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罪责分类提纲
1 四个罪责概念
罪责的分类：
1．法律罪责
罪责体现为可在客观上证明的、明确触犯法律的行为。审判主体是法院，法院通过正规的司法程序确认犯罪事实，依据法律进行判决。
2．政治罪责
罪责体现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公民的国籍，由于我的国籍，我受国家政权的管理，该国法律决定了我的生存状态（政治责任），我必须承担国家行为的后果。每个人都对国家的管理方式负共同的责任。审判主体是战胜国的权力和意志，体现在内政和外交上。胜利决定了一切。通过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通过对天赋人权和国际公约的认可，可减轻独断和暴力的程度。
3．道德罪责
我必须为个人行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同时也为所有行为——包括政治任务和军事行动在内——承担道德义务。不要拿“我必须服从命令”当借口，罪行就是罪行，哪怕是奉命行事（虽然根据面临危险、受胁迫和恐吓的程度，可以酌情减免责任），每个行为都应该接受道德的评判。审判主体是我们的良心，体现在我们与朋友、亲人、恋人、我们在意的一些人的交流中。
4．灵魂罪责
一个人对世界上一切的不公——尤其发生在身边的、自己知道的罪行——都有感同身受的责任感，即所谓人类的整体意识。如果我不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制止罪行，我就会产生负罪感。如果我不牺牲自己去制止他人的谋杀行为，而仅仅在旁观，我就有了某种无法从法律、政治和道德上得到恰当诠释的负罪感。罪行发生之后，我还活着，这个事实已经构成了我无法消除的罪责。我们将被迫进行两难的选择——除非能幸免落入这个境地：要么无望地（因为没有成功的希望）、无条件地献出生命，要么因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性而选择自保。按照绝对主义的标准，如果哪个地方发生这样那样的罪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的人们，要么全体活着，要么一个都别想活，它消除了人的主体性。这个标准无关乎人类整体、国籍和群体，仅限于最狭窄的人际交往圈，它让我们所有人产生了负罪感。只有上帝才是审判者。
通过对上述四个罪责概念的分类，我们澄清了指控的内涵。比如说，虽然政治罪责意味着全体国民对国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但作为个体的国民对国家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不负有法律和道德上的罪责。刑事犯罪应由法官做出裁决，政治责任交由战胜国确认，对道德罪责的认识恐怕只能靠团结一致的民众开展感化的斗争。灵魂的罪责只在某个具体的情境中才会表达出来——也许通过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不会有人直接说出口。人们在内心深处意识到灵魂的罪责，它是终极意义上的负罪感，正因为如此才难以向他人表露。人们羞于谈及具体事例，只想进行整体性的探讨。
对罪责进行分类时，我们要避免平面化的阐述，即把所有罪责不分轻重地置于同一个层面，然后像一个糟糕的法官那样做一个笼统的评判。这种分类法最终让我们难以追溯罪责的起源。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各类罪责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们的分类法就会走入歧途。每个罪责概念都揭示出一个现实，即它对其他罪责的领域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人类能避免犯任何灵魂的罪责，我们就成了天使，其他三类罪责也无从谈起了。
道德的缺失是人们犯下政治罪责和刑事罪责的现实基础。无数琐碎的行为，听之任之、轻易的顺应时势、对不正当行为的合理化、不经意的助纣为虐、参与创造一种蒙昧化的、滋生邪恶的社会氛围，这一切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罪责，它决定了现状和事件。
弄不清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本身也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我们反对将权力的作用绝对化，视其为决定历史事件的唯一因素，但对基本事实的掩盖同样是错误的。它是每个人的灾难，交织在其生存的权力关系网中。所有人都有无可推卸的罪责，人性层面的罪责。通过对正义和人权事业的支持，这些罪责可得到抵消。不参与权力关系的架构，不参与争取正义的政治斗争，既是政治上的原罪，也是道德范畴的罪责。权力的意义在于维护法制、伦理和本民族的纯洁，当权力的意义被权力本身破坏，政治罪责变成道德罪责。因为，如果权力不受限制，必然带来暴力、恐怖、生命和灵魂的毁灭和终结。
从大多数个体和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形态发展出了特定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状态。但个体也生活在历史形成的政治状态中，它由祖先的伦理和政治塑造而成，受制于世界形势。下面列出两种对立的可能性：
政治伦理是立国之本，所有人都在有意识和有觉知地参与政治，他们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这里有政治自由的生活，衰败之后也终能复兴。人民的参政意识和责任感让这种政治状态成为现实。
还有一种政治状态，大多数人都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国家政治与自己无关。他们没有参政意识，对政治采取旁观态度，总是盲目顺从地工作或行动。他们心安理得地执行命令，任由掌权者自行其是。他们忍受着令人不适的政治现实，有人为了个人利益耍诡计蒙混过关，有人活在自我牺牲的盲目激情中。
这就是政治自由和政治独裁的区别。但是社会处于哪种政治状态，通常不是个人决定的事。当一个人幸运或不幸地出生于某个社会中，他必须接受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没有哪个个体或者群体能一下子改变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