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针穿过两层手套，刺入我手指的柔软皮肤里。如此快速的一刺，不痛不痒。我坐在排风柜前，一动也不动，只是试着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有多严重。我的实验室位于洛杉矶川流不息的日落大道，坐落在洛杉矶儿童医院的动物研究所里。繁忙的道路上人山人海，但旁边的实验室是我有生以来见识过的数一数二安静的地方：过滤再过滤的空气；沉重的门；在长袍、口罩和发网下根本辨认不出来的人。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不知道待过多少小时：无数个晚上，我都在排风柜前工作，只听见上千只老鼠焦急、恐怖的吱吱声。
现在，在加压通气的排风柜里，就躺着一只无助的小动物，一只小白鼠，呼吸沉睡着。它的鼻子上戴着一个小小的透明面罩，为了让老鼠吸入异氟烷：这是一种强烈的麻醉剂，可以让老鼠不乱动，好让我进行危险的操作。问题是，老鼠并没有完全一动不动。正当我动手要注射一剂实验室培养的高浓度HIV（艾滋病病毒）病毒株时，老鼠抽动了一下。刹那间，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针不小心刺到了我的手指。
当时我正就读博士班三年级，研究一种新的基因疗法来对付HIV。该方法背后的原理，是剔除HIV进入细胞所需要的一个基因：若是从干细胞里拿掉这个基因，再将干细胞植入患者体内，那么所有由这些干细胞生成的免疫细胞就能对HIV免疫。这样是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可以确实治愈HIV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当时只在一个人身上实践过——“柏林病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我们想复制他的经验，套用在其他患者身上。我们把这些改良过的干细胞注射到老鼠体内，来测试这种疗法。这些老鼠也不是普通的老鼠，而是经过基因工程改良的没有自己免疫系统的老鼠。人类干细胞注射进去后，它们就会发育出可以运作的人类免疫系统（或者说，老鼠体内能发展出近似人类的免疫系统）。让我们觉得刺激的是，我们可以直接将HIV注射到这些老鼠体内：我们不需要用其他类似的病毒，可以用货真价实的HIV。我们的研究还再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不只是想治愈随便一种HIV，而是想治愈所能找到的最毒、最凶狠的病毒株。倘若我们有办法治得了这样的病毒株，那么我们就治得了所有的病毒株。
不过这下我们选用的强病毒株HIV，让我觉得成了个天大的错误。我不但可能染上HIV，还有可能染上会快速造成AIDS（艾滋病）的超强病毒株。
我独自一人在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保护我不受病原侵袭的排风柜运转的声音充斥着我的耳朵。我坐了一下，看了看那只老鼠。我的第一个直觉，是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不想跟任何人坦承我做了这种蠢事。根据实验室的规范，我应该立即请求协助，再脱下手套，用一种专门用来杀死病毒和细菌的肥皂冲洗伤口15分钟。但是，老鼠要怎么办呢？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更扯的是，安全规范还是我自己写的。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担心：“所有植入HIV的操作必须至少有两人在场。”这样的安全机制，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时刻设计的。本来在我自己制定的规范下，我不应该烦恼老鼠的事，因为现场会有另一个人来帮忙。但是我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规范。
我不能简单地离开，把老鼠丢在那里不管。我转身往左，看了看那只老鼠的同伴。它们全都被麻倒了，静静地睡在笼子里。如果放任它们在麻醉状态中太久，它们就会死掉。我眼前躺的这只也会死掉。
对我来说，它们不只是实验动物而已。这些老鼠出生的那个晚上，我人就在现场。我用双手捧着它们粉红色的小身体，拿着一根跟人类头发一样细的针，朝它们脸颊上的一根静脉注射了好几百万个人类干细胞。我紧张地看着它们长大，心里知道有些老鼠会死掉。三个月以后的现在，我正准备在它们体内注射一种杀死过数百万人的病毒。我跟这些老鼠的关系非比寻常：每一次抽血、每一次操作，我都十分小心地呵护它们。其他研究人员懒得用麻醉药的时候，我还是会用麻醉药。我不想让它们受苦，即便只是一分一秒。如果它们因为我控制不了的因素而受了苦，即使每一只对我来说都是无价之宝，代表着我们好几周的辛苦工作，但我还是会为它们做安乐死。
