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庭格差——战后型家庭的界限

第一节　疫情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

超于地震影响之上的疫情冲击

要说新冠疫情之前对日本影响较大的灾害，应该就是1995年发生的阪神大地震和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由此导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这两次都是非常大的灾难，受灾者人数众多，对日本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要从对未来产生的社会影响这一角度来看，这两次地震的影响还是要比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小得多。阪神大地震中约有6 000人死亡，尽管今天的神户市尚留有伤痕，但在关西圈以外生活的人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东日本大地震造成2万人以上的遇难者，至今仍有4万多人因核电站泄漏事故无法回到故乡。即使如此地震也并未给全日本带来灾害。当时东京暂时出现了流浪的难民，计划停电等现象，连我所工作的大学的毕业典礼也被迫中止，但之后不久就又回到了地震前的日常生活。

然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从北海道到冲绳，席卷日本全境，彻底改变了全体国民的生活。

人们日常的酒会和派对被取消，各种社会活动被中止，戴着口罩的生活已然成了新冠疫情下的固定“规则”。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无形中扩大了社会已有的种种差距。这种情况不仅在日本发生，而且在全世界同时发生。

我在2004年出版的《希望格差社会——“失败组”的绝望感即将撕裂日本！》（筑摩文库）中，记述了中老年男性自杀人数从1997年到2008年近10年间增加了约1万人。在调查原因的过程中我发现，自杀人数的增加与伴随着日本经济结构转换的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

1997年从泰国开始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东亚、东南亚各国的货币急剧贬值，日本也出现以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破产为首，山一证券、长期信用银行等金融机构陆续宣告经营破产的现象，日本金融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另外，由于很多企业倒闭，连锁性的关联中小企业也相继业绩不佳和破产，很多中老年男性由于裁员或公司倒闭而失去了工作。当时，受到经济危机这一宏观现象影响最多的是正值赚钱黄金期的中老年男性。

在拙著《希望格差社会——“失败组”的绝望感即将撕裂日本！》中，我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变动，凸显了‘二战’后持续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变化。”从太平洋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家庭呈“均质化”特点，即“父亲是正式员工，母亲是全职主妇或一边兼职一边料理家务，每个家庭平均养育两个孩子”。这样的构成为日本家庭的主要结构。他们大多生活在东京等大城市圈，主要劳动力在企业工作的较多，而且几乎所有家庭都以实现“富裕生活”为目标奋斗。

其实，1992—1993年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开启了“一亿总中流”崩坏的开关，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社会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在同一时期，派遣劳动法的修订正式打开了非正式员工的工作大门。

此后，很多企业开始抑制正规雇佣，通过录用非正式员工的方式来削减劳动成本。大量的服务业，如便利店、快餐店、观光业等，开始越来越多地录用非正式员工。日本社会长期以来被视为非正规就业的雇佣形态开始成为常态，尤其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

非正规就业让企业业绩开始回升，服务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就业领域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就是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的经济差距不断加大，而且伴随着非正式员工的增多，日本逐步进入了“即使努力工作，也不一定能赚到养家糊口的收入”的“格差社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自杀人数从1998年的2.4万人一下激增到3.2万人，到2011年为止每年都有超过3万人自杀。自杀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就是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雷曼金融危机导致了大量公司倒闭或企业裁员，越来越多中年男性无法靠自己的收入养活家人。在这之后，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很多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以及厚生劳动省的自杀对策，从2010年开始到2019年自杀人数逐渐减少（见图1.1.1），特别是中老年男性的自杀人数大幅减少。

资料来源：日本警察厅《自杀统计》。

但从2020年7月左右开始，很多媒体报道由于疫情，日本自杀人数再次呈现增加态势。警察厅的数据显示，2020年后的自杀人数，到6月为止比上一年同月少，但是7月以后连续5个月持续增加（见图1.1.2和图1.1.3）。

资料来源：日本警察厅《自杀统计》。

资料来源：日本警察厅《自杀统计》。

年轻女性自杀人数增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0～30岁年轻女性自杀人数的增加。到2020年6月为止，女性自杀人数仍低于前一年，但7月以后大幅超过前一年。对比男性自杀人数来看，虽然2020年8月男性自杀人数与上一年相比也增加了10%，但女性增幅高达45%。加上未满20岁的女性，女性自杀人数与2019年同期相比总共增加了3.6倍。日本警察厅统计数字显示，2020年女性自杀人数总计约7 000人，其中未满40岁的女性上升到1 643人。

疫情给社会带来了各种“次生灾害”，给原本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带来了更严重的影响。疫情影响下，很多女性失去了工作或收入减少，甚至还产生了某方面的家庭纠纷，这使她们失去了生的希望。其实，在疫情前2019年内阁府的舆论调查数据来看，年轻人是所有年龄中生活满意度最高的人群。尽管他们可能在经济收入上处于弱势，但得益于对家人的依赖，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较高。未婚女性和父母同居生活可以依靠父母，已婚女性可以依靠丈夫，即使本人的收入减少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疫情后年轻女性自杀人数的上升，从某种意义来说，可以推知既没有家人依靠，又没有未来前景的年轻女性数量在增加（见图1.1.4和图1.1.5）。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2019年）》。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自杀的统计》。

由此，从女性自杀人数的增加推测，疫情带来的影响在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之间，对生活在“下层”的人们影响更大。对于之前每个月都靠差不多的收入维持中流生活的家庭来说，新冠疫情造成的暂停营业以及带来的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直接触碰到他们的生活底线。“能否维持目前的生活”已成为摆在大家眼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中，即使是丈夫拥有工薪阶层稳定工作的家庭，也有不少是“勉强度日”。比如40多岁的丈夫每月算上加班费一共有30万日元的收入，其中有10万日元需要支付住房贷款，剩下20万日元是四口之家的生活费，一年两次的奖金用来支付车贷，另外妻子通过兼职赚取的钱可以支付念初中的孩子的补习班费。很多家庭就是凭借上述模式维持着一定层面的“中流”生活。

