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的“总中流”论
日本虽然没有发生像美国一样有关阶级的政治迫害，但没过多久也走上了同一条“中流”之路。最初主张日本进入“中流”社会的是经济企划厅的官员。1967年日本公布《国民生活白皮书（1966年）》，书中围绕“阶层归属意识”面向国民做了相关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认为自己生活程度属于“中层”的比例逐年增加，在1965年达到50%。其中“中下层”占比29%，“中上层”占比7%。“上层”与“下层”所占比例仅有1%和8%，另有选择“不知道”占比5%。《国民生活白皮书（1966年）》称这种变化为“中产阶级意识的增大”，并指出随着1960—1961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同步加速以及工薪阶层的不断增多，总体社会呈现出商品生产多样化、收入均衡化、生活方式西式化等特点。舆论调查反映出从意识层面来看，国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已逐步在消失。
之后，1970年日本公布的《国民生活白皮书（1970年）》（经济企划厅）在开篇就提到了关于国民生活均质化现状的内容，并指出从“家庭收支调查”结果来看，日本各地区、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同时，“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1969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中层”的有52%，“中下层”的有30%，“中上层”的有7%。也就是说属于“中层”的共有89%，充分显示“中流意识普遍化”。《国民生活白皮书（1970年）》进一步指出，通过调查发现，“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与消费的差距在缩小，国民意识层面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执笔完成该白皮书的是当时任职于经济企划厅的官方长官会计科长岩田幸基，在白皮书发布一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新书《现代的中流阶级》。在新书的创作过程中，岩田得到了经济企划厅三位同事的大力协作。某种程度来看，该书可以被视为《国民生活白皮书（1970年）》的续编。另外，该书中开头部分引用的数据图表，也是非常夺人眼球的。
日本被称为世界上罕见的“无阶级社会”。不论是英国、法国等欧洲各国，还是自称为自由平等化身的美国，实则在其社会内部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歧视。但是在日本，站在任何一个街头，如果问过路的人，“你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恐怕100人中有90人以上都会回答“大概是中层吧”。大家都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阶级，日本便成为“一亿总中流”社会，换言之也就是所谓的“无阶级社会”。7
尽管没有做严谨的国际比较，很多人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罕见的“无阶级社会”，之后“总中流”论在一段时间里比较普及。日本社会学家神林博史曾在其著作中如此评论，“恐怕只有全国（日本）各地的中老年男性如此认为吧”。神林的这本书后来被认为是“总中流”论的源头。8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英国、法国等欧洲社会毋庸置疑是阶级社会。而且，尽管美国对自己的阶级社会状态予以否认，但其实美国也是不折不扣的阶级社会。
不过，在《国民生活白皮书（1970年）》中，岩田并没有对“中流意识普遍化”这一现实大肆礼赞。例如，该白皮书中指出：一方面，现代日本“新商品不断出现，消费的高度化也正在急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流意识和信息爆炸的不断发展，示威活动9和依赖性10也在不断加剧”。因此，容易出现“膨胀的欲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的矛盾，从而引发人们内心欲求的不满。而且，岩田在其书中还以“探求国民意识与生活的差距”为题，专门设置一章论述了“欲望永不满足的中产阶级”。具体指虽然在国民意识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中流”的人较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获得与之相符的收入、地位、财产等。归根结底，“中流意识只不过是意识层面的一种感觉，实际生活远非如此”。从这个意义来看，岩田对人们热议的“总中流”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分寸和几分冷静。
人们真正开始失去冷静是从1977年10月公布的《国民生活白皮书》开始。这本白皮书由三章组成，第三章的题目是“生活意识的变化与未来的课题”，主要内容列举了日本与欧美诸国相比“更加富裕的事实”。尽管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比瑞典、美国、联邦德国和法国低，但是却比英国和意大利高，而且人均年度个人储蓄额成为世界最高。虽然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总额不及美国，但是接近联邦德国，远超英国。此外，日本的平均寿命与瑞典相同，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彩电普及率为94%，高于美国的67%，达到世界罕见的高度。除此之外，这本白皮书还列举了日本升学率较高，犯罪率较低等社会现状。
