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城市布局与交通网络的形成、特点

交通的发展，以交通路线的形成和沿线城市的出现为主要标志。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的形成与繁荣起着关键作用，比如说有了大运河以后，扬楚汴宋魏贝等沿岸城市便迅速崛起。长安至襄荆驿路形成以后，襄阳、江陵、岳州等城市就地位提高，发展加快。同时，国家为了地区开发、拓展疆域的需要，而在某些地区确立州治、军镇，又促进了交通路线的兴修，因而可以说城市的兴起，交通路线的兴修与否，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而城市的兴起反过来又能促进交通的发展。例如，长安至襄荆驿路的形成，主要就是因为长安在关中，自关中往东南部广大地区，需要一条全国性的交通路线，以维持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确保各种往来不断。交通与城市之间的这两种作用关系，在唐代都表现得比较典型。

开放型的城市布局决定着唐代水陆交通网络呈发散的格局。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有黄河、长江、淮河、运河等江运体系。从南北向看，大陆腹地，有以幽州、太原、魏州、长安、洛阳、成都、襄阳、洪州、扬州为中心的陆上驿道联通，绝大部分州都有“四至八到”，详载于《元和郡县图志》。南方多水地区还有水驿相通，皇甫冉《送裴员外往江南》诗“枫林萦楚塞，水驿到湓城”(14)，杨衡《送人流雷州》“地图经大庾，水驿过长沙”(15)，韩翃《送赵评事赴洪州使幕》“山河映湘竹，水驿带青枫”(16)都真实反映了唐代交通在南方的新发展及水路在交通中的重要性。所谓百川归海，这一体系的中心则是都城长安，正是它，把由此延伸出的名目繁多的水陆道路绾结起来，构成完整的交通体系，产生强大的发散功能，不但能保证政令、军令之畅通，有效控制各地区，保持其与中央的种种联系，促进其发展，而且正如《新唐书·百官志一》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条所说，经由驿路可以达于天下四方。《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载，贾耽所记唐边州入四夷道中最重要的七条，分别通往安东、高丽渤海、大同云中、回鹘、西域、天竺、南海，这些都是开放性的具体表现。

唐代疆域辽阔，《旧唐书·地理志序》谓唐境“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7)。当其盛时，视小勃律为唐之西门(18)，于葱岭亦置守捉。为了巩固辽阔的疆土，唐室比任何其他朝代都更积极致力于陆上交通的发展，使驿道成为“天下四方之所达”(19)。其结果，唐代驿道总里程远迈前代，馆驿总数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严耕望估计“全国驿道逾六万五千里”(20)，刘希为《隋唐交通》谓有六七万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认为，唐代交通干线至少有近五万里(21)。这几个数字，尚是据《通典》《唐六典》及其他唐代地理总志所载数据计算出来的干线驿程，仍有一些支线驿道及民间私路未计入。这些结果大致相近，且有根据。《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通典》卷三三《职官·乡官》、《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兵部驾部郎中条均谓唐代驿制为“凡三十里一驿”。开元、天宝间极盛之时，天下有驿“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22)。《玉海》卷一七二引《理道要诀》曰：天下有“驿千三百八十八”(23)，这则是杜佑编撰《通典》时唐德宗朝的数字，反映了唐代德宗朝，由于频年战乱和国力衰微，驿站数量有所减少的状况。至德以后，有的驿道因国土失陷、战乱失修、财力不支等原因而废弃。依严耕望划分的地理分区，河陇碛西、关内道北部及漠北、山剑滇黔、秦岭仇池等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有些地区却因政治、军事的需要而不断新修、改建、重建驿道、馆驿，如川陕间驿道中的褒斜道、骆谷道、子午谷道以及长安到朔方沿边军镇驿道，都有新修、改扩建。东南州郡间驿道也受到重视，间有增修，故中晚唐虽国势已衰，但交通总规模并未大减。

