克格勃工作和到情报工作目标国完成任务。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德语已很流利，他本想学习英语，但学习英语的学员过多，报不上名。“学瑞典语吧，”已经加入克格勃的哥哥建议道，“这是进入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敲门砖。”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受了哥哥的建议。
学院图书馆收藏了一些外国报纸与期刊，尽管内容被大量删减，还是能够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小心翼翼地阅读这些材料，因为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公开显露兴趣会引起苏联当局的怀疑。有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会在夜里偷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或美国之音的节目，尽管苏联的审查机构实施了无线电干扰，让国内听众只能收听到“最基础、最模糊的一抹事实真相”。
和所有人一样，晚年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倾向于通过自身经历审视过往，认为自己内心早已偷偷种下了反抗的种子，相信自己的性格注定了自己的命运。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学生时代，他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热切地希望像父亲和哥哥那样进入克格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匈牙利暴动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设想，但还不是颠覆性的。“我还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但我的幻灭感与日俱增。”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的很多同学并无二致。
19岁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参加了一次越野跑活动。这项运动的孤独感吸引了他，长时间的剧烈节奏感以及和自己身体的竞争，都是对个人极限的一种考验。奥列格本应善于交际，对女性和轻佻之辈具有吸引力。他的相貌非常英俊，头发茂密，性格开朗，非常温柔。休息时，他表情严肃，但当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画面进入他的眼帘，他也会露出笑容。和大家一起时，他通常显得随和友好，但他的内心深处也藏有强硬而隐秘之处。他并不孤独，也不是什么独行侠，但他在独处时感到很舒服。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出于自我完善的渴望，奥列格相信越野跑是一种“人格建设”。他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莫斯科的街道和公园中独自跑上数小时。
斯坦尼斯拉夫·卡普兰（Stanislaw Kaplan）是少数与他走得比较近的同学之一。“斯坦达”（昵称）·卡普兰是奥列格在大学田径队的队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当他作为来自苏东集团的数百名优秀学员之一来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时，他已经获得了布拉格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的学位。和其他来自苏东阵营新成员国的人一样，卡普兰的“个性并未被扼杀”，戈尔季耶夫斯基多年后如此写道。卡普兰比奥列格大一岁，受训成为一名军事翻译员。两个年轻人发现，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看法。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卡普兰拥有自由派思想，对官方路线怀有很深的疑虑。”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卡普兰的直率主张感到兴奋，但也有些恐慌。凭借较深的肤色和英俊的外貌，斯坦达很受女性欢迎。两人成了至交，他们一起跑步，一起追女孩，一起在高尔基公园附近的一家捷克餐厅用餐。
被奥列格奉为偶像的哥哥瓦西里也对他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当时，瓦西里正在接受训练，以成为一名“非法特工”，即苏联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的无数深度卧底特工的一员。
