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的概念成为英文学术用语以来，工业化和经济变迁一直就是通俗的和学术性历史著作的核心内容。[1]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概念成为经济史领域的基础性论题。[2]保尔·芒图（Paul Mantoux）、约翰·哈罗德·克拉潘（John Harold Clapham）、托马斯·索思克利夫·阿什顿（Thomas Southcliffe Ashton）等人的著作相继使工业化的经典主题脱颖而出：西欧的商业扩张、纺织品生产的机械化、工厂的兴起、煤和铁的生产、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劳工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散。[3]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文简称“战后”）经济史研究议题的核心内容，在英国尤为如此，当时，工业革命是所有历史专业学生所学习的重要问题。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以及之后尼克·克拉夫茨（Nick Crafts）、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和帕特·赫德森（Pat Hudson）的文稿有助于这个话题在学术界和教学之外得到普及。[4]20世纪70年代是观念发生改变的十年。1983年彼得·马赛厄斯在其著名的论著《第一次工业革命》（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自该书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出版以来，“所谓的经济史其本质一直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经济史在接纳多种多样的新方法方面富有魅力，间或也有吸引力不足的时候，马赛厄斯将这种变化归因于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计量史学的兴起。[5]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人的认同。如今，工业革命以及更广泛地说是经济史称不上一如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博得公众关切。工业革命的概念本身就遭到了业内人士的批评，经济学家和后现代文化史学家对其均有批判；与此同时，许多已刊发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技术化和统计化，对普通读者而言，它们变得晦涩难懂。然而，工业革命依旧十分重要，其原因恰恰是我们对工业化进程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均是如此。本书反思了上一代经济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以我们对转型的理解的四个主要的观点作为基础，并提出了一个工业化的新观点。
工业革命研究方法上的第一个重大改变是曾经被视为局限于英国某地的现象，现在却被认为已经超越了英国甚至欧洲的边界。长期以来，经济史学家提出了一个“传播论”的故事，它的基础是18世纪后半叶英国生产的机械化，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代里这一机械化过程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在19世纪和20世纪到达“发达世界”的其他部分。这个古老的说词认为，欧洲（尤其是英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缺少积极的互动联系，其他地方的变革也未影响到西欧技术和组织的变革。工业革命是从领先国家特有的天赋、技能和见解中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20年，全球史为反驳这一观念做了很多工作，主张对工业革命加以诠释，以及更加宽泛地对长期经济变迁进行解读，认为这一经济变迁依赖于技术创新、有用和可靠的知识，以及塑造全球需求和市场力量方面的全球间联系。[6]甚至欧洲中心论近期的成果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明确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理解工业革命。
第二，在过去的20年，围绕大分流的争论在全球范围内对工业化进行重新定义，并且采用比较的分析框架，基于此，它已经对普遍接受的英国和欧洲工业化的进程提出了质疑。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的概念证实了限定在18世纪后半叶的一个传统的时间框架，[7]然而，不少学术研究对此提出疑问，所给出的解释认为工业化与诸如前原始工业化、行会的作用和“勤勉革命”等过程相关。[8]现在，工业化和前工业化之间的界线不仅没有上一代人所认为的那么显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连续性、制度的持久性以及经济变革的各个方面本身已经成为研究的主题。[9]
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以及它对我们理解全球发展历程的影响，是对第一代尝试通过宏观经济估计和外推（特别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段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进行估计和外推），来比较衡量增长和变化并进行批判而产生的。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工业化研究关键特征出现的第三个方法论分支，它已经成为许多在国家层面和全球比较的层面研究工业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工作的中心。