发展交通，政治因素居于首要位置，因为便利的交通是实施有效统治的首要条件。疆域越是辽阔，对交通越须重视。唐室定鼎关中，建立庞大帝国，就决定了发展起来的陆上交通网是以关陇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巨大扇形网络，关中远在西北内陆，因此，全国交通的侧重点反而在西北而不在东南，以首都为中心、方圆千里的畿辅之地交通最发达，驿道最多。史念海先生指出，由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道路共有十四条，都是宽直、平敞的驿道，置驿较密集。柳宗元就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24)《通典》卷七亦谓天宝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25)。以长安为中心，正西到岐州，西北至凉州，正北至丰、胜、中受降城，西南至梁州兴元府，正南至金州，东北至太原，正东至汴州，东南至襄阳，辐射出八条主要驿道，形成一个“米”字形的核心骨架，由此延伸至天下四方诸州。前述八个城市距长安均有千余里，道上驿馆亭店最密，驿的等第最高，维护最经常，正反映了“馆驿之制，千里尤重”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内重外轻的交通布局，离此中心越远，道路、馆驿就越兴废无常，其置驿与否，每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目云：“（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26)《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所载又不同，称为“参天至尊道”，云：“总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呼为参天至尊道。乃诏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等与共筹之，宜逐水草，量置邮驿总六十八（六之讹）所，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并请解作文奏人，拟为表疏，每岁贡貂皮以充赋。”(27)这条道路，就是根据唐初开拓经营北疆的政治需要而开凿的，自丰、灵、夏州道直通长安，耗费巨大。然而至德以后，吐蕃侵逼，道路阻隔，使臣商旅被迫改由高阙东行，绕道经天德、振武，取道太原，从驿路入长安，要远得多。原来的“参天可汗道”逐渐废弃，六十余驿，大部分荒废。这一史实，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唐通回纥三道》做了很好的考述。元和八年（813），因“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须经太原取驿路至阙下，及奏报到，已失事宜”，乃请“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28)。而据前文，所谓新馆，实际上是复置的废馆十一所，并非真正的新置，目的是“以通急驿”(29)，表明仍是一时之事，不是经久的交通建置。以上三条记载，讲述的都是为了战略防御和同北方少数民族通和，维持民族交往，政府乃修路置驿。有时，因战争原因，使得原来的漕运路线受阻，也必须临时置驿。如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叛，遣将占据邓州南路，断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30)。被迫在商州上津县另外开辟一条山路，以通使命。唐后期道路的兴修、复修，其原因殆同于此。道路兴废，要视政治、军事上需要与否而定。也正是因为这点，凡大州剧郡、王畿重地，往往驿多馆少，边州偏郡、小郡则馆多驿少（因为驿的等第比馆高，交通工具准备、人员接待的费用大），荒驿、僻驿残破不堪的景象随处可见，还常成为唐人笔下的题材。

以下再叙说唐时南北交通之大势。

在陆路交通未能达到高度发达之前，南北中国为长江所阻。黄河、长江、珠江诸流域，为秦岭、伏牛、桐柏、大别诸大山脉阻断，使之不能声气相通。三条大河均为东西流向，冲破重重险阻，自西向东奔流，每一流域处于同一纬度位置，气候要素（如温度、湿度）及自然环境类似，民风民俗近似。这样，东西向的沟通反比南北为容易，所以风俗民情也更为接近。河流流贯只利于东西向的物资、人员交通，而不能贯通南北，将不同气候区、作物带联结起来。这种东西通贯南北阻绝为大山大河所限的局面，在唐以前一直未打破，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南方政权恃长江天险偏安一隅，北方则为此天堑所隔，自北方游牧政权挤压过来的强势攻击，至此每被阻于长江或淮河一线。政治上的南北对立既不利于整体发展，也造成南北文化上的种种隔阂与差异。南北殊俗，职此之故。梁启超指出：“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则能连寒温热三带之地而一贯之，使种种之气候，种种之物产，种种之人情，互相调和，而利害不至于冲突。河流之向东西者反是，所经之区，同一气候，同一物产，同一人情。故此河流与彼河流之间，往往各为风气。故在美国则东西异尚，美国之河皆自北而南，而常能均调；在中国则南北殊趋，中国之河皆自西而东，而间起冲突，于一统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统者存，皆此之由。”故“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31)。此等宏论，尤具卓识。依此论观之，隋唐一统最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开辟了大运河，连通河渭江淮几大水系，又大力发展陆路交通。至唐中叶，经百余年努力，终于开凿了众多驿道，渐次形成南北沟通的中、东、西三大孔道：西线由关中翻越陇蜀大山，经秦岭诸谷道，或循嘉陵江入蜀；东线经长安至汴州道，走水路，由河南东部逾淮、汴，或由庐州通二京的驿路东下西上；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经蓝田—武关道，或由河洛西南行，经洛阳至襄邓，皆可达荆潭岭外，或循汉水至长江中游地区。这些孔道，自北而南，都能沟通南北东西几个气候带、农业区。以凤翔—长安—洛阳—汴州—扬州为中轴线，联结一系列南北向延展的驿道：

