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收入此文集中的文字，绝大部分发表于《读书》杂志，少部分发表于《二十一世纪》《书屋》《文化纵横》等刊物。这些札记，既是我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人在经济学领域阅读与思考之后的一些领悟，以及我对中国及世界近二十年间经济领域及经济思想种种变化的一些个人看法，同时也是我这一时期参与中国经济学界各种议题讨论所产生的成果。因此，我将其分为三辑呈现给读者，分别是：“学人与思想”，试图通过对经济学人及其思想的深度梳理，让我们看到经济学人的不同侧面及其思想的多样性；“改革与转型”，试图通过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及世界主要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的观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时代特征与主题的渐次变化；“反思与创新”，试图通过对以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近年来兴起的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前沿理论的介绍，让我们更好地洞见“存在”及其所推动的“意识”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作为序言，在这里最需要也是最迫切想与读者交流的，还是我何以将书名定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夫子曾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想拙劣地套用一下这句话：二十余年来我的经济学立场，一言以蔽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以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的经济学思潮，在中国经济学界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思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及改革开放事业。但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阶层利益出现分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急剧上升。改革初期普罗大众的普遍乐观情绪以及知识界的共识，正一点点丧失。正如我的朋友黄纪苏在其创作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中所寓示的那样：一开始，我们意气风发地走在同一条路上，但后来，走着走着，人们就越走越散，人心也越走越散。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旦出现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局面时，可能一条路真要走成两条路，甚至“一个中国”快走成“二元对立的中国”：富人与穷人、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国家未来发展思路的选择上，经济学界亦出现各种论争，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经济学规律是否具有“历史特性”，经济学要不要价值判断，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改革中的阶层利益关系，等等。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现实直接关涉度不高，但其实是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矛盾与冲突的一种本能反应。

近些年来，国际经济学界也兴起了反思全球化的思潮。因为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是：全球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拉平国家之间的鸿沟，反而扩大了南北差距。少数国家更加富裕了，而更多的国家则陷入贫困。连一批主流经济学界内部的学者都认为，全球化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的原因，与“华盛顿共识”尤其是“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的“始作俑者”新古典经济学脱不了干系。

1990年代中后期，在几乎读完了当时引进的各种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译著后，在国内与国际经济学界思潮争论的刺激下，我亦开始小心翼翼地涉及经济思想领域的讨论。其时我的专业是防务经济学。现在想来，大约因为防务经济学的主体是国家之故，这多少影响到了我的学术理路与思想旨趣。与此同时，我读书的嗜好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这又让我对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等秉持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最为认同。且从一开始，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就是“社会主义”所保障的公平正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效率的结合；而且，我十分赞同以《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而闻名的经济史学家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的观点：历史上，描述经济领域因果关系的模型，不只新古典一家，还有货币主义、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主义、马克思主义、重农学派、环境学派以及历史主义等，“它们对我们都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包打天下”。而我所担心的，恰就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担心过的，即“任何一种思潮都有可能变成一种刚性的教条”。当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学界不允许被质疑，即拥有意识形态性质时，我认为这样的局面坐实了我的担心。因此，一方面，我以自己对包括亚当·斯密、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在内的经济思想史上伟大人物的理解进行正面阐述，另一方面又援引当代经济学家特别是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等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作为最新佐证，用新政治经济学“利益异质性”框架，试图为分析中国改革及全球化提供一个非主流的视角。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层面的不断深化，最终触发的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而中国在经过又一个快速转型的10年之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亦呈现进一步累积之势。与此相对应，以自由放任主张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不仅被认为对危机的发生负有责任，同时在复杂棘手的现实面前，其因无法应对而呈现出的“黑板经济学”性质也暴露无遗。

也正因为“分配性冲突”再度加剧，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而更关心个人、阶层甚至国家在现有及未来利益格局中的定位。这一时期我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时代”，亦是“后经济学家时代”，因为政治家与法律人，将替代纯粹的经济学家，成为协调利益关系的主角。与此同时，一方面，国际经济学界再度兴起对主流经济学的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思潮方兴未艾，不断冲击着原有主流经济学的框架。这些，正好构成我写作时可以征引的新的经济现象及经济思想资源，并且都被纳入了我的札记之中。