这些经济史学家包括简·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保罗·马拉尼玛（Paolo Malanima）、利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库拉斯（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罗伯特·艾伦（R.C.Allen）和史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10]已故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GDP比较研究，在其公布的GDP估计值的基础上，尼克·克拉夫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对工业化期间英国的经济增长估计出了新的数值。在随后的十年中，他与尼克·哈雷（Knick Harley）合作，对这些估算进一步予以完善。[11]他强调在传统的工业革命时期，整体增长非常缓慢，亦即这种变化在19世纪之前并不显著，与之前的观点大相径庭。后来的学者们延续了这种新渐进主义者对西方工业化长期发展所作的诠释，他们认为，英国和低地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就有了显著的增长和变化，以至于他们已经超越了中国，最起码英国在17世纪之前已经打破了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的上限。[12]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值以及比较工资和价格估计值的可靠性经常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用于比较时，因为需要使用标准购买力平价，并将其折合为白银（它们本身容易出错）。然而，在最近的因果分析中，还是采用了总体衡量指标广泛的相关性，最突出的例子是，证明了高工资在英国的重要性——它刺激了变革。[13]
在麦迪森的研究项目中，西方对中国、亚洲其他区域以及非洲GDP的估算存在疑问，这促成了许多新研究，并引发了大分流的争论。但是，它们也促使那些对估计值和汇集者的结论不满的历史学家们将分析转移到其他层面和主题上来。就英国而言，随后出现了一系列采用区域性和地方性方法的研究，它们关注工业化积聚、家庭工作单位、童工以及错综复杂的家庭收入。[14]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有助于在标准的西方工业化史学中创造出一个并行的传统，并且有助于对仅仅依靠总量宏观估计，以及仅只是巧妙利用统计就得出结论提出批判。马克辛·伯格有意识地将她的著作置于这种并行的传统和批判中，这在她1992年的文章《复原工业革命》（Rehabilita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之前就已开始，并在这篇文章中对此表示认可。[15]
最后，上一代人已经见证了经济史内外在如何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行概念化方面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经济史中计量史学和量化的方法现在与跨学科的方法一道，将经济史、文化史、物质史整合在一起。工业化不再仅被认为是企业家、工厂和经济增长的专属领域，它还包括与消费者、需求和物质产品的接触。这使经济史领域的范围得以扩展，并与人类学、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等多种其他学科相结合。[16]
经济史学科的运作方式（例如从国家框架到全球框架）及其所采用的概念和工具（例如从以供给为导向的分析到包含需求的解释模型）的变化，以及它变得专注于有用且适用的知识，这些变化可能是历史潮流变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当代关切提出新问题的结果，正如30多年前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所言。[17]然而，本书证明特定的历史学家在重写这一议题方面发挥了影响，书中汇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反思在21世纪经济史的书写方式，并将其与新一代历史学家的贡献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而后者正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对这一领域重新进行书写。他们将一个“非常英国化的故事”改写成了一个在全球层面上具有相关性的故事，不仅强调了工业化的全球后果，而且强调了工业化的全球起源。他们向史学同仁发出挑战，要求他们“跳出框框”去思考，考虑诸如印度棉纺织品或中国瓷器这样的奢侈品如何能够不仅只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而且在从亚洲到欧洲的物质和“感知”转移的过程中也必不可少，它们塑造了欧洲工业“追赶”的过程。
马克辛·伯格所做的努力在所有的这些发展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她在重塑工业革命概念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闻名遐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辛·伯格已经撰写了包括《机器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形成》（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制造业时代（1700—1820）》（The Age of Manufactures，1700—1820：Industry, 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和《奢侈与逸乐》（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在内的论著，含义深远，她还编撰了一系列同样有着重要意义的著作和论文集。经济史研究领域女性为数不多，马克辛·伯格位列其中，她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得到了认可，半个世纪以前，她精彩传记的主人公艾琳·鲍尔（Eileen Power）也是如此。[18]马克辛·伯格提出的观点假定工业革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基于与前工业化经济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存在深刻的联系。她对更广泛的经济史领域的启发和贡献影响深远，她主张在文化母体内理解经济变化，可能比其他任何经济史学家都要积极。马克辛·伯格促使我们所有人将经济史看作是一个需要更为全面了解过去的领域，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处境尴尬）。因此，她认为经济史应该成为所有历史学家以及任何一位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词汇的一部分。