西线的绾结点在凤翔。由凤翔西北，可至河西、陇右，通鄯州、凉州、西州。经陇州，可转至灵盐朔方诸镇。由凤翔南行，至褒城、西县入蜀，可远通成都、大理，这是著名的凤翔—褒斜道，即《通典》所记的散关—凤兴汉中道，一般简称凤褒道。此道在唐前期置驿，在川陕诸驿道中是唯一的官道。

西部的第二个绾结点在长安。由此北至灵盐邠银丰胜诸州，乃至河上三受降城、漠北，东北至同州、蒲州、太原。由太行山诸谷，通河北大郡相魏镇贝幽诸州；由此道东南行，是著名的蓝田—武关道，唐诗中的商於路、商山道，直达襄荆、鄂岳、潭衡郴韶桂诸州乃至岭南五管。由襄、鄂二州顺流而下，可至江西、两浙、闽中。溯流而上，则至黔中、巴蜀；反之，从巴蜀、湘岭南，均可循襄荆驿路，入武关、蓝田，再至京师。就唐代陆路交通而言，此道行旅最盛，在南北交通、南北文化交流方面所起作用最大，迁谪、科举、赴任、避难的人员极多。

过陕州、潼关后，第三个绾结点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由此西至长安、河西、陇右，北至河北平原列郡，略西北经潞州上党郡，至太原、雁门、云中。东至徐州、兖州。微西南过龙门驿、白沙馆，循洛阳—襄州驿路，可达襄阳、鄂州，又汇入南北交通的大潮中，正东至河南道东部诸州乃至淮南、江南道。

第四个绾结点在汴州。汴州北通河北、山东，东南舟行，沿淮汴至淮南、江南，直通扬润苏湖等经济文化繁荣区。汴州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可沟通的地方的多少，而在于它处在两京道与江南州郡的转折点上。太原为通北部的军政要塞，汴州则是通南方的交通枢纽，所以唐中后期二城并称，号“并汴大镇”，分量极重，节度使的任命十分慎重，从不轻易授予。唐宣宗朝，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求同平章事，领汴州宣武军。宰相周墀就坚决反对，说言天下大镇如并汴的没有几个，不可轻授，表明汴州的重要性。运河上的行旅之盛，人所共知，不但淮南、江南、江西、闽中经运河可至两京，就是巴蜀、江西、湖南、岭南等南方诸道，也有相当多的文人辗转至此，一番宦游之后再入京。唐中后期，运河成了连接南北的主要通路。《通典》卷一七七洛州河阴县条引《坤元录》云，运河“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32)。至中唐，更为重要。《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阴县汴渠条：“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33)此后，来自北方的文人，慕于江南风景之胜，文化的发达，每每作下第之游。或因奉使、遣调、游幕而得以往来其间。凡此众多行旅，都得经过汴州、扬州。扬州是东西八道的总汇，汴州则又汇入一些北方文人、商客。

