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的技艺:塑造世界历史的5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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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帝国

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霍布森和列宁都痛恨帝国,却同样认为研究和反思帝国的历史是当务之急。约瑟夫·熊彼特亦是如此,他坚信帝国是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返祖现象,花费了不少精力在帝国研究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权纷纷上台,企图建立新的帝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弗朗茨·诺伊曼——更不必说革命家了——再一次感到有必要对新的帝国主义的源头进行研究分析。[4]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以及由此诞生的新的国家的崛起。这些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因此,理解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得十分重要。帝国属于过去,而未来是民族的,1960—1980年,共有50个左右的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5]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矛头直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冷战政治。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辩论。帝国主义被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帝国主义全球化程度更深。因此人们对帝国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所谓的“依赖理论”与“非正式帝国理论”上。[6][7]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

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都证明了这一点。[8]从学术的角度看,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1986)可谓这股热潮的开端。随后是保罗·肯尼迪广受赞誉的畅销著作《大国的兴衰》(1988),这本书简要刻画了欧洲的伟大帝国,讨论了其兴衰背后的成因。大多数读者都能从书名中读出与爱德华·吉本的呼应,也能感受到肯尼迪的吉本式苦心,他试图让当代社会(尤其是让今天的美国人)吸取历史教训。怀有相似目的的还有尼尔·弗格森的《帝国》(2004),其英文副书名直译为“不列颠如何创造现代世界”,这本书在学术界广受欢迎,弗格森以富有争议的方式断言英国与现代全球化之间存在关联(“英式全球化”),这是他苦心研究之后得出的观点。戴维·阿伯内西为学生和专家们撰写了关于欧洲海外帝国的综述性专著《全球统治的动力学》(2000);多米尼克·利芬(2001)则专注于俄国研究,为这个内陆帝国完成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2001)。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还出版了他们全球化视野下的帝国研究新著《世界帝国史》(2010)。

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这种负面评判在“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9]今天,即使有帝国出现,也没人敢为其辩护。即使存在所谓“美利坚帝国”的说法,那也只流行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对者之间,当然更不可能有人鼓吹所谓的美利坚帝国主义。[10]

但是,如果帝国真如想象的那么糟,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也很难想象有人或国家尝试建立帝国,那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为什么关于帝国的专著和研讨会亦如雨后春笋?帝国研究热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背后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当属“全球化”。帝国,至少作为反思的对象,已经重新回到讨论的中心,因为维持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我们是否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在一个国家中能和谐共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我们是否正面临全球人口流动,各地出现大量由少数族裔组成的所谓“离散”群体?人口迁徙就是帝国建立的原因之一,而帝国的存在反过来又造成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不时爆发的危机,是否为金融、工业、人口和思想的跨国流动的结果?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

总之,帝国是审视当今世界迫切议题的棱镜,甚至可能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会遭遇历史上的帝国中出现过的难题和境况。[11]

有人认为欧盟可以算作今天的哈布斯堡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说法基本是在开玩笑;而人们称赞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可以为今天的多元社会所借鉴,或称赞“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作为世界秩序典范会让人觉得安稳,则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怀旧情绪。但帝国的确解决了一些今天的人们其实无法解决的问题。史蒂芬·豪并不拥护帝国,然而他认为“至少部分现代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甚至奥斯曼帝国,有很多被人遗忘的可贵品质。帝国为臣民提供了稳定、安全和法律保障。帝国试图约束可能使其臣民变得残忍的族群间的敌意以及宗教间的对立,在鼎盛状态下还会尝试超越这种敌对关系。统治阶层中的贵族,比起后来更加民主的体制中的领导者,更信奉自由、人性和普遍的价值观”[12][13]

长期以来,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这确实是帝国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直接的动机。1991年,苏联解体。学者提出的疑问是,苏联的历史进程、发展乃至最后的覆灭,与同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内陆帝国,比如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否存在可比性?苏联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此前沙俄时期的俄国也是如此。这一观点若得到承认,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心帝国的专家学者将展开崭新的比较史学的研究。[14]

