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
第一，俄罗斯文学在民族文化中具有中心地位。俄罗斯文化史是一部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史，俄罗斯文化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文化。
文学中心主义文化这一倾向始于书面文字出现之时，它源于早年民族文化对语言文字的高度崇拜，源于作家在民族文化中拥有“思想主宰”和“预言家”身份的崇高地位，还源于文学家和批评家在知识分子精英中的核心构成、权威性话语以及其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文学就彻底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中心，文学最为集中、最为完整、最为深刻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火炬，民族的生命力所在。
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俄国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社会思想的出现大都是由文学发出预告的，作家和批评家起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使得俄国的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能体现民族意识、时代精神、社会文化转型的代表性作家。如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拉季谢夫，19世纪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20世纪的高尔基、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没有德国、法国那种纯思辨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论，其哲学思想往往是以一种文学的哲学言说方式呈现的。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说：“在俄罗斯，最深刻的和最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而是以文学的形式表达的。我们所看到的文学是充满了对生活深刻的哲学接受的文学。”[1]
文学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还体现在它已经成为现当代俄罗斯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电影、历史等其他文化形态最重要的题材和思想资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虽然已不再是文学中心主义文化了，但正如总统普京所说：“俄罗斯经典文学和标准的俄语仍是历史的精神财富之根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民族的自我认同和成为拥有自我性格和传统的民族”[2]。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家、文化史家，俄罗斯文化史学院院长，自诩为“激进的文学中心主义者”的叶夫根尼·叶尔莫林教授说：“俄罗斯文学依然是俄罗斯文化的主文本……俄罗斯的未来就是俄罗斯文学的未来，没有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的复兴就是其文学的复兴，以个体形式呈现的精神生活的复兴。”[3]
在中国文化中，文学的作用是次于史学的。梁启超说：“在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4]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就有两个史官，造字的仓颉就是其中的一个。商朝（公元前17—公元前11世纪）发现的甲骨文中最早出现的字中就有“史”字。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史记》中确立了“以史为鉴”的认识论原则，中国历代皇帝无一例外，高度重视历史的撰写。中国的科举制度发源于南北朝，成型于唐朝，一直到唐玄宗时，才将诗赋纳入进士科考的主要内容。受到欧美文学的影响，到了20世纪，文学才开始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更多是意识形态的。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绘
第二，俄罗斯文学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生活着一百六十多个民族，生活方式和生存形态的丰富形成了作家宏阔的艺术思维以及对生活“百科全书”式呈现的热衷，造就了史诗性著作的丰饶。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托尔斯泰的三大巨著，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红轮》都具有这样恢宏的史诗品格。甚至连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就表现日常生活、生命形态以及人性的多样性、丰富性而言，也无愧于“百科全书”这一美誉。
广袤的疆土、丰饶的土地和森林资源，让俄罗斯作家感受到了最为强大、宏伟、神秘的自然力量，成就了他们自由的天性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及浪漫的遐想。几乎所有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家都在为他们无限眷恋的俄罗斯大自然而歌泣。大地母亲、哥萨克、顿河、伏尔加河、高加索、西伯利亚、彼得堡、远东等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地域元素，暴风雪、暴风雨、高山、悬崖、森林、草原、大海、白桦树、三套车等在俄罗斯作家的笔下无不有着生命的灵性，蕴含着无穷的意义，仿佛总在散发威严的宗教神圣感和超验的神秘感。
地域文化还促成了俄罗斯乡土文学的发达。一方乡土不仅是作家魂牵梦萦的地方，更是他们的历史文化之根。比如，贵族庄园之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布宁，高加索之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密尔格罗得之于果戈理，彼得堡之于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别雷，伏尔加河之于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列斯科夫、高尔基，远东之于法捷耶夫，顿河之于肖洛霍夫，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之于拉斯普京等。文学维系乡土的旨趣是在文明社会之外寻找文学之根的民族文化因素，使俄罗斯文学始终保持“俄罗斯性”的文化与思想深度。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俄罗斯人的精神守正使得回望乡土、书写乡土成了作家无法回避的题中之义。民族心灵史和精神史在他们的笔下也往往被在大自然中繁衍生息的、寂然无声的乡民所承载。普希金诗歌中的奶妈，屠格涅夫笔下的农奴，《叶夫根尼·奥涅金》中女主人公塔吉雅娜的保姆，《战争与和平》中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列斯科夫和拉斯普京笔下的圣徒、农民就是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和化身。
第三，俄罗斯文学具有深厚的宗教意识。
一个民族的灿烂文明、文学的价值偏好、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总有其形成的文化源头。宋代的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这个源头的活水就是俄罗斯的东正教精神。
988年，基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之后，经历了一个国家化、世俗化、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进程不是用启蒙的理性主义思想，激进地和简单化地否定宗教，而是将基督教传统置于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诗学的思考中心。任何一个国别文学中的宗教意识都不具备将基督教问题化的特征：把宗教与社会现实中的问题、矛盾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与人的精神重生、灵魂拯救结合在一起。俄罗斯作家没有把东正教思想凝固成一种基督教义，也不是拿现成的宗教信条称量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检视人的言行，而是在各自精神探索的道路上进行卓绝的文化实践，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和一件件发人深省的事件作文化的、人性的、道德的考量。
以天主教或新教为信仰的西欧基督教文学的神性意识表现出另一种走向。西欧文学是一种“圣诞型文学”。在那里，复活节是被圣诞节遮蔽的。这不仅是西方基督教的世俗化倾向以及圣诞节的商业化导致的，其中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死亡没有直接的勾连，它所强调的是基督来到人间给人们带来改善现世的启示和希望，而不是人死后的精神复活。俄罗斯文学是“复活型文学”。在俄罗斯，复活节是比圣诞节更重要的节日。复活节看重的是基督对有罪孽的人世的拯救性的精神奖赏。西方的基督教强调基督是人类之子，而东正教中的基督更具有抚慰、慈悲、救赎的神性本质。这种复活型文学超越世俗法则，为人类赢得灵魂的安宁和谐，以及精神的幸福和永恒。“复活”和“圣诞”两种不同的基督教精神取向，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类型、艺术类型和价值类型。正因为如此，“谁之罪”、“罪与罚”、精神“复活”、灵魂永恒、爱与美拯救世界等题旨才成为俄罗斯作家无处不在的宗教意识主体化了的重大文学命题。
与基督教文学“天地人神”的四维观照不同，中国文化“天地人”的原初形态失去了神性的维度。儒道两家都拒斥神性话语，儒家学说对于生命的缺陷是缺乏警惕性的，其主流思想是以“成德”，即对人的道德要求为出发点的，这导致其对人性的幽暗面只是作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映射。道教在实用理性的消解之下，更为功利，佛教则转向禅宗，其原本具有的神性因素流失殆尽。没有了神的启示，人的心灵难以得到慰藉，人的选择难免会丧失方向，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观念便得以畅行，以让人得到一时的心灵宽慰，让神性正义勉强得到伸张。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小说与俄罗斯小说巨大的精神差异。
[1] Франк С.Л. Русское мировозрение. Сборник. Наука.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изд. фирма. 1996. С. 151; Никольский С.А.，Филимонов В.П. Русское мировозрение Смыслы и ц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философии ⅩⅧ—серединыⅩⅨ столетия.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М. 2008. C.17.
[2] https://godliteratury.ru/articles/2016/05/26/putin-obyasnil-znachenie-literatury.
[3] M.A. Черняк Актуалъ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ъ XXI века Флинта-Наука. 2017. M. C.6.
[4] 梁启超所著《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作中均有此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