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批判精神的内化

雷颐

经典之作，常读常新，此正经典的意义与魅力所在。

柯文（Paul A.Cohen）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便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此书于1984年出版，以后多次重印，2010年又出新版。中国历史研究在美国并非学术的“中心区域”，这本非常“专门”的学术书能一再加印并出新版，足见美国学术界的重视。此书中文版1989年甫一出版即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震撼，此后也屡屡加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现在决定将这部问世已三十余年的著作再出新版，再次证明其经典性与生命力。

一

对旧作的中文新版，柯文教授非常重视。1989年版由学理与外文俱佳的资深学者林同奇先生翻译，时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林先生又有便利为如何理解其思想，甚至某字某句如何中译与柯文先生时常讨论，所以译品堪称完美。这次新版，柯文先生坚持仍用林译，“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他们对林译无任钦佩”。笔者便是其中之一。为慎重起见，柯文教授对出版社提出，新版如对林译仍不放心，可请我来“确保”（vouch）其质量。

他提出由我“确保”，当因1994年笔者翻译出版了柯文教授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对拙译，柯文教授谬赞多多，后来多次希望他的新作由我翻译。无奈总是琐事缠身，而且更多参与一些翻译组织工作，便推荐他人翻译，由我校订，请他放心译文质量。但此次要我来“确保”林译质量，委实不敢当。然而柯文教授与出版社之托难以推辞，再加笔者当年也是读的中译本而未读英文本，这次中英对读，一是向前辈译者学习的大好机会，二是认真读原文，理解当更加深刻。笔者将中英文逐字逐句对读后，仅就翻译而言就收获良多。恕我戏仿某部电影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部优秀译作摆在我面前，使我“无任钦佩”，如果现在非要在“无任钦佩”上加一个限定词，我希望是“更加”。

林同奇先生译完此书且写了长长的译序，对这本书做了全面准确的概括与细致的分析，直陈其利弊得失，切中肯綮，实为此书的导读。如前所述，林同奇先生翻译时经常与柯文教授商讨，写序时也与柯文先生相商。林序高度评价此书，但有理有据，毫无溢美。更难得的是对此书有尖锐的批评，直陈其局限性，都持之有故，言出事随。对林的坦率直言，柯文教授不以为忤，且认真作答。受作者之托冠序而不敷衍赞扬，托人写序而对序中对自己的犀利批评额首称赞，实不多见，反映出两位学者对待学术的严谨、认真，确为学林佳话。

此书多次出版，柯文先生自然陆续写了“序言”、“中文版前言”、“英文平装再版序言”、“2010年新版序言”等。在这些“前言”、“序言”中，柯文先生不仅概括了自己全书的构架与思路，而且对出版以来的批评意见详细作答。更重要的是，此书出版数十年来美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成果丰硕，柯文先生结合这些硕果与自己理论框架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评骘与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美国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发展变化，更可以看到柯文先生几十年来学术进路的来龙去脉，再给人深刻启发。

没有想到的是，已有如此精彩重要的多篇序言，柯文先生和出版社此次竟属序于予。笔者自知学识有限，概括的精准与评论的精当均超不过上述序言，更难做到不谀一词不妄一语，感惭交并，辞受两难。踌躇再三，还是恭敬不如从命。恕我重复，上述多篇序言对此书已做了全面、准确、重要的导读，无须笔者再多致一词，只想略谈自己的一得之见，就教于方家。

二

众所周知，此书对美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冲击—回应”提出强劲挑战，中译本出版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也几乎全部在此。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对“中国主体性”的阐发赞扬……忽视至少是忽略了这本书更丰富的内容。这部深刻的历史学方法论著作，不可避免地论述到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的方方面面。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发展是有目的还是无目的，历史相对主义与本质主义，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内部取向与外部取向，理论框架的意义与局限，移情的可能与不可能，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关系，历史研究的精细化与综合性的复杂关系……必须承认，我也是这次重读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才发现现在中国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关系等，此书早有深入论述，这些洞见，此前都被简单的“中国中心vs.美国中心”、“东方中心vs.西方中心”所遮蔽。

此书出版的三十余年间，美国与中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因“全球化”的迅猛进展发生了深刻变化。一部有生命力的史学方法论、历史哲学的著作其文本必然具有开放性，其文本与这种变化密切相关，不断解读。柯文教授在“2010年新版序言：对于中国中心观史学的进一步思考”中承认，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许多进展都对“何谓‘中国历史’的边界，乃至于何谓‘中国’的定义提出疑问。不可避免的是，上述研究也因此以各自的方式对于中国中心取向的适切性提出挑战”。近年引人注目的“新清史”学派，以清王朝大量的满文档案为基础，犀利地挑战入关后的满人已被汉人同化的观点，并用“清代中心”及“满洲中心”来凸显其差异性。“他们的主要论证并非否认满人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部分，而是帝制晚期的中国从满洲视角而言将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从传统同化或汉人观点来看待满人的历史角色，将导致与从西方中心观点看待中国时相同的扭曲和偏见。”虽然“新清史”引起广泛争论，但由此引发对中国领域内非汉族的其他少数民族研究的更加重视、强调，也对实质是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中心”构成挑战。

全球化时代国家对个人的限制越来越淡化，出境乃到移民他国成为常态。已入他国国籍的华裔学者提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也与“中国中心”形成复杂关系。海外华人有关中国的论述是“中国中心”还是“非中国中心”。由此思路再往上溯，在19世纪中后期起，大量华工移民美国；更早一些，大量华人移民印度尼西亚、东南亚等地，他们的历史既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又成为美国历史、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历史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下，什么又是“中国中心”？