上述诸道，部分为东北—西南走向，长安—西域、蓝田—武关道及汴州—扬州运道三条动脉则是西北—东南走向的，总的走向是南北。而河流却是东西向的居多，水陆交汇，则全国交通网络基本上做到了南北东西贯通，达到了综合平衡。这对经济文化的繁荣、政治的稳定，起到的作用很大。比如唐前期，中原与西域、中亚交流频繁，长安至安西四镇沿线城市因此而崛起。张籍《凉州词》：“无数铃声摇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34)诗句生动表现了这种东西交通之盛。此时，东部的河南、河北与中央所在的关陇地区的联系比其他地区都要紧密。漕粮主要取自黄河中下游地区，整个两河州郡，其次才兼取江南地区。前面说过，天宝时，北方的十万户郡比南方多，两河民户占全国三分之一，是全国人口的重心，也是经济的重心。唐玄宗就说：“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35)沈亚之也称：“昔户部其在开元，最为治平，当时西有甘、凉六府（指甘、凉、肃、瓜、伊、沙）之饶，东有两河之赋。”(36)据《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开元后期，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三岁运米七百万石入关，主要取自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等北方州郡，而非江淮。江淮漕米皆输河阴仓，听候调用，不入关。有时米足，乃令“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37)。开元二十五年后，崔希逸为转运使，岁运米百八十万石，所运乃河南北租米，取租米地区略同于裴耀卿。当时，河北平原盛产蚕桑，《东城老父传》载，张说镇幽州，“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冀州傭调缯布……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38)。这些材料说明，北方经济地位在唐前期确实要高于南方。从经济上说，北方的交通要比南方重要，而东西交通又要比南北交通重要。

然而至武周时期，南北经济交流就日益重要起来。仪凤中，吐蕃、契丹严重威胁西北、东北边塞，朝廷就调集大量江淮租赋，转运至幽州及西北沿边。汴州、河阴、陕州等地，舳舻万艘，民夫云集。武则天为讨伐西南蛮獠，巩固河陇边防，尝取蜀中“天府之藏”，自蜀中运抵河陇，以供应西北军需，大治邮驿(39)。同时，江淮所造布帛兵器亦通过运河北运至贝、魏等大郡。《唐会要》卷八七《漕运》载：开元“二十八年九月，魏州刺史卢晖开通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桥。夹州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40)。贝州清河郡有一个巨大的军备仓库，当时称为“清河北库”或“天下北库”，乃武后讨默啜时所建，库中贮有数额巨大的布帛钱粮兵器，目的是以备北军。至德元载安史之乱初起时，库中尚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大部分取自江淮(41)。而据《安禄山事迹》卷中，不但清河有北库，河北列郡都有甲仗钱粮库。禄山南侵，破灭州县，库中甲仗皆朽不可执。可以推知，其中必节节贮有大量江淮租赋以备战争或灾荒。从两《唐书》《太平广记》及其他唐代笔记、野史记载看，初盛唐时文人为官、奉使、漫游、访友、拜师，种种公私行役，均不限南北，这些事实说明了唐前期交通全面、均衡的发展。

