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仅仅是制造业的问题”：1820年“鲍德温法案”与1824年《关税法案》

1819年，经济危机重创了年轻的美国共和政体。对此，费城杂文作家马修·凯里（Mathew Carey）记载道：“在资产方面，军队入侵造成的破坏都不及全美各地发生的危机严重。”这一时期物价暴跌，破产企业成倍增加，数以万计的人民失去工作。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宣告：“这场灾难就像笼罩着我们的大气层，触及联邦上下、社会各阶层，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它，没人能幸免。”面对美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南方人克莱和北方人马修·凯里都认为，全面竖起保护性关税壁垒是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从1816年到1818年，公众都在催促政府修改关税政策、增加税率，而关税几乎只是制造业的问题。马修·凯里坦言：“受灾人士的境遇令人痛心，不过全美情况总体而言不算严重。”但金融风暴后，他认为即使“全美制造业都兴旺发展，关税制度的改变也已刻不容缓，因为这个问题当下已呈现出新的面貌：它已经彻底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接下来，马修·凯里和克莱将成为同辈人之中最能干、最积极的保护主义者，深受友人以及敌对政党的赏识。1819年恐慌爆发后，关税政策的制定实则进入一个新阶段，各地民众纷纷开始向立法者施压，并持续在首都进行游说行动。在华盛顿之外，马修·凯里鼓励全国各地支持提高关税的人士加强合作，部署一项比几年前更宏大的游说议程。在国会内部，克莱有效地利用委员会体系，将己方认为合适的法案提交审议，拉取足够票数来确保法案通过。在此期间，自由州议员都在奋力阻止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而4名总统候选人为了能入主白宫互相攻讦，可见保护主义者迈向成功的道路上阻碍重重。1820年，参议院以较小票数差成功反对关税上调，保护主义事业遭遇挫折；1824年，新的《关税法案》通过，保护主义者总算扳回一局。然而，这一时期遗留的党派分歧和地区分歧，还将波及未来数十年关税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