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锋地带

中国历史上的国都迁移，在北宋灭亡以前，尽管也有南北对峙的时刻，但大势仍是沿着西安—洛阳—开封这样从西向东摆动的走势。而以北宋的灭亡和开封的沦陷为标志，中国国都的长期迁移走势，转向了从北向南的摆动。

在先秦时期，夏商周的都城营建主要着眼于华夏族在黄河流域的拓展，所以才会选择郑州、安阳、洛阳这些位处当时天下之中的城市作为国都。即使在两汉和隋唐时期，都城的选择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长期摇摆，也仍然着眼于黄河流域的开发经营。

但这并未脱离农业民族的经营视野，在从西向东的都城选址摆荡之中，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将开始剧烈地冲击南方农业民族的建都视野。

公元398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北魏以平城为基地，先后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逐步统一了北方。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原，争夺南方。

大同与北京仅有三百多公里之遥，如果摊开中国地图，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北魏时期的平城，以及后来的辽、金、元时期的游牧民族所选择的北京，都刚好在中国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的边缘，这恰好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在中国十大古都的选择过程中，平城与北京的崛起，是游牧民族出于南下争夺中原的视野和定位的考量。

作为游牧民族，在鲜卑人看来，平城是他们进入农业区后所深入营建的大城市，这也是鲜卑人在选择迁都位处中原腹地的洛阳之前，用来经略南方的前沿阵地。

而对于后来的契丹人（辽国）、女真人（金国）和蒙古人（元朝）来说，他们选择在大同附近的北京营建王城和国都，核心原因之一也是这里刚好处于游牧区与农业区的交界，北京是他们南下中原所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并且是华北平原重镇，有利于他们以此为跳板南下进攻华北平原，进而逐鹿中原，攻占全国。

另外，北京还有个好处，就是相对于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城市更加凉爽宜人，即使在最热的月份，北京平均温度也要比前几个城市低2℃—5℃。例如公元496年，当时北魏已经从平城南下迁都洛阳三年，结果皇太子拓跋恂竟因厌恶南方的炎热天气和生活习俗，试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这惹得孝文帝大怒，最终将太子拓跋恂赐死。

到了公元946年，契丹军队攻破开封，灭了后晋，但几个月后就匆匆撤回北方，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契丹人不习惯开封夏季湿热的天气。

从心理原因分析，无论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还是满族，当时这些民族的人口往往只有百万甚至数十万人，当这些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试图南下君临南方的农业帝国时，面对南方数千万、明清时期甚至上亿的汉族人口时，这些少数民族难免存在一种潜在的心理恐惧，因此他们立都平城和北京，也有一个考虑：一旦在南方失败，起码平城和北京距离他们的老巢还比较近，可以随时撤退。

公元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今北京），仓皇之下，元顺帝决定撤离北京，逃回北方草原，逃亡前他悻悻地说：“我岂能再学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

可见，北方游牧民族选择平城和北京立都，在心理层面是将其作为毗邻故乡的后路打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