本书围绕4个主题展开，反映了马克辛·伯格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制造业的时代”以马克辛·伯格所谓“另一场工业革命”这一问题作为开端，这是一场由工具、小型机器、熟练劳动力以及妇女和儿童的贡献所引发的革命。“机器的时代”则强调技术在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叙事中的作用，突出欧洲以外新的空间地理。“奢侈品的时代”将我们的注意力由以供给为主导的叙事转移到不仅要考虑消费，还要考虑消费对制造和零售技术的影响上来。最后，“全球贸易的时代”使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工业革命，将最近的全球史与经典的工业化叙事联系起来。
制造业的时代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对马克辛·伯格学术研究中突出的、一系列核心且又反复出现的问题予以强调：作为工业革命特征的制造业其本质上的创新；手工技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技术知识的积累和传播；缺少从家庭和车间生产到工厂制造的线性转变；在全球不同地区产生持久的半农业形式或者“原始工业”制造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马克辛·伯格最初在其早期关于技术和机械的著作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在她开创性的著作《制造业时代》中充分地进行了论证，并在其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家庭和工场制造详尽的研究中继续关注这些问题。[19]马克辛·伯格最近对卡奇（Kutch，印度地名）妇女和家庭在外包生产及小工场单元进行的现代纺织加工进行了探索，她强调资本密集型大规模生产的全球替代方案一直存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会谈到这一点。[20]
马克辛·伯格早期探究英国工业化特征的重要成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向主流研究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仅仅关注增长的宏观经济方面，包括工业产出、生产率、投资水平和海外贸易，得出的结论认为，经济增长是渐进的，体现了早期工作在趋势和传统上的持续性。马克辛·伯格密切关注实实在在的变化，并且将她的实证分析集中于伯明翰（Birmingham）和谢菲尔德（Sheffield）的金属业和其他行业，基于此，她与一小群志趣相投的“原始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替代方案”的历史学家们一起，向这样的一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即彻底的变革主要局限于经济的一个关键部门（棉纺织业），而其他地方的变化是缓慢且平淡无奇的。[21]
通过仔细研究区域专业化和行业集群方面的创新、小作坊开发的产品和工艺的改进，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工业劳动力的特殊技能和适应能力，马克辛·伯格认为，工业革命期间的变革确实是革命性的，这一观念应该得到复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除机器之外她还强调小型生产单位的活力和专业的手工技艺。这使得她也要考虑这种劳动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手工业的生存能力和持久性，这种生产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且在全球各地都存在。在这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影响着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相对成本，也影响着当地和远距离贸易中对特定种类产品的需求。[22]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摩根·凯利（Morgan Kelly）和寇马克·欧葛拉达（Cormac Ó Gráda）赞赏马克辛·伯格对手工技艺和知识的重视，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工匠和他们熟练的手工劳动是否应该被看作英国工业领先地位主要的推动者。他们考虑了使聚集在英国工业地区熟练的技工得以迅速增加的条件（工资水平、营养、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启蒙文化）。他们认为，纺织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需要正规科学的投入很少，但在整体经济的其他部分，如果没有注入新的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就会出现手工改进的报酬递减。莉莉安·希莱尔-佩雷斯（Liliane Hilaire-Pérez）还探究了工匠作为创新技术的创始人和传播者的作用，认为对其贡献的评价取决于重新认识“工艺学”一词在18世纪，特别是在分包、生产和设计的协调以及改造和调整消费品的过程中作为“有用的知识”和“有效的行动”的旧含义，技术活动是有机的：手工发明不仅限于隐性的专门知识，还可能使人们对工作有综合的理解，将其视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原则。
在凯特·史密斯对18世纪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制陶技艺工作实践的考察中，她展示了知识在工作场所中如何进行传播，这促进了产品和工艺创新，使质量标准化，促使对工具进行调整，并且进一步提高了技能。她所举的例子，是妇女和儿童所使用的脚踏车床的引进和改进。威治伍德（Wedgwood）作为产品创新和设计方面领先的企业家，采取措施来确保这种手工知识不会通过观察或者通过熟练工人的流动而传播给竞争对手。