克格勃海外间谍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在正式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间谍活动，可以是苏联外交或领事人员、文化参赞或军事武官、特派新闻记者或贸易代表。外交保护意味着如果他们的间谍活动被发现，这些“合法”的间谍不会因从事间谍活动而受到起诉，只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之人”，驱逐出驻在国。与之相对，还有一种“非法”间谍（俄语为Nelegal）没有官方身份，通常使用假护照和化名执行海外任务，悄无声息地渗入其所指派的任何国家。（在西方，此种间谍被称作NOC，即没有外交身份掩护的情报人员。）克格勃在全球安插此类间谍，他们假扮为普通公民，隐姓埋名且极具破坏性。和“合法”间谍一样，他们搜集情报，招募线人，实施各种间谍活动。有时，他们会作为“休眠者”长期潜伏，在有需要时才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也是潜在的第五纵队人员，随时准备在东西方开战之际投入战斗。“非法特工”的活动在官方监管之外，因此无法通过可被追查的方式获得资助，也无法通过安全的外交渠道进行情报交流。但和特派到使馆的间谍不同，他们很少留下可供反情报调查人员跟踪的痕迹。每一个苏联驻外使馆都常设一个克格勃小组，其中安插了多名伪装成各种官方身份的克格勃人员，他们都听命于一位负责人（相当于军情六处的工作站站长或中情局站长）。西方反情报机构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分辨出哪些苏联官员是真正的外交官，而哪些人其实是间谍。至于追查那些“非法特工”就困难得多了。
第一总局（the First Chief Directorate）是克格勃负责对外情报的部门。其中，S局（S意为“特别”）负责培训、委派和管理非法特工。1960年，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正式招募进入S局工作。
克格勃在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一间办公室，驻有两名官员，负责物色潜在的招募对象。瓦西里曾对S局的上级提起过自己的弟弟，说他熟悉多种语言，可能会对克格勃的工作感兴趣。
1961年初，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被邀请到克格勃内部进行了一次谈话，之后被告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附近的一栋大楼去。在那里，一名中年女性用德语礼貌地对他进行了一轮面试，并称赞了他的德语水平。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克格勃系统的一员。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寻求加入克格勃；这不是一个可以申请加入的俱乐部。只有它能选择你。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派往东柏林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工作实习，在苏联大使馆当翻译时，他的大学时光已经接近尾声。第一次出国的经历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非常兴奋，受召到S局就东德的情况作简单汇报，更让他激动不已。虽然民主德国是苏联的卫星国，但它并没有因此逃脱克格勃的关注。哥哥瓦西里已经作为特工居住在那里。奥列格欣然同意与哥哥联系，并为新的非官方雇主完成几项“小任务”。1961年8月12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抵达东柏林，前往卡尔斯霍斯特郊区受克格勃管辖的一处学生旅社。
1961年的前几个月里，大批东德人通过西柏林涌入西方。截至1961年，共有350万东德人逃离，约占东德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东柏林出现了大批推土机。东德政府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开始采取极端手段阻止人口逃离：他们修建了柏林墙（Berlin Wall），通过这一物理屏障将东柏林和东德其他地区与西柏林阻隔开来。150多英里长的柏林墙由混凝土建造，布满了铁丝网、地堡、反载具战壕和围栏，是铁幕的实体象征。
戈尔季耶夫斯基惊恐地发现，东德工人毁坏了边境沿线的街道路面，使车辆无法通行，军队随后铺开了数英里长的带刺铁丝网。一些东德人意识到他们的逃跑之路即将关闭，为了自由拼死一搏，试图爬过路障或游过边界的运河。警卫沿着边界排成一排，奉命向任何试图越界跑到西德的人射击。这座新修建的墙深深震撼了22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只有一座真正的屏障，加上瞭望塔里荷枪实弹的警卫，才能让东德人待在他们的社会主义天堂里，不让他们逃往西方。”
戈尔季耶夫斯基虽然对突然开始修建的柏林墙感到震惊，但这并未阻止他忠诚地执行克格勃的命令。对威权的恐惧是一种本能，服从的习惯早已养成。S局向他提供了一名德国女性的名字，她曾是一名克格勃线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任务是摸清她的底细，搞清她是否准备继续提供情报。奥列格通过当地警察局找到了她的地址。为他开门的中年女性似乎对一位手捧鲜花的小伙子的突然造访并不感到意外。不到一杯茶的工夫，她就明确表示，自己准备继续和克格勃合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完成了第一份克格勃工作报告。这距离他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接受忠诚测试的人是我，而不是那个德国女人。”