尽管从政治、经济上看，此时东西交通比南北发达，但文化交流却无有南北东西轻重厚薄之分，而且越到后来，南北交通就越重要，并盖过了东西交通。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破坏了唐代交通体系均衡开放的格局，使之变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交通为主，东北—西南为辅，南北交通为主，东西交通为辅，这样一个倾斜格局。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河陇等西北边防军精锐内调。肃、代宗朝以来，吐蕃遂乘虚袭取河陇以致安西、北庭，唐室失去了可倚重的一大战略区。随着辽阔的西北内陆没蕃，战略态势遂由进取一变为退缩，边境大幅度内移。此种耻辱，成为中晚唐人心中的一段痛史，白居易新乐府《西凉伎》以形象的语言概括曰：“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42)元稹《西凉伎》曰：“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行，其就盈故矣。”(43)沈亚之亦谓：“以安西至于泾陇一万三千里，其间严关重阻，皆为戎有……王畿界戎无五百里。”(44)“陇泾盐灵，皆列为极塞，而陇益为国路。”(45)吐蕃、回纥骑兵一日一夜可达效畿，“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为边郡，斥候近郊镇要害”(46)。再次出现了类似于汉唐之初，匈奴、突厥威胁长安，“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47)的景象，作为都城，长安已面临迁都的命运。在失去了西北屏蔽之后，千年古都的历史命运将终结。代宗幸陕，为鱼朝恩所挟制，几欲迁都洛阳。五代宋初，都城东移，由洛阳而汴州，西边的川陕诸驿道，通西域、通漠北诸道，纷纷废弃。车马纷纷的两京道既绝去了往日的尘嚣，而“夜亦有人行”的名利之路——著名的蓝田—武关道，即唐诗中的商山道，亦沦为小道，襄阳、荆州的重要性顿失，一切都无复昔时之盛，以至宋人想来，当时的唐代举子千里迢迢从南方赴京师应举，简直像一个杳不可及的梦，真是良可叹惋。至晚唐时，此种衰势已露端倪。都城长安孤悬于西北，钱粮的运输，官员的铨选、考试、赴任、回朝的奔波，都显得日益艰难。对许多东南文人而言，这条路本已显僻远，不畏劳累，远赴京师，完全是出于其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巨大吸引力，否则就不可想象了。湖南长沙文士刘蜕，咸通中赴京师应举，往返旅程，花去了一年中的十一个月，仅留一个月在家中温习举业。像他这样，情非得已，西游京师者至唐亡不绝。一旦由京师沦为天下一州，则此种凝聚力顿失，文物衣冠，皆作古丘。

历史在发展，经济情况在变化，政治军事形势也在不断变化，长安这个千年古都的种种失落，是无可挽回的。谭其骧先生曾说：“五代以后，黄河流域益形衰落，江南的经济地位和河朔的军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的内部便不再是东西对峙的问题，变成了南北争胜之局。主要的外患也不再来自西北，改为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从而长安又丧失了它在军事上的制内御外作用，所以首都一经撤离，就再也不可能搬回来了。”(48)对于上述历史变化，清人曾做过朴素的解释，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长安地气条、凌扬操《蠡勺编》卷一三唐都会盛衰条，都较早地指出了如前所说的安史之乱以后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但都归结为地气东移，说服力不够，不及谭老所说精辟深刻。

此外，中唐以来，河北方镇拥兵自重，不上贡赋，官吏自命。三镇既不为唐有，淄青、淮西、昭义、兴元等方镇一段时间也效“河朔故事”，行“河朔事体”，这样，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曾与唐室对立，联系曾被削弱，遭割裂，文化上正如陈寅恪所说，河北沦为一戎区，淮西、淄青则“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49)。河南道许多州县民风犷厉，陈、楚一带，农民也十分骁锐，凶悍难治，山棚、劫匪出没无常。这些事实无不表明，北方广大地区与中央的联系空前疏淡起来，中央王朝政权对北方各地的统摄作用大不如前。唐室失去了西北、河北两大战略区，只好紧紧依靠河东、剑南、山南、淮南、江南、岭南，通过太原—幽、魏、镇路与河北联系，通过凤翔—兴元—成都与汉中巴蜀、滇黔联系。唐后期，起作用的是以下三个方向的交通线：

东北—西南走向：幽州—镇魏—太原—长安—岐州（凤翔）—兴元—成都—大理。

南北走向：泾陇邠灵盐宥振武—长安—荆襄—岳潭衡郴韶或衡道永桂线；幽州—魏镇—汴洛—襄荆线。

西北—东南走向：长安—洛汴—楚扬—苏润杭湖常—洪州—岭南线。

由于东南八道在唐后期经济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上述三个方向的交通，又以第三道为主，其次是蓝田—武关道。唐后期百余年，南北交通主要由此二道承担，交通繁忙的地区主要在中东部而非西部。这是一种相对倾斜、收缩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