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
1979年，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费孝通领衔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79年3月，他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建议“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建设一门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学”[1]，他称之为“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1981）。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与老一辈社会学家共同努力，组织和培养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恢复，并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探索和交流。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他心目中的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目标越来越明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就落到了我们身上。至少在中国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生、发展，将来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是责无旁贷的。”[2]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心目中恢复重建的社会学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的社会学。1983年，他在谈到社会学学科建设时写道：“培养什么样的教师？编写什么样的教材？这就得看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经过社会学研究会的讨论，我们提出在中国要建立的社会学是一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学科。”[3]时至今日，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已经40多年。4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得到了很大发展，为国家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4]。这给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
过去的40多年，中国社会学在满足改革开放发展需要和奋起直追的峥嵘岁月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标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中国社会学还需要不断创新发展，例如，在历史环节上需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度挖掘和对传统社会学开展全面研究。目前看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我们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努力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二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
一、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面向中国现代化实践
（一）坚持问题意识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是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学，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总体布局下，我们要从社会学学科视角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社会问题，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学理解释，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处理好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和所要承担的任务——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方能定位自己，明确自己的理论边界和方法特色，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土壤之中。
（二）处理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完善社会治理新格局之间的关系
一是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共同要求。为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孙中山把民生这一重大课题摆上中国现代化的议程，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国现代化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是重要支点之一。二是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以民生和社会治理为核心的社会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工作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把“三个有利于”和建设小康社会纳入党的中心工作，不断推动经济建设，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与民生问题一样，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另一个独具特色的问题。这些年来，在实践探索基础上，社会治理理论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等，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内涵。如何使社会更加有序、更加和谐、更加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不能回避且必须回答的问题。社会学要研究现代化、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力，必须把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然要继续深耕这个领域。
（三）鼓励社会学者坚持问题意识和探索现实问题
要鼓励社会学者在问题意识基础上，打破学科界限，归纳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形成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必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到田野中去，到实际中去；在田野中，在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案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有着坚实的事实基础。只有这样，社会学理论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目前来看，这些新问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兴城镇化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量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大城市、中小城市。城市持续发展，从一般城市发展到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城市内部又发展出新城区，新城区建设和旧城区改造同步进行，新城区面临着如何建设融合陌生人的共同体的问题，老城区面临着如何改造、如何搬迁、如何解决好搬迁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如何重塑社区共同体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等等。各类情况千差万别，瞬息万变，非常复杂，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具有的问题意识。二是中国发展中的前沿问题和特殊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有些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有些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未曾遇到过。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社会学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借鉴别国的经验和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解决眼前的问题，必须自己去创新，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解释，自己提出理论，这就要求社会学工作者不能仅仅从书本出发，而是要把书本上的理论、历史知识与实地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地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寻求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学理论创新走在时代前列。三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阐释理论。当今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各种互联网通信技术和商业应用在全民中非常普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内容。互联网、人工智能使人们的沟通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广泛使用互联网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结构。针对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人们之间的新的社会关系模式、行为特点、心理特点以及价值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在传统社会学和在别国社会学理论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中应当也必须提出新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
二、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一）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涵养社会学理论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文明。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中国社会是中国悠久历史演化与长期国际交往交流的结果。关于中国的特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派克（Robert Ezra Park，又译“帕克”）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时就向燕大师生强调，中国“在它悠久的历史中，逐渐生长，并在地域上逐渐扩张。在此历程中，它慢慢地，断然地，将和它所接触的种种比较文化落后的初民民族归入它的怀抱。改变它们，同化它们，最后把它们纳入这广大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复合体中”[6]。如派克所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及其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一直是持续不断的，这就形成了它搭配严密、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此作了深刻描述。中国社会学应从这些价值体系、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着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特点，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文化和历史基础。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对以往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进行梳理。近代以来，社会学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以各种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工具对中国社会开展研究，包括理论探索、概念界定、实地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理论和实地研究经验，夯实了当前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基础。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打下一个个桩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也积累了大量经验、理论和方法，值得深入研究和全面总结。
在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进程中，要解决“化”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别国文化、别国思潮进入的情况不断强调“中国化”，这个“中国化”实际讲的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主体性，也就是别国文化、别国理论如何为我所用，如何使其为中华民族复兴服务，并使其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中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文化、思想、理论的交流与交融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基本规律。在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进程中，要有历史认识、历史反思和历史自觉，不断提高历史自信，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建设目标，不断完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二）在拓宽国际视野中处理好与别国社会学之间的关系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绝不可以闭关自守，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社会学。就像技术开发不能闭关锁国一样，社会学需要借鉴国际上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开展国际交流，借鉴各个不同国家的经验。一是在社会学领域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进行思想碰撞，借鉴别国的研究，启发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开阔分析问题的视野和加深研究问题的深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既能深深扎根于现实，又有国际视野，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二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在具体分析别国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开展借鉴和交流。一个理论能否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形成行动，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还取决于特定国家的体制、文化和历史特点，即制度环境。有比较才有鉴别。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迅速采取社会疏离措施，党中央总体谋划、总体设计，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形成了个体、社区、单位、地区之间的社会疏离格局。通过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阻断了病毒传播链条，中国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反观一些国家，由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社会疏离措施不能有效实行，病毒传播不能及时阻断反而迅速蔓延。这些教训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不是简单照搬别国的理论就能够解决的。各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它们的社会结构是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且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不同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适应各自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不同社会结构的建立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要在深入分析其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别国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这要求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学者要具备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和国际视野，真正形成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的有机统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切实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中国社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准确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解释人们的所思所想，建设迈向中国人民的社会学。
（三）在立足国情探索各地发展不同特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理论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就是要求社会学者从各地实际出发，研究本地情况，发现不同特点，解决本地问题，发掘具体案例，在解剖案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只有把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与各地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各地文化丰富多彩，经济发展各具特色。这也是为什么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要通过解剖不同的“模式”把握中国社会全貌，以及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一个时期他主张通过研究不同“模式”来认识中国农村发展的原因。这样的研究恰恰抓住了中国社会的特点：谋全局与谋一域，综观全局和因地制宜的研究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必须处理好掌握全局与因地制宜、一般通论与模式分析之间的关系。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善于总结好自己的实践经验。此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写在中国大地上，还要处理好社会学理论发展与提高决策咨询水平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社会学必须参与重大问题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在参与实际问题解决和参与决策过程中发现规律，形成理论。这些理论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内涵的理论。
1980年在谈到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任务的艰巨性时，费孝通说道：“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真是谈何容易。我原本没有学好，又荒疏了这么久，即使有老本本可据，我也教不了。何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多少还可以向国外去搬，而社会科学则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7]由此可见，他始终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生长出来。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开辟了广阔空间，也将为中国年轻一代社会学者进一步观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提供更多契机，年轻一代社会学者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1]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2]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九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3]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4]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8/24/c_1126407772.htm。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6]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7]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