回顾我的思路历程，自始至终，有一种观念从来没有变过：我一直试图寻找的，不仅仅是多样性思想之间的平衡与彼此吸纳包容，还有就是在个人自由与集体规制、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民富与国强等看似矛盾的关系中有一个均衡。我写作的目的，就定位在防止某一种声音在学界形成话语霸权，或者说，我的文字是为了平衡一下这个社会中本来不平衡的声音。也正因为这个社会中各种声音本来就不均衡，尤其是经济学界主流的话语非常强势，所以有时我的文字也显得强势，是试图以另外一种强势的姿态，来对抗已存在的强势。因此，我的不少文字显得有些反潮流。但从本质上看，我的文字是试图超越“左”“右”翼，从一种更中和的视角看世界。在观点极化的当下，我一直信奉并力行“极高明而道中庸”。

当然，说到“中庸”，要做到“叩其两端”“允执厥中”，是难以企及的境界。这如同经济学上的均衡，要在对两种相反的力量完全理解的基础之上，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只能接近却无法企及的境界。尤其是，单个的经济学人总有自己的局限。因此，当经济学界内部众声喧哗，甚至相互攻讦之时，需要有智慧的思想者以及经济社会事务决策者，把各种声音都作为寻找社会均衡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来看待，这样才能保证各种社会思潮不走极端，才能保证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

这里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学案。2006年，国际经济学界同时失去了两位泰斗级经济学家—以《丰裕社会》闻名的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以《自由选择：个人声明》为代表作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这两位经济学大咖，生前其实一直在相互“战斗”。加尔布雷思所担心的，是对个人私欲的张扬、对效率的片面追求以及对市场力量的过度放任，最终可能造成社会鸿沟，导致公民共同体的分裂与瓦解。而弗里德曼担心的则是对集体理性的过分强调、对公平的过分重视以及对政府作用的过分信任，最终可能妨碍最可宝贵的个人自由，甚至可能造成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但当他们在同一年离世时，国际经济学界难得一致地表达了对他们观点的尊重和人格的敬意。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他们是敌手，但实质上两位大师却有着共同之处，即在不同时期，当某一种声音可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他们主动站出来，提醒人们注意事物的另一面，从而避免社会滑向极端。

当然，从终极意义上看，一切思想都不是天才创造的，而是时代的反映。且处于特定时代中的人很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因此，每个人在发言时都应该有所忌惮，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文字的局限。这也是我为什么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又一个理由吧。

还想说几句感性的话。

有幸身逢盛世，但由于诸多原因，对我而言，以这种姿态去思考和写作却是很艰难的事。其间的彷徨，遇到的压力与挫折，很多不足为外人道。最终能坚持这样的写作，源于众多的支持。首先要感谢我的读者，你们对我文字与思想的看重是我前行的动力；再是感谢我所供职的单位，给了我最为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还要感谢我的一些学术界的朋友，他们不仅与我一起分享好的知识与学术资源，而且有时甚至为我分担一些生活中的压力；最后要特别感谢一些经济学界的前辈学人，他们经常当面或托人表达对我为人为文的支持，并且邀请或推荐我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而这些讨论对形成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至为重要。

这里，我还要郑重感谢《读书》杂志。1999年我第一次给《读书》投稿，那是我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后写的一篇札记。很快，我收到贾宝兰大姐的回信。信中说，文章已够发表水平，但考虑到此前《读书》已刊发过不少关于此书的书评，因此就不再安排发表了。信的最后说欢迎我继续赐稿。这封信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因此，我将该文仍然收入此文集中以示纪念。很快，2000年我第一次在《读书》上发表了文章。那一年，我刚满三十岁，有幸成为《读书》的年轻作者之一。此后二十余年间，我陆续在《读书》上发表学术札记近二十篇，并与多位《读书》编辑打过交道。令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有时未必同意我的观点，但只要他们认为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就对我的文字给予了最大的尊重。而这是我所认为的学界与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

最后，要特别感谢贾宝兰大姐和何奎先生。我的文字得以与我所尊敬的诸多学界前辈一起，在三联出版，得益于他们的肯定与包容。说实在话，我的文字更近于“掉书袋”，且内容未必能与时下风行的东西俱进。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和肯定，我也才有了把这些曾经的文字再度打捞出来的勇气。

时值2022年末，仅从已发生的事件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在整理此文集过程中，我特别标注了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就是希望过去二十余年间写下的这些文字，亦能成为回溯历史及当下特殊变局的蛛丝马迹。

是为序。

卢周来
2022年初冬于京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