1961年圣诞节，他和哥哥瓦西里取得了联系，瓦西里当时正以伪造的身份居住在莱比锡。奥列格没有向瓦西里透露他对修建柏林墙感到的恐惧。哥哥已经是一名职业克格勃情报官员，不会容忍这种思想立场的动摇。正如他们的母亲没有向丈夫透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一样，兄弟二人也互相保有自己的秘密：奥列格不知道瓦西里到底在东德做什么，瓦西里也没有察觉到奥列格的真实想法。二人观看了一场圣诞清唱剧演出，奥列格因此“大受震动”。相比之下，俄罗斯似乎是一片“精神荒漠”，那里只能演奏得到官方认可的作曲家的作品。像这部巴赫作品一样处于“阶级敌对”立场的宗教音乐遭到严禁，因为它代表了堕落的资产阶级趣味。
在东德的几个月对戈尔季耶夫斯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目睹了敌对意识形态给欧洲带来的具体和象征性差异，品尝了在莫斯科遭到禁止的文化硕果，还正式开始从事间谍工作。“当时我初次体验了自己在加入克格勃之后可能从事的工作，这令我感到兴奋。”
事实上，他已经是克格勃的一员了。
回到莫斯科后，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于1962年7月31日到克格勃进行述职报告。为什么他要加入一个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受到他质疑的组织呢？克格勃的工作内容充满魅力，并承诺提供出国的机会。地下工作的隐秘性自有其诱人之处，而奥列格自己也充满雄心。他认为，克格勃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自己也会改变，苏联也可能产生变革。此外，这份工作报酬丰厚，能让他享受特权。
当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得知自己的二儿子也要加入情报机构，走上父亲和哥哥的老路时，她感到沮丧。有一次，她公开表达了对政府及执行高压政策的机构的愤怒之情。奥列格指出，他不会为负责国内工作的克格勃组织工作，而是到驻外部门第一总局，这是一个由讲外语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组织，从事对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要求很高的高端工作。“这有点不像传统的克格勃，”他对母亲说，“这是真正的情报和外交工作。”奥尔加转身离开了房间。父亲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沉默不语。奥列格觉得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骄傲。多年后，当他对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个全面认识时，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当时快要退休的父亲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害怕和自己的儿子谈论克格勃的工作”。此外，作为克格勃的骨干，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或许正努力想要维持自己的两面人生，所以他心中充满恐惧，没有提醒儿子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作为苏联普通公民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和斯坦达·卡普兰一起参加了学校在黑海边举行的假日野营。卡普兰决定暂缓一个月回国加入捷克斯洛伐克令人生畏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StB）。两位友人很快就会成为同事，苏东集团情报战线的盟友。在一个月里，他们松树下宿营，每天跑步，游泳，晒太阳，谈论女人、音乐和政治。卡普兰对苏联的制度愈发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卡普兰对自己这种危险的信任感到受宠若惊：“我们之间存在一种默契，一种信任。”
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卡普兰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写了一封信。除了谈论自己遇到的那些女孩的绯闻以及两人团聚时将享受的欢乐时光外（“我们会喝光布拉格所有酒吧和酒窖里的酒”），卡普兰提出了一个重要请求：“奥列格，你能弄一份刊载叶夫图申科所写关于斯大林的诗歌的《真理报》吗？”这首饱受争议的诗是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i Yevtushenko）所写的《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这首诗是这位极为大胆且极有影响力的苏联诗人对斯大林主义的正面抨击。诗文主旨在于请求苏联政府确保斯大林永远“不会复活”，向一些领导人对斯大林时代的怀念之情发出了警告：“谈到过去，我指的是无视人民的福祉、栽赃陷害和监禁无罪之人……‘干吗在意这些？’有人会问，但我不能无动于衷。/因为斯大林的后继者阴魂不散。”这篇诗文在苏共官方报纸刊登，引起了一阵轰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刊行。“该诗对我们一些人冲击很大，他们都带着某种不满情绪。”卡普兰在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信中如此写道。他说想要将该诗的捷克语译本与俄语原版进行比较。但实际上，卡普兰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另有所指，两人都对叶夫图申科所表达的情感感同身受，和诗人一样，他们不会对斯大林遗留影响的肆虐坐视不管。