帕特·赫德森的那一章对处在全球竞争和变革环境下，长期存续的小规模半农村制造业进行了研究。她强调了威尔士纺织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路径依赖，以及农村手工形式的持久性。她展示了在面向全球、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面前，能够让这种半农手工形式持续存在的条件是如何逐渐被破坏掉的。大卫·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的章节还探讨了两个多世纪以来小规模制造业得以持续存在的逻辑。西方有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单线性或同质性过程的倾向，印度经验对此提出挑战。首先，不应将印度的纺织部门理解为对环境条件作出了适应性反应，包括市场划分，以及将种姓、性别和亲属关系纳入其中，作为促进企业经营的工具，而不是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工具。
整体而言，第一部分的五个章节说明了地方与全球的相互作用，阐释了工业化、创新和组织变革交织的时间线索甚至包括全球变革的“核心”领域。同时，还说明了跨学科方法对于理解制造业的本质，以及跨越全球空间和数百年时间的工业区域其产品所包含的专业知识方面的重要程度。
机器的时代
早期的工业化史学受困于严重依赖用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大部分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来解释变革和增长，没有充分考虑这些技术是如何存在或怎样产生影响的。技术通常被视为纯粹的人工制品，而组织变革和工厂是技术变革的结果。此外，值得一提的技术并没有多少：工业化只是几处关键的创新，比如蒸汽动力和重要的纺织创新。在国际上，工业化被认为是从英国扩散开来的，是对先行者进行模仿。
围绕着这些争论的难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学界开始从多个维度释疑。第一，随着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一书的出版，工作场所的冲突成为焦点，该书集中探讨了将技术投入使用的劳动过程，并探究了管理危机、社会冲突，以及技术变革固有的无序性。[23]第二，是从痴迷于大型的工艺技术转向产品创新和消费的复杂跃迁，这促使对更为广泛的技术领域，包括农业、食品加工、小型金属制造、服装生产和家用设备制造业进行探索。第三，更广泛的组织形式，比如原始工业化、小作坊和苦汗产业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第四，从关注英国，将其作为一个典范和领先的经济体，转变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观，即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一体化的技术和经济综合体，这一重要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24]
马克辛·伯格围绕着这四个认知转变为重写经济史做出了贡献。在她最早的著作《19世纪英国的技术与辛劳》（Technology and Toil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里汇集了关于劳动过程与冲突的原始材料。[25]另外两部著作着眼于机器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以及机器对跨行业工作的影响。[26]她并未忽略纺织技术，而是强调这些技术中的活动和组织形式极其多样，她将这一点延伸到了农业以及“小型金属行业”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在马克辛·伯格的研究之前，金属制造业广阔的世界被严重忽视了。最后，马克辛·伯格在重塑经济史，将其纳入新的全球语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主题在本书第二部分关于机器的章节中有所反映。简·德·弗里斯（Jan de Vries）重新探讨了原始工业化的概念，这个术语影响很大，却饱受批评，简·德·弗里斯强调，自从最初提出原始工业化的概念以来，我们了解了欧洲各地早期的制造业对人口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基于与增长理论同步发展的理论方向。于是出现了一种工业增长的社会和组织背景，它为人们更深入、更广泛地理解变革提供了一条途径。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强调了认真理解“宏观”纺织发明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缺乏一种技术进步理论，无法对机械化的这个早熟的范例作出解释”，使得这项任务难以完成。奥布莱恩摒弃了许多对创新不恰当的解释，特别是那些认为创新是对经济或技术压力作出自动反应的机械模型（mechanistic model）。他着眼于发明者本身，试图将他们的代理人定位为处在特定的手工艺和技术环境里，并且处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变革背景下的创新者。
佐藤修（Osamu Saito）分析了李嘉图和希克斯提出的“机器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机器的劳动力替代效应是否通过增加机器制造部门的就业得到补偿。他研究了5个国家的劳动力数据，发现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复杂。职业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要受人口增长的影响，因此，尽管初级产业部门中的就业份额下降了，其聘用的劳动力可以有绝对的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的增长可以忽略不计。最重要的是，佐藤修确定了机械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只能从性别角度来理解：主要是女性的职业受到了损害，这一过程导致第二产业中大量的女性被替换。这反过来又影响着苦汗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长。最后，在克丽丝廷·布鲁兰（Kristine Bruland）和基斯·史密斯（Keith Smith）所著的章节，探讨了一项重大的纺织发明——走锭纺纱机，它能自动纺纱，（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然而，它扩散得很慢。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认识创新得以显露之后富于冲突和斗争的背景。熟练的纺纱工人被自动化淘汰了，实际上他们也是生产的管理者，由其组织并管教辅助工：这种管教的职能不容易被取代。因此，自动纺纱机在雇主和劳工之间持续的斗争中成为一种威慑性武器，只有在劳资纠纷和管理上出现紧急状况时才被采用。