但对于这样的家庭，一旦丈夫的收入因为疫情而减少，加班费和奖金同样被削减；而妻子也由于餐饮店的停业失去兼职收入的话，不仅有可能从“中流家庭”中掉下来，而且有可能从“隐性贫困家庭”坠入真正的贫困中。

如今的日本社会，家庭主要收入者在遭遇长期生病、被裁员、离婚等始料未及的风险时，恢复以往生活水平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事实上，可能如今的家庭仅面临上述任何一个风险就会瞬间陷入崩塌的窘境。更不幸的是，新冠疫情会触发所有家庭的风险开关。

日益加速的少子化

新冠疫情给日本带来的社会变化，不仅仅是自杀人数的增加，还有关乎日本未来发展的重要指标的改变，即“结婚数和生育数的减少”。其实，少子化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然是重要的社会课题，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婚姻数量与2019年相比下降了12.7%。

导致婚姻数量减少的原因有多种，例如即将结婚的情侣因为“担心引发聚集性感染而推迟结婚日期”，还有因为疫情引发的收入减少而担心“结婚后经济生活不稳定”的情侣也在增加。另外，也有由于对感染风险持不同意见而分手的情侣。具体情况在今后的调查中会进一步明晰，但目前从各地区的变化来看，东京等感染较为严重的区域的婚姻数明显减少。因此，不可否认，因疫情而未踏上结婚新生活的情侣数量较之前增加了许多。

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为了促成结婚的各种相亲活动也减少了很多，这也会加剧结婚人数的减少。实际上，在2020年1月，没有恋人的未婚者中正在积极参加各种相亲活动的人约占13%，但到了10月已经下降到10%（Eureka公司调查）。很多从事结婚中介的社会团体、公司也在疫情后不得不中止相亲类策划活动。尽管目前也有公司在积极开发“一对一相亲”手机软件等，但其实很多人都在犹豫要不要实际使用。不论是朋友组织的个人相亲活动还是企业或社区组织的相亲活动，都已经减少到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左右。

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单身的话还是很不安，所以想结婚”，而且拥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还要考虑到婚后能否有稳定生活，因此多数情况下女方会要求男方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疫情影响下，女性对男性工作和收入的要求似乎更为严苛了，与此同时符合条件的男性却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大家心目中追求的传统型婚姻生活，即主要靠男性收入生活的家庭形态即将走到尽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生儿的出生情况。

之前，很多人预测“2020年新生儿的出生数可能会增加”。这是因为2019年是令和元年，这一年提交结婚申请的人数比2018年有所增加。考虑到大概在结婚一年后生孩子的情况较多，因此如果2019年的结婚数增加了，那么相应地2020年新生儿的出生数量也会有所增加。但总务省的统计数字显示，2020年的出生人数比统计数值最低的2019年还下降了约2.5万人。我猜想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低于85万人。原本适龄期女性的数量就在减少，即使是新冠疫情前的妊娠，也无法改变新生儿数量继续减少的态势。

而且，预计2021年的出生人数还会进一步减少。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出生数调查显示，2020年5月到7月，产妇向医疗机构提交的妊娠申报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妊娠数的减少意味着第二年出生的孩子数量将同步减少。根据预测，2021年出生人数将跌破80万，这个数字不及“二战”后的出生高峰值269万（出生于战后婴儿潮时期，即现在的“团块世代”）的三分之一，与2011年的105万人相比，减少速度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范围。而2020年12月的出生数量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7.3%（2020年2月左右怀孕），说明新冠疫情的影响已经开始凸显。

关于妊娠减少的原因，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很多女性不想在怀孕期间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从健康风险的角度会选择避免怀孕。二是怀孕需要定期去医院接受产检，而频繁去医院也会增加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尽管目前社会都在呼吁要避免因为疫情导致的医疗挤兑，但从实际出发仍然会担心在怀孕期间能否享有充分的医疗服务。因此，很多家庭都认为没有必要非要在疫情期间怀孕，额外增加孕期风险。

2020年10月21日的东京新闻报道，在专门治疗不孕的诊所就诊的女性数量从3月到6月急剧减少。该报道还指出，很多人还会纠结到底要回老家分娩还是就地分娩，很难做出合适的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宁愿选择避免在疫情期间怀孕。

另外，还有一个避免怀孕的重要理由就是经济状况。与结婚数量减少的情况相同，很多家庭由于疫情导致的收入减少而选择推迟怀孕。因为在日本，很多选择结婚的夫妇都会规划孩子出生后的教育等，选择有计划怀孕，毕竟未来养孩子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对于未来生活没有太大把握的情况下，自然会有很多人选择不生孩子。

其实，出生数的减少不仅局限于2021年。刚才我讲述了婚姻数量减少的情况，按照正常结婚后一到两年内生育第一个孩子计算，随着结婚数量的减少，自然会出现出生数量减少的情况。而且日本人的结婚数中约有25%（冲绳约40%）其实是“奉子成婚”，但新冠疫情影响了人们的出行，也减少了人们的相遇机会，自然可以预测以怀孕为契机的结婚也大幅减少。

日本很多地方自治体都期待随着年号变为令和后，“令和婚”会增加，新生儿出生数也会有所增加。但是，疫情的到来已经无情地把人们的这种美好希望彻底击碎。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日本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政府为之也采取了很多政策，但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相反地，2020年的新冠疫情再次加速了既有的少子化进程（见图1.1.6）。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根据人口动态统计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