这本白皮书还显示了日本人在经济上的均等化。从1960年到1976年，日本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示差距扩大的一个统计指标，在差距最大时为1，几乎没有差距时取值为0）到20世纪60年代末均保持较低水平，此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金融资产的基尼系数也呈现同样特征。不同职业、地域之间的工资差距在逐步缩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比较显示，日本基尼系数在发达国家中最低，也就是说“该国相当平等”，或者说“没有特别贫穷的人”。
这本白皮书同样公布了“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统计数据，也是关于“中流意识”的调查。其设问与回答分布，依次如下（这本白皮书显示的是经过四舍五入后的数字）。
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中层”的人占比最多，达到90%，其中“中中层”的人占比达到59%。由此说明，在日本社会中，“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中层’，尤其是近六成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中层’”。
最后，这本白皮书这样写道，“中产意识越强，‘落伍的人’就会越发悲惨”。即使这些人受过教育，这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可以说这是出于对日本社会十分自信的一种赞扬，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比较后所强调的日本比较突出和优越的地方，从某种程度来看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经济学家村上泰亮在有九成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流”的调查结果基础上，开始了日本社会论研究。最初是在1977年5月20日，村上将一篇题为《新中产阶级的现实性》的小文章发表于《朝日新闻》晚间版上。村上在其文章中写道：“经过调查发现，日本国民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为‘中层’的占比达到90%，其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中层’的占比为60%，与白皮书中的统计数字完全一致。”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呢？因为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蓝领和白领的差别也似乎变得模糊了。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城市化都在悄然进行，科长、事务职员、工长、工人、店主、店员、农民等不同从业人员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差别。另外，在大众传媒和教育发展的影响下，人们的意识也逐步趋于平均化。因此，村上在其著作中提到，“不论从生活方式还是心理意识层面看，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既不是上层也不是下层的中间层，而且形成一个巨大群体”。同时，村上将这一巨大群体的形成称为“新中产阶级的成立”。
村上的观点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热议，其中批评的声音比较多，报纸上也争论不断，之后一度被称为“新中产阶级争论”。很多人认为村上的结论比较草率，不能因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人增多了就下定论认为日本大多数人是“新中产阶级”。关于这一点村上在后续中也进行了修正。但是，不管对村上的批评是否正确，或是村上的回答是否正确，从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其主张这一点看，该场争论实际是以村上的绝对胜利而告终的。
之后，村上于1984年出版了《新中产大众的时代》，书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以“阶层的非结构化”为题的核心部分宛如村上的胜利宣言。文章开头提到，村上从“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中得知，“中层”占九成，“中中层”占六成。“根据该舆论调查的结果，类似于‘一亿总中流’‘无阶级社会’等的讨论其实已经很久了。正因为这个讨论被很多人反复提起，所以在民众看起来这样的说法似乎已经是一个常识了。”此外，书中还提到舆论调查中“只依赖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便得出日本社会已实现‘一亿总中流’这样的结论是很不合理的”，村上自己像是一位公正的裁判开始了下面的讨论。
村上认为，对于人们之间产生序列的“阶层化”，有必要区分三个层次：一是“经济阶层化”，二是“政治阶层化”，三是“文化阶层化”。在日本近代社会前，这三个层次有成为一体的倾向，但是到了近代社会却呈现出各自的独立性，而且各层次之间的排序也不尽一致。之后，村上开始探讨现代日本的三个层次的阶层化。
首先，在经济层次，由于受收入均等化以及福利政策财产再分配效果的影响，大部分人属于“亚有产者”[2]，加之股东和经营者的影响力减弱，阶层化呈现出减弱的特点。其次，在政治层次，一方面普选也使阶层化减弱；但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机构和企业组织的等级制度得到强化，阶层化又在增强。最后，在文化层次，由于生活方式均质化、教育普及和大众传媒影响等原因，阶层化同样逐步减弱。因此，村上认为除政治层次外，其余层次中阶层化都在不断减弱，而且各层次呈现不同特点，所以大部分人都无法意识到自己属于“下层”，进而会有九成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在这里，村上撤回了过去关于“全部均等”的极端论调，通过对各层次的分析，认为即使同属“中层”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多样性，建议将“新中产阶级”换为“新中产大众”等。但是，大部分日本人认为，即使是“新中产大众”，其实没什么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