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以下所有人士或团体都为本书的研究、写作与制作做出了一份贡献，我很荣幸能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首先，得益于费城图书馆公司早期美国经济与社会研究项目慷慨提供的资金，本书大部分研究得以在费城地区的档案库展开。我很庆幸，在费城度过的四个半月里，图书馆馆长吉姆·格林（Jim Green）以及图书馆公司所有员工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弗吉尼亚州历史学会安德鲁·威廉·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对我提供的项目资助，他们一直对我十分热心。我还要感谢政治历史研究所为我颁发了休·戴维斯·格雷厄姆旅行奖（Hugh Davis Graham Travel Award），我曾于2016年在纳什维尔（Nashville）首次参加了他们的政策历史会议；在不久的将来，我定会回访。此外，我还要感激为我提供过档案服务的各机构：亚拉巴马州档案和历史部、弗吉尼亚大学阿尔伯特与雪莉·斯莫尔特藏图书馆、美国哲学学会、水牛历史博物馆、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杜克大学大卫·马克·鲁宾斯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特拉华州历史学会、西彻斯特大学弗朗西斯·哈维·格林图书馆、哈格里博物馆与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学会、亨廷顿图书馆、阿勒格尼学院劳伦斯·李·佩莱蒂尔图书馆、玛丽埃塔学院遗产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卢泽恩县历史学会、马里兰州历史学会、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新泽西州历史学会、纽约州历史学会、纽约公立图书馆、俄亥俄州历史学会、宾夕法尼亚州档案馆、宾夕法尼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罗彻斯特大学鲁西·里斯图书馆、南卡罗来纳大学南卡罗来纳图书馆、弗吉尼亚州立图书馆以及西储历史学会。作为一名身居英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我尤其要感谢众多机构热心地为我提供了高效的远程研究服务。
我曾提交论文至以下年度会议，所收到的反馈让我受益良多，这些会议包括：英美19世纪历史学家协会年度会议（2015年剑桥），别人眼中的我们：英国人眼中的19世纪美国历史会议（2014年莱斯大学），爱尔兰、美国与马修·凯里的世界会议（2011年都柏林三一学院），政策历史会议（2016年纳什维尔），以及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关于（漫长的）19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5年伦敦）。无论听众对我汇报的工作报以建议、批评还是简单的鼓励，我都感谢他们所有人的聆听。
凯西·马特森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美国早期经济与社会研究系列的编辑，她在本书写作初期就为我提供了指导意见，而本书则因此得到了出版社整个团队的关注，并由妮可·韦兰（Nicole Wayland）排版团队提供专业印刷，才成为如今的作品。第五章的部分素材取自《内战前政策制定研究中的制度、过程、代理人与偶然 性：1846年〈关税法案〉》（“System, Process, Agency, and Contingency in the Study of Antebellum Policymaking: The Tariff of 1846”,见《内战时代杂志》第7期（ Journal of the Civil War Era 7 ，2017年6月，第181—205页），我很感谢该期刊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允许我在本书中再次使用这些信息。
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学院的同伴们共事非常愉快，尽管我要把美国内战前的关税政策写成书的想法似乎逗乐了其中一些人，但他们还是爽快地支持我完成写作。我也很庆幸自己能进入历史研究所的北美历史研讨会，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团体，我与其他成员度过了无数个愉快的夜晚。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美国历史学家群体也包括约翰·摩尔（John Moore，虽然其身为经济学家，但这不重要）、唐·拉特克利夫（Don Ratcliffe）和安迪·尚克曼（Andy Shankman），而且我坚信“群体”一词没用错，他们都分享了自己对本书研究领域的专业见解，如果没有他们的引导，我可能会遗漏部分信息源。乔·科恩（Jo Cohen）、安德鲁·希斯（Andrew Heath）、埃里克·马蒂森（Erik Mathisen）、马克-威廉·帕伦（Marc-William Palen）、唐·拉特克利夫（再次）、罗伯·桑德斯（Rob Saunders）和大卫·西姆（David Sim）都拿出宝贵的时间来阅读了本书部分章节的原稿，提出了深刻见解，让本书在定稿前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改善。有两位媒体人则更进一步，读完了全书原稿，并提供了令我受益匪浅的观点。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虽然几乎没有参与本书研究，但为我的资金申请写过不计其数的推荐信，而当初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读研时，也正是他的启蒙栽培让我成为如今的历史学家，因此我会铭记这份恩情。我的母亲阿曼达（Amanda）、姐妹路易斯（Louise）和茱莉亚（Julia）始终是我的坚强后盾，我的直系亲属中年龄最小的艾弗里（Avery）外甥女则提醒我，美国早期的政治历史当然是耐人寻味的，但别忘了，你的生活更加有趣。
最终，我兑现了自己很久以前许下的承诺，将本书献给海伦（Helen），这是她应得的。在伦敦公寓写作之际，我望向窗外，看到洒满阳光的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沼泽地时，便殷切构思着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今后共赴的更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