另外，HIV注射之后就会快速肆虐。虽然因意外被针刺到而受到感染的概率很小，但我碰到的情况不一样。在大多数意外针刺的案例中，流血的那一方已经在服用抗病毒药物了，所以血液里检测不到病毒。而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手上的针里是高浓度的病毒，当初就是为了让每只老鼠都被感染而做的剂量极大化设计。有些研究显示，若在接触到病毒一小时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传染到HIV的概率就会降低。时间正在一分一秒流逝。
仿佛被附身一般，我冷静地进行了那天的实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快速拉起面前老鼠的肚皮，注射了病毒，让老鼠接受了既定的HIV剂量，就跟我刚刚不小心注射进我自己手里的剂量一样。心底安定下来后，我把针扔进装满漂白水的桶里，并关掉气流，让老鼠不再吸入麻醉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笼子里，注意它的鼻子没被衬底的布遮住，没有东西可能会挡住呼吸道。我看着它的同伴闻它、用胡须刺探它。我等了一分钟，看着它从麻药作用下的慢动作恢复成正常的急促呼吸。它的身体抽了一下，醒过来，并翻身站了起来。它不会有事，但我呢？
不知怎么搞的，我继续将病毒注射进剩下所有的老鼠体内，重复刚刚让我不小心刺到自己的同样动作。我清理了排风柜、收拾了麻醉器具、工具，脱下了实验服、口罩、发网和实验靴。我一抓起门把手，手就开始发抖。走出老鼠实验室，我马上就崩溃了。我洗了15分钟的手，疯狂地将碘酒搓进手指上几乎看不见的伤口里。我走出迷宫般的实验室建筑的地下室，踏进温暖的加州阳光之中。在熙来攘往的车流中，我跨过马路，走进我的指导教授保拉·坎农的研究室。
“我被针刺到了。”我告诉她。走廊上传来学生彼此嬉闹的笑声。坎农的反应一如往常，镇静不乱。她给诊疗室打了通电话，我们就过去了。在洛杉矶儿童医院的主要建筑里，坎农不断搞笑、抱怨她的先生、吹嘘她的孩子，让我分心。由于我前几年失去了母亲，坎农变成了代理母亲的角色。指导教授、母亲和朋友，多角色合一。我爱她。我接受必要的抗病毒药物时，她一直都在我身边。
下个月起，我开始吃一套标准药物；全世界有好几百万人在服用这套药物，好让病毒不发作。这些药不便宜：光是那一个月的药物，医院就支付了1000元美金。更糟的是药物的副作用：我整个月都肠胃不适，不断呕吐；另外，药物也让我疲惫不堪。我觉得整个人都失魂落魄。那整个月里，我一边抱怨自己酿成的意外所造成的后遗症，一边想着那些天天服用这些药物的人：不是吃一个月，而是吃一辈子。不是所有人都会对抗病毒药物出现不良反应，但还是有不少人会很难受。有些人不光难以适应副作用而已，还要不断寻找出一套能控制住他们体内病毒的药物组合。更可怜的是那些受到感染，但拿不到这些救命药物的人（而我服用这些药还在抱怨）。本书除了叙述我们怎么开发出治疗的方法，还将说明我们要如何做，才能让全世界3400万[1]感染HIV的人都能得到治疗。
很幸运，我没有感染HIV。我们修改了实验室的安全规范；在一些协助之下，我们也改变了给老鼠注射病毒的方式，确保团队里不会再有人不小心被针刺到。我常常讲这段故事，因为这说明了我在需要坚强的那一刻有多么脆弱。接下来，我将叙述两位非凡男性的故事；他们都经历了从感染HIV到治愈的过程。在叙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会诉说所有的高低起伏。由于我会提到他们的弱处，所以我至少必须说一个自己的弱处，才不会有失公平。除了自曝其短，这件事也改变了我看待HIV的方式：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科学概念、一个必须解决的医学难题，而是变成一个人性的难题。
两位普通的男性，改变了我们着手寻找HIV疗法的方式。本书叙述的他们以及其他人的故事，是经过无数小时，亲自访谈患者、朋友、医生和研究人员得来的。有时候（特别是回忆10年前的事情时），相关人士各自的记忆不尽相同。有时候我会写下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我会写出最符合相关事实和文件的说法。
有些人（包括第一位柏林病人）要求不具名，我也遵照这些要求，在书中使用化名、改写能辨认的特征。
2009年以前，研究人员不会使用“治愈”（cure）这个词，即使是现在，仍然有科学家看到这个字眼会皱眉。我们必须清楚定义“治愈”是什么意思。
