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洪范》作于周初新证

一、新证据：叔多父盘和豳公盨铭文

近来，叔多父盘和豳公盨铭文得到了李学勤、裘锡圭等学者的高度重视，为《洪范》作于周初的观点提供了新证。

刘节曾在《洪范疏证》中说：“师尹，三公之官也……周初卿士与尹氏，大师，同为三公之官。而《洪范》置之卿士之下。《周礼》大师为下大夫之职。亦可证二书皆非殷周间之作。”52屈万里在《尚书释义》中先赞同刘说，后来在《尚书集释》中他又怀疑刘说，云：“按：本篇‘师尹’二字，似应作‘众官长’解；而非‘师氏’‘尹氏’之合称。刘氏此说，尚有商讨之余地。”53而屈氏之所以抛弃刘说，其实是因为受到徐复观先生批评的结果。54如此，作“众官长”解的“师尹”自可列之于“卿士”之下矣。而支持此观点的新证据来自叔多父盘铭文，而叔多父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李学勤在《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一文中说：“按金文有卿士、师尹并列的，有叔多父盘，系西周晚期器，铭云‘利于辟王、卿事、师尹’（原注：《小校经阁金文拓本》9.79.1），恰与《洪范》相合。这证明《洪范》肯定是西周时期的文字。”55后来，李氏在《叔多父盘与〈洪范〉》一文中又据盘铭“利于辟王、卿事、师尹”与《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所言官制次序一致，进一步否定了刘节对于“师尹”一词的解释，并说：“这样看来，《洪范》为西周作品是完全可能的。”56确实，刘节以“师尹”在《洪范》篇中居于“卿士”之下，进而断定《洪范》晚出的意见是无法成立的。

另一新证据则见之于豳公盨铭文。豳公盨是西周中期青铜器。此件铜器的铭文如下（引文从宽式）：57

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乃畴方设征，58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卲好。益求懿德，康无不（丕）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凶。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悔。”

李学勤认为“成父母”句“指禹有大功于民，成为民之父母”，并指出《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与铭文意思近似。59裘锡圭更说“成父母，生我王”与上引《洪范》文“若合符节”。60从总体上来看，裘锡圭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他力求疏通豳公盨铭文与《禹贡》《洪范》，特别是与后者的关系。他说：“公盨铭中的一些词语和思想需要以《洪范》为背景来加以理解，这说明在铸造此盨的时代（大概是恭、懿、孝时期），《洪范》已是人们所熟悉的经典了。由此看来，《洪范》完全有可能在周初就已基本写定。”61朱凤翰也说：“由于铭文的遣词用句及某些思想与《尚书》中的《吕刑》《洪范》及《禹贡》等多有相近处，对于了解这些文献形成的年代及其思想渊源都是有帮助的。”62李零则说“德”在此盨铭文中“处于中心位置”，并具体指出：“铭文所说‘好德’，《洪范》三言之，《论语》两言之。”63总结这四位学者的论述，他们都认为此件铜器的铭文与《洪范》具有关系。其中，裘先生的倾向性最为明显，直指《洪范》本文，关系重大；而李零的指证则很具体、有力。

在此，首先需要申明，裘锡圭对于此盨铭文的某些理解及相关论断，笔者并非完全同意。例如“畴方设征”一句，他认为“畴方”就是将法分为九类，相当于《洪范》篇的“洪范九畴”；将“设征”之“征”读为“正”，训为“官长”，指“五行之官的正”。64对于这些说法，笔者即抱怀疑态度。但是，裘先生认为豳公盨铭文与《洪范》有很大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可取的。从铭文来看，豳公盨铭文不仅与《禹贡》《吕刑》有关，而且与《洪范》篇颇有关系。此篇铭文从臣民的角度，倡导他们“贵德”“好德”，并以之作为赏罚的主要依据，这与《洪范》第五畴的思想是完全契合的。而且，“好德”一词，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唯见于《洪范》篇，共三次。虽然裘锡圭的具体论证未必尽是，但是其观点有可取之处，其结论获得了不止一个证据或论证的支持。刘起釪在读到裘锡圭的大文后欣喜不已，在其2003年1月所作的一则《补记》中，他说：“这一论断真是太好了。我考定《洪范》原本成于商代，流传至周代其内容文字会按不同时期逐步增订写定。现裘先生阐明是西周初基本写定，正是符合这一流传写定情况的。”65总之，豳公盨铭文可以证明《洪范》乃周初著作的观点。

