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政治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人们的薪酬。虽然如今与过去的政策形式不同，但是从某些角度看，他们的担心由来已久。近年来英国出台的纷繁复杂的最低工资制度，以及不断上涨的最低工资正是其中一个例子。大型公司被要求公布其男女薪酬差距（可能很快也会包括种族薪酬差距），并且努力缩小这一差距。

这种担心可以理解，政策的目标也是要为可定义的弱势人群（即低收入的员工、被压低薪酬的女性等）改善境况。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许会质疑此类干预措施背后的原则，例如，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1992：149）就曾称：

雇佣合同的条款是仅属于合同双方的事务。在这一问题上，合同自由与言论自由或行动自由并无差异。

……除非所议合同会对第三方构成伤害威胁，或是通过欺诈或打法律擦边球的方法达成。

其他的批评者可能会就政策的形式加以争辩，质疑政策的有效性，或是其连锁反应的后果—即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受益的群体的利益可能会遭到破坏。但这类干预措施的目的符合一项长期的政策关切传统，即针对贫困群体的再分配和援助。然而，任何明确旨在改善弱势群体境况的政策都与本书所述事件没有关联。

关于不同群体的大量准确或不准确的薪酬信息不断被公布出来，从富时100指数公司首席执行官、足球运动员、电影明星到公众视野中的其他人物，比如新闻主播、大学校长和大型慈善机构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和拟议执行的政治干预措施，以及社交媒体压力（往往和有意的政府干预同样有影响力）根本不是为了改善任何个体的境况。相反，政治人士和活动家攻击的对象是奖励太过慷慨的道德基础，在他们眼中这些奖励是市场胡乱作用的结果，应该对此有所压制。

忧心社会正义固然值得钦佩，但这样想也会造成问题。因为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1976：58）曾经写过：

践行社会正义需要什么并没有一致意见……在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中，实际上不可能设计出一种预先形成的分配计划……虽然很多人对现有的分配模式不满，但也没有人真的清楚知道什么模式符合他所认为的“正义”。

事实的确如此。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反对高薪者中间，一些人的担心也是选择性的。他们通常会批评上市公司的高管，创业者却往往可以免于责难。对足球运动员只是动脚踢球就能日进斗金，一些人乐观其成，但却对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赚大钱感到愤愤不平。

然而，在短短数年期间，舆论似乎急转直下变成批判所有的高收入者。对是否可以接受高薪现象，我们曾经看到的是跨党派的中立态度，英国工党大臣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的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态度：“对一些人富得流油毫不介怀”。1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保守党大臣卡罗琳·诺克丝（Caroline Nokes）所声称的立场，即任何人的薪水都不应该超过100万英镑。2

特蕾莎·梅（Theresa May）曾经承诺如果她成为首相，将严肃处理高管薪酬问题，上任后她也曾断断续续处理过这个问题。其中一项成果就是根据监管要求，超过250名雇员的英国上市公司必须公布其首席执行官与普通雇员之间的薪酬比例，并且提供合理解释。公司必须发布薪酬比例逐年变化的报告，并且报告要反映出全体员工的薪酬情况。

借助监管部门，政府也开始着手解决准公共部门比如大学和公立学校信托基金中的高薪问题，要求这些机构对超过15万英镑的高管薪酬做出合理解释。3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曾多次威胁要求大型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员工代表席位，让员工在高管薪酬问题上拥有直接发言权，同时也威胁要在公共部门、政府打算重新收归国有的公有事业部门以及承接政府合同的公司中强制实施薪酬上限（设置最高薪和最低薪的最大比例）。

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2017年1月的研究表明4，科尔宾先生提议的限薪计划得到了57%的民众支持。仅30%被调查的民众不支持政府限薪的想法，另外13%的民众表示不清楚。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中，也有47%的选民支持科尔宾先生的观点，仅有40%的选民表示反对。

立场更温和的工党议员也希望看到政府采取行动限制高薪。英国下议院商业特别委员会主席，前英格兰银行经济学家雷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表示，如果公司董事会和设定高管薪酬的薪酬委员会不能保持节制，政府则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薪酬措施。5她认为，高管薪酬过高损害了公众对公司的信任。如果首席执行官都乐呵呵地领着滚雪球似的奖金，而普通员工的薪酬却一直缩水，那就出大问题了。住宅业务开发商柿子公司（Persimmon）曾向首席执行官杰夫·费尔伯恩（Jeff Fairburn）支付高额奖金，但因忌惮民众因此对公司失去信任，董事会于2018年11月将杰夫·费尔伯恩开除。6

显而易见，高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本书的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围绕这个话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