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查理五世相信“中国根”

1545年冬天，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正遭受人生第11次痛风的侵袭。[1]2月9日，英国驻荷兰大使沃顿（Nicholas Wotton，1497—1567）觐见查理五世，发现这位叱咤风云的欧洲政治强人状态非常糟糕：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脚放在另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用毛巾包着一只胳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2]

2月10日，查理五世决定服用一种名为“中国根”的新药。服药不到两个月，他便恢复健康。原本颓丧地躲在比利时宫廷不愿见人的君主站立起来，重现优雅的姿态。他的服药决定是影响近代早期东西方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让查理五世重振威风的药物是一种来自中国菝葜类植物的根块，它的英文名是China Root，拉丁文为Radix China。该药最早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常用的葡萄牙名是Raiz dos Chinas。当时欧洲的“中国根”主要由印度进口，因而欧洲人又称之为“Wood of Inde（印度木）”。[3]受惠于“中国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颁发药物许可证，使之进入正规流通渠道。[4]当时被誉为“神木”的“中国根”一度风靡欧洲，由此引发了巨大商机。在16—17世纪来往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货船上，“中国根”是必备的商品。[5]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史”“海洋史”研究的兴起，海内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中这项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国根”在欧洲大陆长达四个世纪的流传和广泛使用，纷纷展开研究。[6]2022年最新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16世纪欧洲医学简史》便将“中国根”列为16世纪进入欧洲的两大新药之一，[7]“中国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医学史书写的显要位置上。只是，部分研究者的视野多聚焦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范围。作为大航海时代欧亚贸易的产物，学者们分别从贸易、文化交流与医药传播的角度展开探讨，采信的史料多依据16世纪以来的商人、旅行者以及外派东方的欧洲医生撰写的游记、考察东方香药的医学报道，以及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这样的研究关切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将一个医药交流事件放置在长时段跨区域的世界历史范畴内考察，可以突破医药史或是技术史的狭窄框架，通过贸易数字的统计与分析，考察“中国根”在欧洲所呈现的物质文化形态，并论证“中国根”在欧洲盛行的史实，勾勒出药物全球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然而，仅凭货物数字就想阐释欧洲科学家、政治权贵和民间社会对“中国根”的不同认知，难免显得单薄而无说服力。比如，所有的研究者都从既往的史料中发现，“中国根”并不是历史传说中治疗梅毒的良药，17世纪之后的欧洲医生就弃之不用，来自美洲的愈创木才是对付梅毒的“神木”（Holy Wood）。[8]那么，为什么“中国根”的社会影响会经久不衰呢？

若要分析“中国根”的神药形象是如何构建的，需要将眼光回到欧洲本土，从同时代欧洲医生的文献中寻找“中国根”使用的痕迹，考察医生认识、处理“中国根”的方法和态度，考察这款异域新药是否对欧洲医学知识的科学化转型产生过影响，以此发掘“中国根”的盛行与欧洲知识革命和科学方法论创建的相关度。本文将欧洲第一部以“中国根”命名的科学著作《中国根书简》（Radicis Chynæ，1546）和葡萄牙名医的《医药百章》（Curationum Medicinalium Centuriæ Septem，1551）为研究对象，并参照同期阿拉伯医师的处方和中国医家的医方、医案和本草著作，尝试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两个问题：一、从知识考古角度，探究16世纪欧洲医学界对“中国根”的认识和使用方法；二、从 《中国根书简》作者的写作动机分析，他为何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由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尝试从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并通过学术语言完成方法论的建构，同时考察在此关键时刻进入欧洲的“中国根”，在欧洲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转型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