在几个“序言”和“前言”中，柯文教授对这些挑战一一作答，并且承认这些挑战一些是自这本书开始写作时就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并延续至今，一些是在后来的研究阶段中陆续出现。这些挑战引发了他进一步的深刻思考，使他对自己“思想发展中变与不变的部分，有了更清晰的图像”，坦率地说明了“如果我重写此书的话，哪些部分需要修正”。

这近三十年间，他的研究进路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或者说修正。1997年，柯文先生出版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一书。柯文先生此书其实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写的是义和团，但义和团其实只是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载体、视点；通过“义和团”处理的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则考察直接、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及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当时的“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这三部分，构成了“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代表着柯文先生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循此进路，他在2009年出版了《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神话”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或危机时期，从辛亥革命、民族救亡直到60年代“反修斗争”、“三年困难时期”曹禺的话剧“胆剑篇”，所起作用做了层层剖析。

作为三十年前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中心观”的重要推手，柯文先生对此做出某种调整。他承认，“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其他研究主题，也对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它被弃之不用，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者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微妙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中国中心观是有局限的”。显然，“（古代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现象。然而，这种互动极其复杂，深刻反映了个人、群体或者（某些情况下）全体人民把自己摆放进历史记忆空间的方式”。但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完成《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一书后，他突然想到，如果从世界各国的诸多事例中，选择与某些特殊问题相关的一定数量的例子，加以综合分析，可能会非常有意义。经过几年潜心研究，他又出版新作《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影响力》（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该书聚焦于6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确实超越了“中国中心”。

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他强调中国历史对于非中国人来说是“局外人”，这种“局外人”的视角是“一个问题，对历史研究而言是负担多过资产”。通过《历史三调》、《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影响力》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几则经典“故事”在其历史的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的个案研究，处理历史书写的一般性课题，力图超越以某个国家为“中心”。这样“在二十世纪从中国中心观点深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局外人视角对于认识故事与历史关联在人类经验的普遍重要性而言，也许曾经是必要的。但当我们达到此目的时，由于文化特殊性的重要性已降低，过去对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区别，也很可能将不再如以往那般明确了”。

三

从1974年出版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到新近问世的《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影响力》，历经四十余年。四十余年间，柯文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路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脉络有迹可循、清晰可见，自有学术演变的内在理路。在变化之中，却有不变的部分。

不变的是深刻的自我反思、批判精神，对自己所处“学术共同体”共奉的范式的反思、批判精神，哪怕自己尊敬的老师是这种范式的重要奠基者。他在本书英文版首版“序言”中开宗明义：“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ethnocentric distortion）。”这种自我反思与批判，已内化为柯文教授的一种“本能”。多年前笔者发表《“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一文，这篇文章谈到在近代中国妇女废缠足运动中，西方传教士与西方在华妇女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不少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妇女。柯文先生读后对拙文颇有赞赏，但同时写道，在1960年代以前美国的男女不平等也很严重。他专门摘录了正在撰写的回忆录中第一章的有关一段寄给我。1960年夏，在美国紧张的汉语课程结束后，他与前妻、女儿在十月初来到台北。他前妻出生在德国，正撰写有关魏玛时期政治的学位论文，马上就要完成。但与他结婚后则开始学习汉语，为随他到台湾做准备。“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哈佛中国研究的男研究生同学没有一位的妻子有自己的事业。当我到台北后，与许多来自美国其他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学者成为朋友，发现情况完全一样。”“这种男性与女性在职业期待方面不平等的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剧变，反映了那个年代民权运动的巨大成就。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妻子随我到台北，后来回美国又随我的教职在不同大学变来变去而搬来搬去是非常正常的。”他还引用了著名的《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是篇评论一本名为《改变美国的十大饭馆》的书评，作者回忆说，在艾森豪威尔的50年代，“在纽约的大多数饭馆，没有没有男性为其点餐、付账的女性坐在那里”。柯文先生在信中对我感叹，这些当然不能与中国女性的缠足、非洲女性的割礼相提并论，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两性的严重不平等确实存在。

对他国学者论述自己国家历史上曾经对该国的妇女解放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柯文教授毫无以此自得、自傲、自豪，反而是立即检讨本国这方面的不足与缺欠。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经内化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柯文先生中文版首版“前言”中明确写道：“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其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借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这种自我反思、批判的精神，至为难得。缺乏这种精神，就会把“他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变成自己“优越”的证明和资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出版后，主要就是这样被中国学界接受的。其实，福柯（Michel Foucalt）、德里达（Jacqes Derrida）等人基本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中国学界接受的。他们的理论对西方世界自“启蒙”以降渐渐发展且日益占据中心地位的理性至上、人道主义、人性论、知识论、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即整个西方近代文明进行了全面“考古”、解构，揭示出潜藏其下的知识/权力话语系统，其颠覆性与革命性，堪称“自掘祖坟”。中国学界许多人对福柯、德里达近乎“自掘祖坟”式的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批判拍手称快，并以此作为自身文化“优越”的明证，作为对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大加挞伐、斥其“自掘祖坟”的学术资源。这种接受，抛弃了福柯、德里达等人理论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实质，以此避开或曰阉割、消解了他们理论的锋芒与革命性。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及前述数篇重要序言、前言，不仅是柯文先生个人的学术史，还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史，也是史学方法论、历史哲学的重要著作，方方面面都给人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