这些章节跟随马克辛·伯格的脚步，对建立在未经理论化的概念之上，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变革是18世纪以来工业增长驱动力的工业化史学进行了批驳。一方面，欧洲在前工业时期发生了广泛的变革，特别是在新的市场定位和不断变化的工作组织方面；另一方面，已经发生了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有着强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影响着创新和传播的过程。
奢侈品的时代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历史学家面临着挑战，需要在现有供给主导的模式之外重新思考他们对变革的叙述。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新的学术成果认为，消费在前现代社会和当代社会一样，都处于中心地位。一些人认为，“消费革命”可与18世纪末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这场革命重塑了欧洲社会。然而。马克辛·伯格近来观察到，“在经济史学家中，除了少数例外，一直不愿对经济变化中的消费加以分析”。[27]马克辛·伯格是非常重视消费及其与工业化关系的经济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人数不多，但很重要。这个新学者群体——其中有许多女性经济史学家——开始对制成品离开工厂后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而不是对基于一般品类（棉花、煤炭、金属制品等）供应的工业生产加以考量。他们研究了商品是如何被分销和零售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品位和偏好的，还研究了消费这些商品的人的身份和习惯。[28]
如今，有大量的文献对经济史和消费史的融合进行了研究，既有实证研究，又有理论研究。简·德·弗里斯“勤勉革命”的概念，是将生产、劳动和消费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从17世纪末开始，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模式的扩展都很明显，这是妇女以及更一般地讲是家庭更多地参与市场交换的结果。马克辛·伯格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女性财产和工业革命的文章中，就已经对这一点进行了实证研究。德·弗里斯的模型对诠释欧洲原始工业和工业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29]德·弗里斯关注的是消费者需求的主要方面，而伯格则强调了奢侈品在欧洲经济转型中的中心地位。
这场争论后来被称为“奢侈品之争”，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奢侈品这个类别在18世纪的社会和经济中很重要。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英国商业方略》（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和后辈马拉奇·波斯特斯华特（Malachy Postlethwayt）出版的《英国商业利益：解释与改进》（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Explained and Improved）之间的差异，显示出英国人对消费和奢侈品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丹尼尔·笛福对炫耀性消费就算不是完全持否定态度，至少也是模棱两可的，但马拉奇·波斯特斯华特认为它是经济进步的源泉。[30]伯格的研究强调当时的人如何越来越将奢侈品视为创新的源泉，日渐认为奢侈品激励人们提高质量标准，降低制成品生产成本。这些是马克辛·伯格2004年的文章《追求奢华》（“In Pursuit of Luxury”）和她2005年的专著《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中提出的研究方向。[31]
如马克辛·伯格所言，在这些奢侈品中，许多不仅只由欧洲熟练的大都市工匠生产，而且还从亚洲进口——比如瓷器、丝绸和棉花。在过去的十年里，通过贸易的商品与消费将欧洲与亚洲联系起来，一直是全球史上的一个独特的议题。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强调，目前在贸易和全球物质文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32]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层面上对消费进行研究促使人们对制造业重新进行评估，也鼓励人们对欧洲人接触来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艺与技术的方式重新进行评估。在本书收录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文章中指出，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和生产并不是18世纪所特有的。哈桑·瓦桑（Hassan al-Wazzan）是一名摩洛哥外交官，他另一个名字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更广为人知，他曾经到过非洲和黎凡特（Levant）很多地方。1518年，他在意大利以乔瓦尼·利奥尼·阿非利加诺（Giovanni Leone Africano）的名字生活了数年。在返乡之前，他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写了几部著作，向欧洲人讲述了他的非洲世界，非洲的宗教和文化，其中的一部著作《非洲志》（The Description of Africa），后来被出版印刷并广为流传。