在科学界，我们会谈到两种治疗方法：“根除性治愈”和“功能性治愈”。根除性治愈一如其名：这样的疗法会消灭体内的病原体，使得病毒完全验不出来。相对地，功能性治愈不会完全消除病原体。不过，任何一种疗法都代表患者不用再服药或接受治疗。两种疗法都代表患者不用担心体内有病毒在生长，或是在破坏免疫系统。同时，患者感染其他人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在功能性治愈的患者体内，会藏着病毒的蛛丝马迹，但只有最灵敏的检测方法才能找到。接受这种疗法的人会被治愈，但几乎一定会在体内留下一小撮病毒。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疗法是根除性或是功能性的并不重要：他们只想被治愈而已。两位柏林病人接受的都是功能性治愈，也就是他们的体内仍然有病毒，也会一直残留病毒。这种“治愈”方式看似奇怪，但其实不然。小孩子染上水痘，一旦消疹退烧后，引发水痘的水痘病毒会残留在体内一辈子不发作。
病毒在病理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能在我们体内活下来，却不会造成疾病。在1892年首次发现病毒以前，大规模的传染病被视为是“微生物”与“疾病”之间的单纯关系：受到感染就会生病。柯霍氏法则归纳了这个原则；这套1884年提出的法则包含四条，说明了疾病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这套法则以简单的说法，从数量和单纯的感染力上定义了疾病的原因。虽然这套法则在炭疽病和其他由细菌造成的疾病上相当管用，但病毒是在这套法则提出之后才被发现的；从现今已知的病毒世界观来看，柯霍氏法则就不适用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感染成千上万的儿童，但只会在1%的人身上造成瘫痪：有可能染上病毒却不发病。我们现在刚开始理解我们与病毒的共同演化史。人类基因体里处处有古代病毒的痕迹：这些病毒一旦在我们体内繁殖，就被困在我们的DNA（脱氧核糖核酸）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事实上，人体内大约8%的基因可以追溯至古代的逆转录病毒残骸；这些残留物躲在我们的染色体里。这个概念（我们体内可能留有致命的病毒，却不会受到疾病的威胁）就是HIV功能性治愈的理论基础。不过，柏林病人所接受的疗法，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已；另一半是我们怎么利用这种疗法，以及这种疗法如何激发我们周围的人和医学知识。
在讨论科学研究时，实在无法纳入所有可以被视为相关的研究。我收录进来的，是该领域专家认为最必要、最精彩的研究。虽然大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出版披露，但有些仍然处在早期阶段，所以这些研究结果来自研讨会和实验报告。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数据的可靠性不如已在学术期刊上刊登的研究资料。
本书的主题，是两个独特又富有争议的医疗案例。为了保持报道的平衡，我会从科学议题的层面探讨这两个案例为何有争议。在适当的场合下，我会介绍进行研究的研究人员之意见，或是名声特别有分量的人之看法。有争端的意见，详见书末“注释”。
本书也坦然讨论新疗法如何上市，以及上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科学研究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经费：这是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当今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争论这一点。投资在新疗法上的资金依然不足。“治疗HIV过程中的最困难之处，就是治疗过程本身”：我们很想要这样想，但事实上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把治疗带给饱受疾病之苦的数百万名患者。
科学绝美之处，在于每一项研究（不论有多微小）都能将科学向前推进一小步。正因如此，本书站立在先前诸多丛书、研究论文和实验报告的肩膀之上。治疗HIV的故事之中，每个案例都经过仔细检视，代表整个拼图的一小块。我所做的，就是试着把拼图拼起来。
[1] 截至2011年底。——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