克格勃“红旗”精英培训学院位于莫斯科北面50英里外的密林深处，代号101学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代号与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101房间重名（这纯属无意的巧合）。在101房间的地下审讯室，犯人们置身于最悲惨的噩梦之中，之后只能乖乖地放弃抵抗。
在这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另外120名接受培训的克格勃军官将掌握苏联谍报手段的最高机密：情报与反情报、招募与使用间谍、有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和非法间谍、特工与双面特工、武器的使用、徒手格斗与侦察，以及这门神秘行当里的种种本领和行话。101学校最重要的培训内容是如何识别并摆脱监视，即所谓“干洗”（克格勃术语称作proverka）：这种技巧包括如何确认自己被跟踪了，并以一种看似巧合而非故意的方式来躲避监视，因为一名明显“意识到自己被监视”的目标对象很可能是一名受过培训的情报密探。“情报人员的一举一动不应引起他人的怀疑，”克格勃教官强调，“如果监视机构发现一名外国人明目张胆地摆脱盯梢，这只会刺激他们更加隐秘、更加耐心，并且更别出心裁地开展监视工作。”
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即便自己已受到监视）和间谍取得联系，是每一项秘密行动的关键所在。在西方间谍界，执行隐秘任务的情报官员或特工开展的就是所谓“黑色行动”。在反复测试后，克格勃学员将会在一个特定地点与特定人员取得联系，投放或接收情报，确认自己是否遭到跟踪，并在确定被跟踪时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甩掉尾巴，安全抵达指定地点。克格勃第七局负责监控。在跟踪嫌疑人方面训练有素的专业监控人员会参与到训练中。每天训练结束后，受训学员和监控小组都会交换意见。“干洗”是一项令人疲惫不堪、充满竞争、耗费时间且劳心费神的工作，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精于此道。
奥列格学会了如何设置一个“标志性指示”，即在公共场所留下秘密暗号——比如路灯杆上的粉笔印——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不会留意这些标记，但间谍会明白这表示在某一时间地点碰头；如何做到“擦肩而过”，将信息或物品交给他人而不被发现；如何“间接传递”，即不直接接触，而是将信息或现金置于某一特定地点，让对方拾取。奥列格还学习了密码加密和解码、识别信号、秘密书写、微点照片的事前准备、拍摄和伪装技术。学院还教授经济学与政治学知识，并对年轻特工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以巩固他们的政治信念。奥列格的一名同学对此评价道：“这些陈腐的准则和理论就像仪式咒语一样，无异于时刻表示自己的忠诚。”已经到国外执行过任务的资深克格勃情报官员会对学员教授西方文化和相关礼仪，以让新学员更好地认识贪图享受的资本主义生活，做好与其斗争的准备。
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使用第一个化名。苏联和西方情报机构在选择假名时使用同样的方法——它应与真名相近，使用一样的首字母，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有人使用你的真名给你寄信，那些只知道你化名的人很可能会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的假名是“戈迪耶捷夫”（Guardiyetsev）。
和其他学员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宣誓永远忠于克格勃：“我承诺愿为捍卫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守国家秘密。”他在宣誓时毫无迟疑。他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这是加入克格勃的前提条件。他可能心存疑虑——很多人都会如此——但这并未阻止他诚心诚意地加入克格勃和苏联共产党。另外，克格勃的工作令人兴奋不已。因此，与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截然不同，在101学校为期一年的培训，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年轻时最愉悦的一段时光，充满了兴奋与期待。他和他的同学们因为才智过人和对官方路线的忠诚服从，以及情报人员普遍具备的冒险精神，被克格勃选中。“我们选择了克格勃，因为它明确提供了未来行动的前景。”保密性将他们紧紧黏合在一起。即使奥列格的父母对他所在何处或从事何种工作也所知甚少。“进入外国情报处（FCD）服役是国家安全部门大多数年轻情报员隐藏而又公开的梦想，但只有少数人配得上这一荣誉，”和奥列格差不多同一时间进入101学校，后来成为克格勃将军的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说，“这份……工作以其自身的传统、纪律、惯例及特殊的职业语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同志情谊，把情报官员们团结起来。”到1963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格勃这一大家庭。他衷心发誓为捍卫祖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保守最后的秘密。