“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能否引起卓有成效的讨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将美国定义为帝国的论述已颇具影响。[15]这包括将美国本土视作帝国,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相信这个全新的共和国“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最有趣的帝国”[16],还有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正在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奉行帝国政策并且将长期如此。今天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争论集中于美国对世界抱有何种企图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但这已引发人们关于帝国的本质,以及帝国自我定位的追问。无论对这个称呼是否满意,几乎所有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都建立在我们对其他帝国的了解的基础上;而几乎所有关于帝国的研讨会,也都以“美利坚帝国”的话题作为结束,不过人们对美国是否能称作帝国依然心存疑惑。

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研究的热情直接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此说法似乎过于狭隘,并未顾及背后更多的动因。事实上,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本身就是更宏观层面的某些变化所致。即使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以“全球化”部分地掩饰“美国化”),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也绝不亚于其他国家。让美国具有“帝国”色彩,或至少看起来像一个帝国的,也许是当前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分裂与不稳定所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独特的文化经济动力以及美式资本主义击败其对手(包括苏联)的胜利造成的。大家承认“美利坚帝国”并未试图获取新财富或领地,它只不过是“单一超级大国”在“新的无序世界”中的特殊形态。[17]

在对帝国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帝国绝不只停留在历史书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历史上看,欧洲帝国的终结离现在并不远。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宏大的内陆帝国均在“一战”期间或之后土崩瓦解;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比利时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这些海洋帝国在“二战”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渐消亡。无论哪一类,相比动辄上千年的古老帝国,我们所能见证的时间都不过百年。那么自然,帝国一定会有“继承者”,而帝国的遗产也会继续给曾经的宗主国和殖民地社会带来困扰。[18]

当然,这个问题一直是许多前殖民地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主要是由非西方国家的人完成的,但研究者也包括一些类似“殖民地”地区(比如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的学者。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19]但也要注意帝国的遗产在帝国臣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及其他地区的人。很多方面都显示了这一点,其中最明显的是,在“二战”后,从前欧洲帝国统治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迁入欧洲(“帝国回迁”)。这也表明了帝国对前统治地区民众的心理、身份认识以及帝国灭亡后他们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需要单独处理的主题(我希望在下一本书中完成这项工作),[20]本书对此略有涉及,但主要内容仍是统治者的治国愿景与理念,特别是在帝国的巅峰时期的。帝国的灭亡恰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对未来的帝国形态产生新的设想。在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帝国人民对自我的认识一定与今人不同。无论他们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怀疑与焦虑,他们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治理多民族人民的任务。帝国统治者们如何看待自身的使命、如何认识作为帝国公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殊身份,是我在之后章节将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为集中讨论帝国统治者而非臣民,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帝国研究方向,主要是脱离“后殖民”一类的理论的束缚,但这不意味着忽略帝国对其治下民众的影响。相反,我们要重新定义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正如民族国家虽然也因阶级、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存在分歧,但仍能共同行动,帝国的目标往往也是实现统一,这种需要超越了帝国内部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这导致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产生,即帝国自我认识的方式,一般体现为普遍的“使命”,为其建立统治与向外扩张寻找合法性,同时被统治族群也能融入其中。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宗教形式,比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也有世俗的形态,比如法兰西推崇的“文明的使命”。帝国意识形态因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后世帝国的使命通常更倾向于世俗。但我们应该记住,是罗马人发明了所谓“教化的使命”。而有些使命是超越历史的。

民族国家也有使命,但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它与帝国的普遍使命截然不同。尽管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此外,为了实行有效的多民族治理和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压抑自身的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之后的论述中我们会展开讨论这一点。

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帝国的统治、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主张。这些在本书的主要章节都将有所体现,具体案例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这些问题构成了各个章节的框架。这些帝国在很多层面都有差异,尤其在各自重大变革的时期。后世帝国要面对不同于过去的问题,但所有帝国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怎样在辽阔的领土上处理差异化和多样性。传统的历史叙述当然重要,本书也将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帝国形态和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诸多特征。这些问题超越了历史和时间,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帝国单独分析,发现各自的特殊性。

首先,让我们回到帝国的定义。我们需要了解帝国的真正含义及其含义在今天的语境下是否适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帝国?帝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实体?帝国与外界建立了怎样的关联?帝国和我们熟知的其他政体,特别是民族国家,有何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