二、对一些质疑的回应

2013年5月，笔者曾以《〈尚书·洪范〉的文本叙述及其政治哲学》一文参加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系召开的“《书经》与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Workshop: the Classic of Documents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的学术会议。轮到笔者作报告的时候，顺便介绍了一下近九十年《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证情况，并表明了本人的态度——赞成《洪范》为周初著作的传统说法。整个报告讲完后，在座诸位似乎只对其著作时代问题很感兴趣，其中几位反对周初说而赞成战国说。会前，笔者不曾料到古史辨派的此一观点会在海外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其中，尤锐（Yuri Pines，耶路撒冷大学）、李峰（Li Feng，哥伦比亚大学）、史嘉柏（David Schaberg，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朱渊清（上海大学）四位教授对拙见发表了评论，并提出了若干质疑。史嘉柏的评论很宽泛，仿佛只是为了表达他的怀疑态度罢了，因此笔者不打算在此回应。

尤锐很激动，他首先发表一通批评，紧接着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相信《洪范》作于战国时期而不会太早。他的论证主要有两条：其一，《洪范》的用语很抽象，例如“王道”，不是具体指实的名词，这表明它的制作时代很晚；其二，《左传》引《洪范》都是“君子曰”，而“君子曰”是后来加上去的，因此不能作为《洪范》作于春秋以前的证据。在辩驳阶段，笔者当即找出《洪范》第五畴的相关文本：“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其中的“道”与“路”相对，很明显“道”首先是一个具有实指意义的名词，其次它还具有比喻义，此词乃是两种含义的综合。通常，殷至西周的名词应当从指实的方面来理解，但是也不尽然。关于《左传》引《洪范》的问题，一共有三例（参见上文），但只有一例为“君子曰”，见《襄公三年》。《左传》“君子曰”的评论，大家通常认为是战国时期加进去的，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另外两条“《商书》曰”文献出自《文公五年》和《成公六年》，是由当时的卿大夫阶级引用的。这两条引文当然可以证明《洪范》的成篇时代在春秋中期之前。但是，总有人偏偏只相信刘节的诬说，这就是偏见和心态问题了！

李峰说，西方汉学家普遍认为《洪范》等的著作时代比较晚。他具体提出了两个批评意见，一是《洪范》通俗易懂，而西周金文多难懂，因此它不可能是西周的东西；二是裘锡圭关于豳公盨铭文的理解和论断，大多数学者并不能同意。笔者回答的大意是这样的：首先，一个文本的语言特征在经过后世的反复抄写后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纯用语言学的方法来作古典文本的考证，这不一定可靠。殷盘周诰固然难懂，“诘诎聱牙”，但是这其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盘庚》篇的写作很早，而周诰则使用了一些岐周方言，增加了其阅读难度。典、谟是两类最为重要的《尚书》典籍，它们应当最为雅正和通达。而且，从周初到战国末季，时间相距约八百年，这两类文本应当被传抄多次，而每传抄一次，就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写，以适应语言的历时性变化。它们的通俗性，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不断增加。楚简可以与今本《尚书》相对照的篇目，我们姑且不论；在此，《洪范》篇本身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较今本《洪范》与《史记·宋微子世家》所引文本，可知后者通俗易懂得多，且突出地表现在“序论”部分。《宋微子世家》所载《洪范》曰：“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鲧陻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史公在此作了比较明显的改写，其中运用了许多合乎当时人阅读习惯的训诂字和通假字，从而使得此节文本阅读起来变得容易得多。在此，可以设想，假使《洪范》篇在汉代以后即不传，那么难道我们今天就能够仅凭司马迁的抄本，然后做一番语言学上的考证，进而断定它不是先秦的东西，而是汉代才写作出来的吗？当然不能！回过头来看，通常西周金文之所以难读、难懂，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反复的传抄（即没有经过后代通假字和训诂字的改写）和成熟的训释。而一旦读通，其内容其实也没有那么高深、那么重要，其价值通常远不及《今文尚书》。《大诰》篇在此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目前可见的先秦至西汉文献中，它完全没有被引用过，直到王莽时才模仿《大诰》作了一篇也叫作《大诰》的文本（《汉书·翟方进传》《王莽传》）。这说明它的存旧情况可能很好，因此《尚书·大诰》篇的阅读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能够仅据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情况（特别是引用情况），即断定它不是周初的著作，或者干脆认定它是汉代的著作吗？当然不能！至于《洪范》《尧典》等篇是不是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读起来像《论语》《孟子》等书一样平易呢？笔者不这么认为。《论语》是语录体、对话体，流传又广，穿越古今，它很平易，这非常自然。但是今本《洪范》，依笔者经验，不但比《论语》难读、难懂得多，而且比《左传》也难读、难懂得多。