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为外国情报处主管“非法特工”的S局努力工作。他开始染上酗酒的习惯——在成功完成任务后喝伏特加喝到酩酊大醉，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作为一名没有官方身份掩护的特工，他居无定所，使用不同的化名为地下情报网络服务，并向其他隐藏的特工传递信息和资金。瓦西里从未告诉弟弟自己的工作内容，但他会隐晦地提到一些异域地名，比如莫桑比克、越南、瑞典和南非。
奥列格希望像哥哥那样在激动人心的海外地下情报界施展拳脚。然而事与愿违，他奉命到莫斯科的S局报到，负责给其他“非法特工”准备文件材料。为了掩盖自己的失望情绪，1963年8月20日，戈尔季耶夫斯基穿上了最好的一套西装，去克格勃总部报到履职。建筑群坐落在克里姆林宫（Kremlin）附近，既包括监狱，也有档案馆，更是苏联情报机构繁忙的神经中枢。在克格勃总部的中心位置坐落着阴森的卢比扬卡（Lubyanka），这座新巴洛克式建筑最初是全俄保险公司（All-Russia Insurance Company）的办公地点，现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已成为克格勃的刑讯室。克格勃官员将控制中心称作修道院（The Monastery），或只称其为“中心”。
去迷人的海外国家执行秘密任务的希望落空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得不深陷于处理文件的杂务之中，成了一名负责填写各种表格的“苦役”文书。每名非法特工都需要一个伪装人格，一个令人信服的背景故事，一个具备完整个人档案和伪造文书的新身份。上级需要对每名非法特工进行供给、指导和资助，对暗号标记点、秘密投递点及擦身而过传递便条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安排。英国被认为是安插非法特工的天堂，因为英国没有身份证制度，没有中央人口登记局。西德、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是谍报工作的重要目标。奥列格负责对德业务，每一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人。在两年时间里，他过着一种两面人生，一方面向国外派遣伪造身份的间谍，一方面和回国人员碰面。
在克格勃的“中心”游荡着一些幽灵般的人物，他们都是已至迟暮之年的苏联谍报英雄。在S局的走廊上，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了化名为戈登·朗斯代尔（Gordon Lonsdale）的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Konon Trofimovich Molody），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无官方身份特工之一。1943年，克格勃盗用了一个名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Gordon Arnold Lonsdale）的死去的加拿大孩子的身份，给在北美长大、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莫洛迪使用。冒用朗斯代尔身份的莫洛迪从1954年开始定居在伦敦，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风趣的商人，贩卖自动点唱机和泡泡糖机，但他在暗中组建了所谓的“波特兰间谍网”（Portland Spy Ring），一个搜集英国海军机密的线人网络。（离开莫斯科之前，一名克格勃牙医在他牙齿上钻了几个不必要的洞，莫洛迪只需张嘴指指克格勃钻的窟窿，就能向其他苏联间谍表明自己的身份。）一名中情局“鼹鼠”的告密导致莫洛迪的间谍活动曝光并因此被捕，当英国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仍无法确定他的真实姓名。戈尔季耶夫斯基此次见到他时，恰逢他与一名被控在莫斯科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商人进行交换后重回莫斯科。类似的传奇人物还有化名为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的维利亚姆·捷瑞科维奇·费舍尔（Vilyam Genrikhovich Fisher），他因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三十年监禁，后来被美国放回苏联，以交换被俘的U-2侦察机驾驶员加里·鲍尔斯（Gary Powers）。