在这部作品中，他详细阐述了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匠和商人、他们的手工艺以及他们的产品，其中一些产品还流传到了欧洲。他所描述的世界忙于营生，与宗教战争时期欧洲出现的消极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奢侈品和消费拓宽了经济史学家们的研究范畴，人们如何看待和理解经济与社会转型也被纳入其中。对于马克辛·伯格和所有对消费、零售和分销的历史感兴趣的史学家们来说，欲望一直是一个重要概念。海伦·克利福德（Helen Clifford）解释道，商业卡片——一种前近代形式的商业名片，用来宣传商店位置和商店里售卖的商品——是商品做广告和进行零售的重要工具。联系本书前几部分的章节，海伦·克利福德让我们领悟到这样的广告也是传达生产技术的方式，通常描绘的是工作中的工匠或机器。因此，对生产和消费进行区分遇到了难题，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史学中都是如此。
除了考虑广告和销售技巧之外，消费史还使用财产清单，将其作为对消费模式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途径，特别是对在17世纪和18世纪发生的变化。[33]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罗娜·韦瑟里尔（Lorna Weatherill）是最早一批使用计算机系统将财产作为消费指标进行研究的人。[34]约翰·普肯斯（Johan Poukens）和赫尔曼·范德尔·维（Herman Van der Wee）的章节应用这种方法对600份财产清单进行了分析。这些清单记录了现为比利时利尔镇（Lier）和它的内陆地区消费陶器、热饮和类似的中档奢侈品的情况。他们的证据表明，虽然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等阶层可能在私人社交的场合下采用了新的家用物品，但是在社会阶层较低的农夫和劳工中，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使用的德·弗里斯所谓的“新奢侈品”与中等阶层的“新奢侈品”差别很大，而且保留了“旧奢侈品”的某些特征。
最后，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探索了沦为殖民地之后，当地居民制造的物品是如何在殖民网络中流通，并找到通往大都市的途径。这些“逆向流动”的物品所讲述的故事，向全球商品和英国工业化的线性叙事提出了挑战。这些物品还带来了有价值的新研究方向，即本土性和强烈的地方性或许最好从微观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会产生新的全球叙事。
本书第三部分的章节强调最近许多关于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马克辛·伯格和其他人所倡导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将工业革命简单地视为一种由生产所主导的现象，而是强调消费和零售的重要性，还强调文化因素影响着前现代时期新旧物品的消费模式。这类学术研究也为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重新思考制造业和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主题将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展开。
全球贸易的时代
事后看来，显然2000年彭慕兰《大分流》的出版很明显是一个分水岭。[35]在2000年之前，经济史学家在研究中以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为基准。例如，他们书写“消费史”，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欧洲独有的现象，他们书写“工业化史”，以为任何读者都知道这意指欧洲的工业化。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学家们继续进行他们的学术工作，但没有渴求接触到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受众。彭慕兰的著作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帕特里克·奥布莱恩自2003年开始领导的“全球经济史学家网络（GEHN）”改变了西方学术界的状况。这个网络的目标包含“扩展地理空间，延长时间线索”，实际上，这意味着让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与研究全球贸易的学者、研究印度纺织品生产的历史学家，或者与研究中国陶瓷生产的学者进行对话。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全球奢侈品的涌入对英国制造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欧洲以外的消费模式，对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之间物质和知识的联系越来越感兴趣。这种全球化取向对以国家为基础的历史学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彭慕兰等人认为，英国和西欧之所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是因为它们注定如此，而是因为英国出现了一系列的偶发情况：在纺织制造业中心附近有煤炭，有通过殖民扩张以及奴役被征服的人获得人力和自然资源的途径。[36]对于像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和马克辛·伯格这样的学者来说，全球比较以及对联系进行研究似乎对于理解18世纪欧洲的变革至关重要。[37]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境下，关注18世纪是有意义的，但当地理位置发生变化时，时间线也要延长了。全球史出现了，这个领域不仅将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学者汇集起来，而且其研究的分期也不再完全由欧洲来决定。1996年，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曾试图利用跨文化交流对世界史重新进行分期，但是，要把全世界所有的时段划分都纳入其中是很难的（现在仍旧如此）。[38]实际上，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有书写一部独一无二的全球史的宏愿，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自己是全球史这一广阔领域的参与者，他们辟出一块小小的时间与地理空间，在其间进行比较或者探求联系，在发现与发展这种全球联系的过程中，以模式的变化进行历史分期。
