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哲学与剧场

第一节 德勒兹其人

很多哲学理论作品往往并不需要刻意介绍所讨论哲学家的生平，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关于康德哲学的写作还要专门介绍康德的人生经验。那么，对于德勒兹个人经历的介绍就会显得对其名声和影响力信心不足，所以才有必要勾勒甚至调亮一下他的生平阅历。但是这样做在效果上反而更加强烈地显露出对德勒兹思想价值的不确定。从现实的研究热度来看，德勒兹哲学在思想世界的地位的确是如此：他既不像福柯那样具有思想的光环和明星的魅力，也没有像德里达在文本解构中营造出神秘感和历史感，更比不了梅洛-庞蒂的结构精密、思想严谨。德勒兹的生活和工作更适合用“他出生，工作，然后死去”这么朴素的方式进行概括，就连他自己也更赞赏作为“不定冠词”的存在状态，因为这是所有具体存在的根源和基础：“做一个人”从来都先行于“做某个人”。或者说作为不确定的生命本身在复杂程度上远远超出了个人的确定性。但是，从相反的方向来看，个人的确定性显现出生命中不同的力量之流在此处的扭结和汇聚，显现出抽象的精神抵达存在的过程和方式。也正是因此，我们有必要走进德勒兹的平凡世界。

德勒兹于1925年1月18日出生于巴黎十七区一个并不富有的中产家庭，父亲是名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父母都是保守派。他还有一位哥哥，在战争期间参与抵抗运动被德军俘虏，死在了被押往集中营的路上。在德勒兹对于自己童年的回忆中，贫困和战争始终是其谈论的主要情绪调性。贫困不仅是德勒兹对于自己家庭的感受，同时也是他对于周围其他家庭的感受，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贫困是他们生下来就要承受的命运。然而战争让人们生活在更为悲惨的贫困之中，同时也因此为人们带来了最表面上的平等。德勒兹曾在访谈中提到他在多维尔（Deauville）避难时，在中产阶级的沙滩上遇到了同样为了逃离战争而来到这里的穷人，这些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心中的震撼之情让他们连续几个小时站立在那里，完全忘记了这里是私人的领地。这个现象显示了战争带来了中产阶级特权消退的效果，尽管其发动的原因绝不在此。到了巴黎后，德勒兹开始了中学生涯，前后在卡诺中学（Lycée Carnot）、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和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 IV）求学读书。尽管他有机会选择梅洛-庞蒂做导师，然而他却选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韦埃尔（Pierre Vial）。在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完成了预备班后，他也没有如福柯和德里达那样为考进巴黎高师而继续奋斗，在第一次受挫后就选择了索邦大学。德勒兹对于机遇和名望的淡泊，反倒映衬出他对于哲学思想本身的纯粹追求，以及他在这个领域中立身的质朴和自信。

在中学和大学的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康吉莱姆、伊波利特、冈蒂亚克（Maurice de Gandillac）、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瓦尔（Jean Wahl），以及科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萨特等等，毕竟巴黎的拉丁区是法国思想家的汇聚之地。1948年德勒兹在呼吸系统发病而导致课程多次缺席的情况下，终于通过了高中教师资格会考，结束了大学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职业生涯。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勒兹才通过所出版的尼采哲学的阐释在法国哲学界树立起自己的思想风格。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和福柯成为了挚友，在很多活动中都相互支持，或者说正是福柯将这位低调的哲学学者推到了公众面前。他们一起参加了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GIP）的活动，也曾为巴黎八大哲学系的建立而共同努力。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欣赏和公开称赞为那个时代思想界的交流留下了最温暖而又灿烂的智力光辉。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二人在快感和权力的理解方面分歧越来越大，他们的友谊因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而福柯在1984年的突然离世更是成为了德勒兹难以释怀的遗憾。

在德勒兹的学术生涯中，还有一段让人感动的友谊，这就是德勒兹和精神分析学家菲力克斯·迦塔利的合作关系。德勒兹对于福柯是仰慕和迷恋，对于迦塔利则是完全的信任和好奇。在他们共同完成的《什么是哲学？》中，二人如此呈现对于友谊的理解：“哲学意义上的朋友并不是指一个外在的人物，也不是某个例证或某一段经验性情节，而是指一种内在于思维的存在，一个使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一个活的范畴，一种先验的体验（vécu）。”1友谊使得思维成为可能，因为朋友——作为介于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存在——才能让主体弃绝自我，主动接受来自外部的陌生经验，并坦然面对被暴露出的思想缺口。朋友使得自我超越成为可能。德勒兹通过迦塔利走出了传统主体哲学的概念限制，而迦塔利也从德勒兹这里获得了超越精神分析框架的启发。二人一边探索合作的可能性，一边完成了《反俄狄浦斯》《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直至1992年迦塔利因病去世。

除了福柯、迦塔利的思想交流之外，德勒兹在写作中还直接受到了他的夫人格朗卓安（Denise Paul Grandjouan），也就是被德勒兹爱称为范妮（Fanny）的影响：“她的理念总是从反面抓住我，来自最遥远的别处，因而我们更像两盏灯的信号一样交互。”2范妮是D. H. 劳伦斯的法文译者，《尼采与圣保罗，劳伦斯与帕特莫斯岛的约翰》（“Nietzsche et saint Paul, Lawrence et Jean de Patmos”）作为D. H. 劳伦斯小说《启示录》法文版的前言首次发表时，文章下方是德勒兹和范妮的共同署名（Gilles Deleuze et Fanny Deleuze）。3尽管在后来的版本中范妮的名字被去掉了，然而在《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中，当德勒兹大段引用D. H. 劳伦斯的话语时，我们仍然能感到范妮为他的思想所引入的英国文学的启发。

当然，在这些亲密的朋友和伴侣之外，德勒兹还有十分丰富的学术交往活动。只要打开《〈荒岛〉及其他文本》和《德勒兹访谈录》，就能看到他为伊波利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梅洛-庞蒂、萨特、戈胡（Martial Guéroult）、夏特雷（François Châtelet）等人的学术友谊所留下的高谈阔论和轻声絮语。或者说这些学者，包括福柯、迦塔利以及范妮，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外在场域，在他们的支持和启发下，德勒兹展开并坚持自己的哲学书写。德勒兹的学术和生活在法国战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颇有代表性：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它在生活和文化之中所引发的动荡却还在继续，新的知识样式、经济制度和技术媒介相互交织形成了在事实层面确切，而在观念层面模糊的新的社会形态，哲学学者们为了重新获得概念和理论的阐释力量，他们返回传统的主体性文本，参考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借助文学作品的经验构造，放弃思想的历史性和整体性，拨开公共舆论和政治意见的喧嚷，在各种话语的激流之中寻找过去和现在的凝聚点，测绘内在和外在之间的交汇处。

最后，德勒兹于1995年11月4日在巴黎十七区去世，准确地说他选择在公寓内跳窗自杀。初闻此事的朋友们简直不能相信，他们难以想象当事人如何才能拖着病体移到窗前。或者说对于晚年的德勒兹而言，无论是自杀还是活下去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才能克服身体的虚弱和痛苦。尽管人们由此提出这是对于他自己生命哲学的反讽，然而这种批评本身就已经显露出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和德勒兹并不相同。但是，德勒兹对于生命独特的信念是什么？如果说德勒兹在一生的写作中所探索的生命哲学都不足以抵抗死亡的加速到来，那么对其哲学边界的追问就显得更有启发力，更能显示出他对于生命的理解本质，以及这种理解在实际中所遭遇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