但在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苏联间谍中，最著名的是一个英国人。金·菲尔比（Kim Philby）1933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反，在军情六处一路升迁的他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情报，最终在1963年1月叛逃苏联，令英国政府大为尴尬。他现居住在莫斯科一栋舒适的公寓中，并受人照顾。“他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一名克格勃官员说，他会浏览《泰晤士报》（The Times）旧版面上的板球比赛比分，吃牛津果酱，常常喝得不省人事。菲尔比在克格勃内部被尊为传奇人物，他现在仍继续为苏联情报机构打零工，包括对使用英语的情报人员进行培训，分析特殊案例，甚至为苏联冰球队打气。
和莫洛迪、费舍尔一样，菲尔比也给那些崇拜英雄的年轻特工们上课。但克格勃间谍生涯结束后的现实生活远谈不上幸福。莫洛迪开始酗酒，并在一次外出采摘蘑菇的旅途中离奇死亡。费舍尔变得充满幻灭感。菲尔比曾试图自杀。三人最终都将在苏联邮票上得到纪念。
只要仔细观察（很少有苏联人能做到）就不难发现，克格勃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是不言自明的。“中心”是一个一尘不染、灯火通明、与道德绝缘的官僚机构，当克格勃官员一丝不苟地策划在海外实施犯罪的细节时，这里会立刻变得无情、谨慎且极端严格。从一开始，苏联情报机构在开展行动时就毫无道德约束。除了搜集和分析情报外，克格勃还组织策划政治战、操纵媒体、发布虚假信息、伪造证物，并进行恐吓、绑架和谋杀等活动。克格勃第十三部又名特种任务局（Directorate for Special Tasks），专门负责破坏和暗杀。同性恋在苏联是非法的，但克格勃会招募同性恋者去引诱外国同性恋者，以便在之后对他们进行勒索。克格勃在打破原则时毫不犹豫，不过，这里也是一个观点陈腐、伪善和道德说教之处。它禁止员工在工作时间饮酒，尽管很多人下班后会喝得烂醉如泥。克格勃的很多办公室里都会流传关于员工私生活的流言蜚语，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心”，绯闻和蜚语可能会毁了一名员工的职业生涯乃至生命。克格勃对雇员的家庭状况十分关注，因为在苏联不存在个人隐私。员工应该结婚、生子，维持婚姻关系。这样做是出于控制员工的考虑：一名已婚的克格勃雇员在国外不太可能叛变，因为如果变节的话，他的妻子和家人都会沦为人质。
加入S局两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自己不会像哥哥那样成为一名派驻国外的密探。但瓦西里本身可能就是奥列格无法执行密探任务的主要原因：根据克格勃的逻辑，多名家庭成员在国外，尤其是在一个国家派驻两人，可能会诱发变节行为。
工作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厌倦和沮丧。一份许诺冒险和刺激的工作却变得极端单调。他在西方报纸上看到的世界，似乎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他决定结婚。“我希望尽早出国，但克格勃从不会派未婚的人出国。我急于找到一名妻子。”一名会讲德语的女性将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样一来，夫妻二人可以一起派往德国。
叶莲娜·阿科皮安（Yelena Akopian）当时正在接受培训，以成为一名德语教师。她21岁，有一半亚美尼亚血统，人很聪明，长着一双黑眼睛，非常风趣。她是个一句话就能把人驳得哑口无言的机灵女孩，有一段时间，奥列格觉得她诱人而有吸引力。两人在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见了面。在他们之间擦出火花的不是激情，而是共同的抱负。和奥列格一样，叶莲娜也渴望出国，梦想摆脱和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拥挤公寓里的生活。戈尔季耶夫斯基此前的少数几次恋爱经历都很短暂且不尽如人意。叶莲娜似乎提供了一个现代苏联女性的理想典范，不像他以前遇到的女同学那样作风传统，而是有一种不可预测的幽默感。她自称女权主义者，尽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这一思想受到严格的限制。戈尔季耶夫斯基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爱意。他们开始交往，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的回忆，“我们当时都没有进行多少真正的思考或自我审视”。几个月后，二人低调完婚，理由并不那么浪漫：与叶莲娜成婚能增加奥列格的晋升机会，奥列格则可以帮助叶莲娜离开莫斯科。这是典型的克格勃式功利婚姻，尽管双方都不承认这一点。
1965年末，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等来了机会。克格勃创立了一个在丹麦运作的非法特工岗位。表面上，他是一名负责处理签证与遗产继承的领事官员；实际上，他将为“N线”（意为nelegalniy或非法特工）工作，负责S局的现场作业。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是管理克格勃在丹麦的地下间谍网络。他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命。他当时的想法和金·菲尔比1933年被克格勃招募后的感受一样：“我没有任何犹豫。当一支精英部队向你表示招揽之意，你不会有丝毫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