马克辛·伯格的研究在推动经济史领域朝着日益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她2000年之前出版的论著中，主要关注的是英国的情况，2001年，她在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就职演讲中探讨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奢侈品对英国生产过程的影响。[39]她认为，如果没有从亚洲进口奢侈品，英国的制造商就不会开发出富有创意的产品和工艺，从而促成工业革命。马克辛·伯格和伊格·伊丽莎白（Eger Elizabeth）2003年编撰了论文集《18世纪的奢侈品》（Luxury in the 18 Century），全书收录了16篇文章，在最后三篇文章里，“舶来品”代表着全球性；10年后，在马克辛·伯格编撰的《书写全球的历史》（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Global）一书中，印度、中国、日本和非洲的学者们已经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主要的参与者。[40]在她2015年编撰的论文集《来自东方的商品：1600—1800年》（Goods from the East，1600—1800）中，该书有21章，在所有章节中亚洲都占据了重要地位。[41]
莎拉·伊斯特比-史密斯（Sarah Easterby-Smith）、何安娜（Anne Gerritsen）、贝弗利·莱米尔和乔治·列洛（Giorgio Riello）的文章阐述了参与全球贸易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了书写历史的方式。乔治·列洛文章的出发点是全球贸易，它最终导致工业革命，但他侧重于印度的采购。正是由于购买印度纺织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EEIC）带来了如此严峻的挑战，再加上对纺织品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英国的工厂才转变成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场所，成为工业化的特征。莎拉·伊斯特比-史密斯与何安娜都致力拓宽“有用和可靠的知识”的概念。莎拉·伊斯特比-史密斯通过研究植物学来达成这一目标：用在农业、工业和医药上的装饰性植物和“经济植物”被从世界各地带回英国，并被系统地整合到自然知识汇编中，显示了帝国的低层官员和掮客对于项目成功具有重要意义。何安娜的文章表明，那些了解物品的人和那些制造物品的人的洞见在描绘瓷器制造过程的中国瓷瓶上都可以找到，而这种结合被一些人认为严格来讲只有欧洲才有。玛格特·芬恩（Margot Finn）的文章在她所谓的“跨大陆背景”下对财产和金融进行讨论，将大都会与殖民地连接起来。但是，她指出不仅经济物品、人员和思想在帝国或全球范围内流动，帝国网络内部对流动也有限制。玛格特·芬恩强调，摩擦和中断限制了印度和英国之间资本的“流动”，正如18世纪80年代东印度公司派驻孟买的一名外科医生的遗嘱认证账目所显示的那样，这使全球贸易的图景更为复杂。这为史学指明了新的方向：对英国和全球贸易网络进行研究，这已经成为经济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从彭慕兰的著作出版以来即已如此；要更充分地考虑开发和维持这种网络的财政、人力和生态成本。
结论
本书所反映的是马克辛·伯格在她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所关注的经济史的诸多领域，在这40年间，她对自己研究领域中许多长期持有的假设和方法进行了质疑。除此之外，本书还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既有知名学者的成果，也有那些直接从马克辛·伯格的指导中受益的学者的成果。书中的文章都是建立在马克辛·伯格的成果的基础上，去扩展、限定和增进工业化史学，将工业化作为复杂、多样的全球现象，同时将其作为国家、区域和地方的现象。
然而，不可能在一本书中涵盖马克辛·伯格研究和职业生涯的范围和影响。本书只能对其范围略作说明，不仅仅是因为本书未将一些有趣的领域和她的一些著作放入，因为它们不在本书的研究范畴之内，同时，力求全面就像费力捕捉一只仍在展翅飞翔的小鸟。在我们所参考的体系中，必须将马克辛·伯格对经济史历史的长期关切排除在外，也要将经济史作为一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学科所具有的各种表现形式排除在外。马克辛·伯格的上述研究偏好贯穿于她所有成果中，这也往往为她的方法和结论增添了复杂的相对主义元素。她详细考察了女性在英国经济史专业化初期所作出的学术研究贡献，而她富有创新性的关于艾琳·鲍尔的传记基本上没有提及。对于马克辛·伯格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女性史和性别史方面的研究，我们仅仅一笔带过。[42]
最后，马克辛·伯格在改变研究议题，拓展我们研究领域的边界方面不懈努力，尤其是她在将全球史与微观史学方法上的创新联系起来所做的工作。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一些研究新领域目前还在从中受益，对于这些新领域，我们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探讨。抛去其他的不管，她的努力促成了一项关于18世纪后期海獭皮贸易的新研究，当时将海獭皮由加拿大西北部运往中国，这项研究十分出色；还开展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讨论会与研讨会，鼓励初露头角的学者开展新研究，将微观史学和宏观史学联系起来，并探究“两者之间的空间”。[43]
希望在本书中能够恰如其分地对马克辛·伯格的学术研究致以敬意，同时也能对她本人所探究的研究主题进行补充。她的研究无疑在2020年之后继续走向新的方向，我们对此充满期待。我们还期待马克辛·伯格能够继续分享学术成果，一如既往地慷慨大方。马克辛·伯格的文章具备启发才智的特征，我们期望这一点也能够继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