对于裘锡圭关于豳公盨铭文的许多具体解释，笔者未必都赞成，但笔者之所以赞成他的一个重要判断，即豳公盨铭文可以作为证明《洪范》作于周初的一个重要证据来看待，是从这一角度来说的：该篇铭文从臣民的角度，倡导“贵德”“好德”的思想，并以之作为赏罚的主要依据，与《洪范》第五畴的思想完全契合。而且，“好德”一词，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唯见于《洪范》篇，共三次。66据此，裘锡圭的说法是可信的。拙稿从思想脉络和语言特征两个方面论证了《洪范》早出的观点，其中也运用了古史辨派经常“耍弄”的考证手法。

朱渊清发言时很激动。他说，《洪范》肯定是战国晚期的著作，因为“八政”的“司空”“司徒”“司寇”在金文中还没有这样的官职名。这是硬证据，似乎石破天惊。不过，在会间小憩的时候，笔者上网查证了一下，其实金文已经有了这三个官职名了。开完会，返回武汉后，笔者又查阅了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67收获较大。现将此书的相关内容抄录如下：

土，即徒。西周早期和中期作土，西周晚期才出现徒。，文献作司。土、徒就是文献上的司徒。东周沿置此官。（第8页）……司徒简单说来就是农官。金文作土、徒，都是主农之意。司土就是管理土地，司徒就是管理在土地上从事劳作的农业生产者。（第9页）

工，文献上作司空，在西周铭文中均作工。东周铭文中有作工或攻的，但从未见有写成空的，可见典籍上的司空之空应是工字的同音假借。（第22页）……在西周铭文中，有关工的材料共有十二条，都是西周中期和晚期的材料，西周早期的材料尚缺。（第24页）

寇即司寇。……可知司寇是刑官之长，《左传》定公四年传：“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为司寇。”《尚书·立政》有司寇苏公。据传周初已设此职，但是这一点在铭文中尚未找到确切的证据。西周早期，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司寇的铭文材料。目下所知最早的带有司寇的铭文是恭王时期的南季鼎。（第24页）

这三条引文，足以否定朱渊清的说法。司空（工）、司徒（土）、司寇（寇）三名，在西周早期或中期已经存在。从道理上来说，王官的分工应该很早。自盘庚迁殷之后，商人的版图不断扩张；而为了管理王国，建立比较系统的官制乃是势在必行的。由此而言殷人已经产生像司工、司土、司寇这样的职务分工，这是很可能的。但是，其时是否已经产生了此等官制呢？这需要更多新发现的地下材料才能准确回答。不管怎样，设想周初已出现司空、司寇的官制，这个看法仍然是可能的，不应当轻易否定。

总之，除了可以像徐复观一样作出“刘节《洪范疏证》一文中的论证，混乱牵附，无一说可以成立”的判断外，68我们还有更充分的正面材料证明《洪范》确实作于周初，它是箕子站在“王道”（或“天道”）的高度对殷代政治思想作了一次理论上的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